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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高晞｜历史洪流中的理想主义者：颜福庆的医学人生与时代画像</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3993568</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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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4:02:06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56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2367697_EGsE52_1788742368027.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589"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颜福庆传（增订本）》，钱益民、颜志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412页， 118.00元&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我正在担任一家拼命挣扎的医学院院长，我发现这既充满刺激又充满挑战；当一家医学院没有什么额外的外部资源可以争取，内部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互内耗的时候，当所有教职员都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被对待，那么所有教职员的精力都将集中在医学院的前途和命运上，而不是放在个人福利上。&lt;/span&gt;&lt;/p&gt;&lt;p&gt;这段文字选自1935年《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尽管开头的语句隐约透露出当时的艰难与不易，但从字里行间，仍能深切体会到作者内心坚守的信念与明确的目标——医生要专注于医学院的前途，而非个人的福利。&lt;/p&gt;&lt;p&gt;文章的作者是著名医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颜福庆（1882—1970）。那年他五十三岁，正值人生与事业的黄金时期，踌躇满志。距那时三年前，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改组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聘请颜福庆为院长。当时，医学院的新校舍和上海市最大、最先进的中山医院正处于紧张的建筑之中，他梦寐以求的“上海医事中心”蓝图即将成为现实。此前一年，他被民国教育部聘请担任第三届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主持全国医学教育改革。该届委员会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一、医学、护士及助产学校之统计；二、课程标准及教材大纲；三、师资进修奖学金；四、编辑及发行；五、修订表册；六、视察；七、搜存书籍&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见《第三届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十四年工作报告》）&lt;/span&gt;。同年，颜福庆又被聘为民国政府中央医院调查委员会委员。&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86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6575668_rm3nHD_178869658610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7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颜福庆的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照，原件藏耶鲁大学图书馆。&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18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4651015_bjjaCP_178869467130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32年8月医学院从国立中央大学划出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颜福庆担任院长。此为当时教育部出具的训令。&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医疗资源匮乏、财政经费短缺、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落后、医学院校师资与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医学教育标准与医院管理体制亟待规范的转折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医疗卫生现状，国民政府正式从国家层面启动全国医学教育的标准化与医院的规范化建制工作。在此背景下，作为彼时最具影响力的医界领袖之一，颜福庆应邀参与了诸多国家层面的医疗卫生决策。无论是在践行其个人宏大的医学理想，还是在构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宏伟工程中，面对艰难而漫长的历史征途，颜福庆均倾注了毕生热忱，并将其贯穿于生命始终。&lt;/p&gt;&lt;p&gt;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发展史的标志性人物，颜福庆身上镌刻着诸多时代标签：&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0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首批由中国本土现代医学校培养的西医学生；&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09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从耶鲁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14年出任由耶鲁大学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学校校长；&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15年与伍连德等二十一位华人医生共同创建“中华医学会”，并出任首任会长。他起草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大声呼吁要“维护医生的荣誉与尊严”；&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26年提出国民政府应设立卫生部的建议，并起草了卫生部机构草案，该草案的构思最终被民国卫生部采纳；&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27年创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并受聘为医学院院长，成为国立医学教育重镇；&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28年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创建“吴淞卫生公所”，成为中国第一家农村卫生实验区，这是乡村卫生建设的早期探索；&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34年出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37年主持创建上海中山医院和上海医事中心；&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37年抗战爆发，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38年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卫生署署长，全面负责战时的国家医疗卫生事业；&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50年以副主任委员身份参加“上海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lt;/span&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4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4388464_jrWWQr_1788694425300.jpe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5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07年颜福庆与耶鲁大学医学院1909届同学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人为颜福庆。&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由颜福庆生平诸多节点所构筑的历史图景，实质上浓缩并践行了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医学现代化史：西医传入与本土西医精英的崛起，现代医学教育体制的本土化尝试，医学专业共同体的构建与学术自主，国家卫生行政体制的设计与推进，国家医学教育标准的探索与决策，约翰·霍普金斯模式的中国实践，战时人道主义救助，以及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卫生与医疗。由钱益民教授等所著的《颜福庆传》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底，不仅为颜福庆立传，更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制度从无到有、艰难崛起的宏大历史，绘制了一幅极具学术深度的“时代画像”。&lt;/p&gt;&lt;p&gt;透视其个体生命在跨时代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抉择与建制化贡献，是追寻近代中国医学转型逻辑的一个重要路径，在宏观历史叙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与学术立论意义。《颜福庆传》初版于2007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建校八十周年时发行。在复旦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钱益民对书中的章节进行了深度拓展与重新阐释。新版不仅增加了六万余字和二十二幅珍贵历史图片，更使之从最初的人物传记，蜕变为一部厚重的人物研究学术专著。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呈现出三个尤为深刻的核心切面。&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lt;strong&gt;现代医院生存的经济账&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1935年，颜福庆被医学教育委员会委以重任，写下了《中国医学院校和医院的经济》一文。在文中，他替国民政府精细地计算了创建一所医院最低需要多少经费，以及维持一家高质量的医院需要给医生发放多少工资。1923年，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曾确定维持一家质量上乘医院的最低预算是五十万墨币；1935年教育部通过的医学院开办费是七十四万墨币，医学专科学校的开办费是三十万墨币。然而，当时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未能达到这个标准。颜福庆说：“我是医院管理者，尤其是我与那些苦苦挣扎的医学院有很多联系。”因此，他要替医学院直言。他批评了他的前雇主、资助他建校的金主——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其将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工资定得过高，致使中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缺乏吸引力，无法聘请到优质教授，也留不住成熟的老师。&lt;/p&gt;&lt;p&gt;比如当年协和医学院的华人药理学家陈克恢，他在协和期间与同事合作展开对传统中药的研究，并在当归和麻黄的提取研究项目上获得成功，轰动国际药理学界。然而，陈克恢因年资不足和发表论文未达标，未能在协和获得晋升，遂萌生去意。颜福庆得知后，试图聘请他来上医主持药学院工作，但上医提供的四千八百元年薪和副教授待遇对陈克恢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为此，颜福庆提出要将医学院校的经费调节到国家能够承担的水平，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医社负责人顾临暗示，应当将协和的薪水降下来。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顾临的认同。&lt;/p&gt;&lt;p&gt;在以往的教会医院或近现代建院史研究中，国内学者要么流于宏大的叙事，要么热衷于描绘医生医术高超、病人感恩免费救治的和谐生态，极少有专家真正涉足医院史中实质性的经济与资产管理问题。然而，诸如此类的研究，是无法真正搭建起一所现实中的医院的。&lt;/p&gt;&lt;p&gt;《颜福庆传》中令人敬佩的视角，就在于作者极有耐心地去清理并核算学校与医院的资产结构。书中引入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校史档案馆中泛黄的《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通过多方互证的原始档案，为中国由传统诊疗向近代医学的转型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经济账。&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3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5247456_3kSDd2_1788695280850.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9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钱益民在书里列举了精确到“角、分”的账目细节：从高官孔祥熙、宋子文的数万元巨额拨汇，到普通市民的零散捐款，每一笔都登记在册。更具历史穿透力的是，作者在早期财务凭证中发掘出了颜福庆亲笔签字的报销单——他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募款时，邮资是多少、买胶水花了几分钱，甚至因为写错字作废的一张信纸，都从自己的薪水里扣除。&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2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5225621_6bMEsf_1788695321480.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5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种账本层面的史料，比任何空洞的“廉洁奉公”等形容词都更有力量。钱益民甚至披露了颜福庆在董事会会议纪要中留下的记录：他为了维持“医者清流”的独立性，力排众议，坚决拒绝了上海滩青帮大亨沾染烟赌的“不义之财”；为了防止医院沦为洋商敛财的买办工具，他果断开具支票，退还了带有排他性采购回扣条件的洋行定金。西式医院的资金运作与管理，正是近代西医传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903"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5411140_Aa4tBh_1788695411359.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37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宋太夫人倪桂珍丧仪移助中山医院基金的几笔记录，来自《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1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5260792_b5CKDH_1788695299606.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5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lt;strong&gt;医学精英的平民关怀&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颜福庆出身于上海的基督教家庭，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他回国后的实践却经历了彻底的本土化蜕变。他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传染病横行、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言，多培养几个能做高难度手术的临床医生固然重要，但打造一个能够覆盖广大民众的预防医学体系，才是拯救中国民众的根本。他极力反对医生私人开业，要求医学生必须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乡村和人群。他曾亲自创办“吴淞卫生模范区”，组织医学生下乡建立公厕、进行防疫宣传和健康体检，把现代医学的种子播撒在最基层。他极力主张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当时国力孱弱、民众经济能力低微，只有通过环境卫生、疫苗接种、妇幼保健等预防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节省国家和家庭的医疗费用，达到广济群生的目的。&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9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4298785_bCPhZw_1788694318424.jpe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99"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吴淞卫生模范区成立合影&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颜福庆提倡公医制。公医制的核心是以国家或公立组织的力量来提供医疗服务。他主张组成“合乎于中国特殊需要的医疗组织”，使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民众，不论贫富，都能获得经济、有效的医治。&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lt;strong&gt;捕捉历史洪流中的华人身影：自主制度的建构者&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在既往的近现代医学史叙事中，由于多依赖公开发表的英文医学报告，历史的视野往往聚焦在外国医生是如何努力克服困难、为西医知识“本土化”而奋斗的。在这种西方视野的遮蔽下，华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贡献长期被无视，医生的名字都淹没在浩瀚的档案中。&lt;/p&gt;&lt;p&gt;钱益民的《颜福庆传》则彻底把历史的聚光灯打在了华人自己身上。他展现了颜福庆作为一个拥有极强执行力的“制度工程师”，如何打破外国人垄断高等教育的局面。从1914年的湘雅，到1927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再到枫林桥医学中心（中山医院）的崛起，颜福庆在各方政治势力、地方军阀与海外基金会之间多方周旋。他坚持学校的“国立”属性，坚持行政、经济、教学主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华人手里。钱益民用大量的会议记录与中英文书信证明，华人不是被动接受施舍的“助手”，而是近代跨文化传播中自主建立现代科学制度的“拓荒者”。&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7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6680880_DeQQmp_178869669460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中山医院设计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颜福庆传》最值得重点推荐的，是书中所展现的史料的厚度、广度与深度。一部优秀的传记，其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与丰富性。颜福庆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其足迹遍及上海、长沙、北京以及美国耶鲁、英国利物浦等地。为了还原他的历史面貌，作者进行了令人惊叹的史料搜集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lt;/p&gt;&lt;p&gt;一是海外档案的调阅，深入挖掘了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的原始档案、湘雅医学院早期的英文通信与报告。二是国内文献的爬梳，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内政部卫生署档案、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建校档案，以及当时的报刊杂志（如《博医会报》和《中华医学杂志》等）。三是口述历史的抢救，访问了颜福庆的后裔（如颜志渊等）、他的学生以及历史见证人，获得了大量一手口述资料。&lt;/p&gt;&lt;p&gt;这些珍贵史料的互证，使得书中的每一个历史节点——无论是湘雅的创立、中山医院的筹建，还是战时卫生勤务的组织——都拥有了坚实的文献支撑，彻底告别了过去某些人物传记流于坊间传闻或文学演义的弊病。&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13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6520619_GkWsNH_178869653012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40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颜福庆（右二）与宋庆龄（左四）&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阅读这部传记，同时对照现实，由此形成了若干粗浅的想法。&lt;/p&gt;&lt;p&gt;首先，它能使我们重温“医德”与“医学人文”的本质。在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和商业化大行其道的当代医疗体系中，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学似乎正在逐渐失去其温情的人文内核。颜福庆在一个世纪前喊出的“医学是福利事业而非商贾行为”，在今天依然是一剂清醒剂。他提醒全体医疗从业者与政策制定者，医学的起点和终点都应当是“人”，而非“利润”或“论文”。&lt;/p&gt;&lt;p&gt;其次，颜福庆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具有超前的预见性。在经历了近年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后，全社会都深刻意识到了“预防为主、公卫先行”的重要性。回顾颜福庆在民国时期的实践——他在上海高桥镇建立的农村卫生示范区，他在城市开展的传染病普查与接种——都是现代公共卫生网格化管理的雏形。他的思想证明，一个国家的医学实力，不仅要看它能治好多少疑难杂症，更要看它能让多少普通人免于走进医院。&lt;/p&gt;&lt;p&gt;最后，这是对大学精神与大师之风的呼唤。颜福庆创办上医和湘雅时，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但他通过制度建设与人格魅力吸引了全中国最顶尖的头脑。他的治校理念、对教学质量近乎严苛的追求，至今仍是高等教育界应当效仿的典范。颜福庆既盖了现代化的“大楼”，更培养了无数的“大师”。1956年全国一级教授评选，上海第一医学院有十六位教授榜上有名，其中有五位一级教授是由本校自行培养。那年这所学校才创办二十九年，当年的青年学子此后均已成为中国医学事业各个学科的开创者和领头人，源源不断地培养着医学人才，这就是颜福庆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5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4582914_fBK8cK_178869460795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5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师生合影（二排左六为颜福庆）&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医学知识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究竟该如何解析，依然有无数种路径。钱益民教授的《颜福庆传》，通过对英文信、募款账本、防疫图表、交代材料等极为具体的史料编织，脱离了普通故事书的演义范畴，客观地描绘了一位医学大师的理想、信念、思想与行动，让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看到那位身材消瘦、目光坚毅的老人，如何用一生的坎坷与执着，为今天的我们留下至今仍在运转并惠及千家万户的医学遗产。&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56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2367697_EGsE52_1788742368027.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589"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颜福庆传（增订本）》，钱益民、颜志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412页， 118.00元&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我正在担任一家拼命挣扎的医学院院长，我发现这既充满刺激又充满挑战；当一家医学院没有什么额外的外部资源可以争取，内部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互内耗的时候，当所有教职员都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被对待，那么所有教职员的精力都将集中在医学院的前途和命运上，而不是放在个人福利上。&lt;/span&gt;&lt;/p&gt;&lt;p&gt;这段文字选自1935年《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尽管开头的语句隐约透露出当时的艰难与不易，但从字里行间，仍能深切体会到作者内心坚守的信念与明确的目标——医生要专注于医学院的前途，而非个人的福利。&lt;/p&gt;&lt;p&gt;文章的作者是著名医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颜福庆（1882—1970）。那年他五十三岁，正值人生与事业的黄金时期，踌躇满志。距那时三年前，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改组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聘请颜福庆为院长。当时，医学院的新校舍和上海市最大、最先进的中山医院正处于紧张的建筑之中，他梦寐以求的“上海医事中心”蓝图即将成为现实。此前一年，他被民国教育部聘请担任第三届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主持全国医学教育改革。该届委员会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一、医学、护士及助产学校之统计；二、课程标准及教材大纲；三、师资进修奖学金；四、编辑及发行；五、修订表册；六、视察；七、搜存书籍&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见《第三届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十四年工作报告》）&lt;/span&gt;。同年，颜福庆又被聘为民国政府中央医院调查委员会委员。&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86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6575668_rm3nHD_178869658610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7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颜福庆的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照，原件藏耶鲁大学图书馆。&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18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4651015_bjjaCP_178869467130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32年8月医学院从国立中央大学划出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颜福庆担任院长。此为当时教育部出具的训令。&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医疗资源匮乏、财政经费短缺、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落后、医学院校师资与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医学教育标准与医院管理体制亟待规范的转折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医疗卫生现状，国民政府正式从国家层面启动全国医学教育的标准化与医院的规范化建制工作。在此背景下，作为彼时最具影响力的医界领袖之一，颜福庆应邀参与了诸多国家层面的医疗卫生决策。无论是在践行其个人宏大的医学理想，还是在构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宏伟工程中，面对艰难而漫长的历史征途，颜福庆均倾注了毕生热忱，并将其贯穿于生命始终。&lt;/p&gt;&lt;p&gt;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发展史的标志性人物，颜福庆身上镌刻着诸多时代标签：&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0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首批由中国本土现代医学校培养的西医学生；&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09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从耶鲁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14年出任由耶鲁大学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学校校长；&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15年与伍连德等二十一位华人医生共同创建“中华医学会”，并出任首任会长。他起草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大声呼吁要“维护医生的荣誉与尊严”；&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26年提出国民政府应设立卫生部的建议，并起草了卫生部机构草案，该草案的构思最终被民国卫生部采纳；&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27年创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并受聘为医学院院长，成为国立医学教育重镇；&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28年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创建“吴淞卫生公所”，成为中国第一家农村卫生实验区，这是乡村卫生建设的早期探索；&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34年出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37年主持创建上海中山医院和上海医事中心；&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37年抗战爆发，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38年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卫生署署长，全面负责战时的国家医疗卫生事业；&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1950年以副主任委员身份参加“上海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lt;/span&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4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4388464_jrWWQr_1788694425300.jpe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5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07年颜福庆与耶鲁大学医学院1909届同学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人为颜福庆。&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由颜福庆生平诸多节点所构筑的历史图景，实质上浓缩并践行了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医学现代化史：西医传入与本土西医精英的崛起，现代医学教育体制的本土化尝试，医学专业共同体的构建与学术自主，国家卫生行政体制的设计与推进，国家医学教育标准的探索与决策，约翰·霍普金斯模式的中国实践，战时人道主义救助，以及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卫生与医疗。由钱益民教授等所著的《颜福庆传》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底，不仅为颜福庆立传，更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制度从无到有、艰难崛起的宏大历史，绘制了一幅极具学术深度的“时代画像”。&lt;/p&gt;&lt;p&gt;透视其个体生命在跨时代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抉择与建制化贡献，是追寻近代中国医学转型逻辑的一个重要路径，在宏观历史叙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与学术立论意义。《颜福庆传》初版于2007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建校八十周年时发行。在复旦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钱益民对书中的章节进行了深度拓展与重新阐释。新版不仅增加了六万余字和二十二幅珍贵历史图片，更使之从最初的人物传记，蜕变为一部厚重的人物研究学术专著。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呈现出三个尤为深刻的核心切面。&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lt;strong&gt;现代医院生存的经济账&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1935年，颜福庆被医学教育委员会委以重任，写下了《中国医学院校和医院的经济》一文。在文中，他替国民政府精细地计算了创建一所医院最低需要多少经费，以及维持一家高质量的医院需要给医生发放多少工资。1923年，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曾确定维持一家质量上乘医院的最低预算是五十万墨币；1935年教育部通过的医学院开办费是七十四万墨币，医学专科学校的开办费是三十万墨币。然而，当时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未能达到这个标准。颜福庆说：“我是医院管理者，尤其是我与那些苦苦挣扎的医学院有很多联系。”因此，他要替医学院直言。他批评了他的前雇主、资助他建校的金主——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其将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工资定得过高，致使中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缺乏吸引力，无法聘请到优质教授，也留不住成熟的老师。&lt;/p&gt;&lt;p&gt;比如当年协和医学院的华人药理学家陈克恢，他在协和期间与同事合作展开对传统中药的研究，并在当归和麻黄的提取研究项目上获得成功，轰动国际药理学界。然而，陈克恢因年资不足和发表论文未达标，未能在协和获得晋升，遂萌生去意。颜福庆得知后，试图聘请他来上医主持药学院工作，但上医提供的四千八百元年薪和副教授待遇对陈克恢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为此，颜福庆提出要将医学院校的经费调节到国家能够承担的水平，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医社负责人顾临暗示，应当将协和的薪水降下来。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顾临的认同。&lt;/p&gt;&lt;p&gt;在以往的教会医院或近现代建院史研究中，国内学者要么流于宏大的叙事，要么热衷于描绘医生医术高超、病人感恩免费救治的和谐生态，极少有专家真正涉足医院史中实质性的经济与资产管理问题。然而，诸如此类的研究，是无法真正搭建起一所现实中的医院的。&lt;/p&gt;&lt;p&gt;《颜福庆传》中令人敬佩的视角，就在于作者极有耐心地去清理并核算学校与医院的资产结构。书中引入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校史档案馆中泛黄的《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通过多方互证的原始档案，为中国由传统诊疗向近代医学的转型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经济账。&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3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5247456_3kSDd2_1788695280850.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9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钱益民在书里列举了精确到“角、分”的账目细节：从高官孔祥熙、宋子文的数万元巨额拨汇，到普通市民的零散捐款，每一笔都登记在册。更具历史穿透力的是，作者在早期财务凭证中发掘出了颜福庆亲笔签字的报销单——他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募款时，邮资是多少、买胶水花了几分钱，甚至因为写错字作废的一张信纸，都从自己的薪水里扣除。&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2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5225621_6bMEsf_1788695321480.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5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种账本层面的史料，比任何空洞的“廉洁奉公”等形容词都更有力量。钱益民甚至披露了颜福庆在董事会会议纪要中留下的记录：他为了维持“医者清流”的独立性，力排众议，坚决拒绝了上海滩青帮大亨沾染烟赌的“不义之财”；为了防止医院沦为洋商敛财的买办工具，他果断开具支票，退还了带有排他性采购回扣条件的洋行定金。西式医院的资金运作与管理，正是近代西医传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903"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5411140_Aa4tBh_1788695411359.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37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宋太夫人倪桂珍丧仪移助中山医院基金的几笔记录，来自《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1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5260792_b5CKDH_1788695299606.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5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lt;strong&gt;医学精英的平民关怀&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颜福庆出身于上海的基督教家庭，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他回国后的实践却经历了彻底的本土化蜕变。他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传染病横行、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言，多培养几个能做高难度手术的临床医生固然重要，但打造一个能够覆盖广大民众的预防医学体系，才是拯救中国民众的根本。他极力反对医生私人开业，要求医学生必须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乡村和人群。他曾亲自创办“吴淞卫生模范区”，组织医学生下乡建立公厕、进行防疫宣传和健康体检，把现代医学的种子播撒在最基层。他极力主张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当时国力孱弱、民众经济能力低微，只有通过环境卫生、疫苗接种、妇幼保健等预防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节省国家和家庭的医疗费用，达到广济群生的目的。&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9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4298785_bCPhZw_1788694318424.jpe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99"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吴淞卫生模范区成立合影&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颜福庆提倡公医制。公医制的核心是以国家或公立组织的力量来提供医疗服务。他主张组成“合乎于中国特殊需要的医疗组织”，使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民众，不论贫富，都能获得经济、有效的医治。&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lt;strong&gt;捕捉历史洪流中的华人身影：自主制度的建构者&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在既往的近现代医学史叙事中，由于多依赖公开发表的英文医学报告，历史的视野往往聚焦在外国医生是如何努力克服困难、为西医知识“本土化”而奋斗的。在这种西方视野的遮蔽下，华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贡献长期被无视，医生的名字都淹没在浩瀚的档案中。&lt;/p&gt;&lt;p&gt;钱益民的《颜福庆传》则彻底把历史的聚光灯打在了华人自己身上。他展现了颜福庆作为一个拥有极强执行力的“制度工程师”，如何打破外国人垄断高等教育的局面。从1914年的湘雅，到1927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再到枫林桥医学中心（中山医院）的崛起，颜福庆在各方政治势力、地方军阀与海外基金会之间多方周旋。他坚持学校的“国立”属性，坚持行政、经济、教学主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华人手里。钱益民用大量的会议记录与中英文书信证明，华人不是被动接受施舍的“助手”，而是近代跨文化传播中自主建立现代科学制度的“拓荒者”。&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7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6680880_DeQQmp_178869669460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中山医院设计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颜福庆传》最值得重点推荐的，是书中所展现的史料的厚度、广度与深度。一部优秀的传记，其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与丰富性。颜福庆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其足迹遍及上海、长沙、北京以及美国耶鲁、英国利物浦等地。为了还原他的历史面貌，作者进行了令人惊叹的史料搜集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lt;/p&gt;&lt;p&gt;一是海外档案的调阅，深入挖掘了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的原始档案、湘雅医学院早期的英文通信与报告。二是国内文献的爬梳，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内政部卫生署档案、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建校档案，以及当时的报刊杂志（如《博医会报》和《中华医学杂志》等）。三是口述历史的抢救，访问了颜福庆的后裔（如颜志渊等）、他的学生以及历史见证人，获得了大量一手口述资料。&lt;/p&gt;&lt;p&gt;这些珍贵史料的互证，使得书中的每一个历史节点——无论是湘雅的创立、中山医院的筹建，还是战时卫生勤务的组织——都拥有了坚实的文献支撑，彻底告别了过去某些人物传记流于坊间传闻或文学演义的弊病。&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13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6520619_GkWsNH_178869653012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40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颜福庆（右二）与宋庆龄（左四）&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阅读这部传记，同时对照现实，由此形成了若干粗浅的想法。&lt;/p&gt;&lt;p&gt;首先，它能使我们重温“医德”与“医学人文”的本质。在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和商业化大行其道的当代医疗体系中，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学似乎正在逐渐失去其温情的人文内核。颜福庆在一个世纪前喊出的“医学是福利事业而非商贾行为”，在今天依然是一剂清醒剂。他提醒全体医疗从业者与政策制定者，医学的起点和终点都应当是“人”，而非“利润”或“论文”。&lt;/p&gt;&lt;p&gt;其次，颜福庆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具有超前的预见性。在经历了近年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后，全社会都深刻意识到了“预防为主、公卫先行”的重要性。回顾颜福庆在民国时期的实践——他在上海高桥镇建立的农村卫生示范区，他在城市开展的传染病普查与接种——都是现代公共卫生网格化管理的雏形。他的思想证明，一个国家的医学实力，不仅要看它能治好多少疑难杂症，更要看它能让多少普通人免于走进医院。&lt;/p&gt;&lt;p&gt;最后，这是对大学精神与大师之风的呼唤。颜福庆创办上医和湘雅时，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但他通过制度建设与人格魅力吸引了全中国最顶尖的头脑。他的治校理念、对教学质量近乎严苛的追求，至今仍是高等教育界应当效仿的典范。颜福庆既盖了现代化的“大楼”，更培养了无数的“大师”。1956年全国一级教授评选，上海第一医学院有十六位教授榜上有名，其中有五位一级教授是由本校自行培养。那年这所学校才创办二十九年，当年的青年学子此后均已成为中国医学事业各个学科的开创者和领头人，源源不断地培养着医学人才，这就是颜福庆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5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94582914_fBK8cK_178869460795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5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师生合影（二排左六为颜福庆）&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医学知识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究竟该如何解析，依然有无数种路径。钱益民教授的《颜福庆传》，通过对英文信、募款账本、防疫图表、交代材料等极为具体的史料编织，脱离了普通故事书的演义范畴，客观地描绘了一位医学大师的理想、信念、思想与行动，让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看到那位身材消瘦、目光坚毅的老人，如何用一生的坎坷与执着，为今天的我们留下至今仍在运转并惠及千家万户的医学遗产。&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高晞</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颜福庆</category>
<category>近代医学</category>
<category>上海书评</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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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六部门发文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022845</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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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59:43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7日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lt;/p&gt;&lt;p&gt;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同时，产业发展也面临顶层设计系统性不足、品牌建设相对滞后、融合发展程度不深、人才队伍存在结构性短板等问题。&lt;/p&gt;&lt;p&gt;立足产业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lt;/p&gt;&lt;p&gt;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7日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lt;/p&gt;&lt;p&gt;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同时，产业发展也面临顶层设计系统性不足、品牌建设相对滞后、融合发展程度不深、人才队伍存在结构性短板等问题。&lt;/p&gt;&lt;p&gt;立足产业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lt;/p&gt;&lt;p&gt;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唐诗凝、周圆/新华社</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历史经典产业</category>
<category>高质量发展</category>
<category>中国政库</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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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科技巨头争相入局AI气象预测，但极端天气下的信任红线仍未逾越</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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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57:05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全球气象预测领域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革。谷歌旗下的 DeepMind、华为、微软及英伟达等科技巨头纷纷推出自主研发的AI气象大模型，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由昂贵超级计算机和物理方程主导的传统气象预报格局。&lt;/p&gt;&lt;p&gt;根据《纽约时报》近期报道，在2025年10月28日重创牙买加的超强飓风“梅丽莎”袭击期间，人工智能模型展现出了惊人的预报能力。这场风暴因路径诡谲且夹带高达每小时近300公里的狂风，成为气象界公认的极难预测案例。然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梅丽莎”登陆前三天，就成功发出了它将从最弱的1级飓风跨级暴增至致命5级飓风的准确预警。&lt;/p&gt;&lt;p&gt;飓风中心预报员菲利普·帕平及负责人丹尼尔·布朗坦言，这一准确判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25年年初引入的谷歌DeepMind AI预测模型，该模型在此前的2023年11月就以GraphCast的最初形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lt;/p&gt;&lt;p&gt;谷歌DeepMind团队在8月6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最新研究也指出，该AI模型在飓风路径、强度和结构三大核心要素的预测上，平均比传统模型领先整整一天或更久。其5天飓风路径预测的准确时效，比最强的公共竞争对手领先了30多个小时。&lt;/p&gt;&lt;p&gt;与此同时，谷歌还在2025年向公众推出了名为Google Weather Lab的交互式可视化工具，并在2026年8月进一步推出了性能更强、支持全球高分辨率逐小时预报的旗舰级WeatherNext 3模型。&lt;/p&gt;&lt;p&gt;谷歌并非唯一觊觎气象预测蓝海的科技巨头。目前，全球AI气象预报已形成多方割据的竞争版图。华为于2023年7月在《自然》杂志正式发表论文并亮相的盘古气象大模型，由于采用3D变压器架构，在热带气旋追踪上表现卓越，其运行速度比传统数值模式快上万倍。&lt;/p&gt;&lt;p&gt;英伟达自2022年首次公布并开源其采用傅里叶神经算子架构的FourCastNet模型以来，不断进行技术迭代，并于2026年1月在Earth-2开放模型家族中进一步发布并上线了升级版的FourCastNet 2.0/3.0 NIM容器，能在几秒钟内生成全球天气概率预报，极大地降低了日常运营的计算能耗。&lt;/p&gt;&lt;p&gt;微软研究院于2024年6月正式发布并揭晓了拥有超过13亿参数的高分辨率大气基础大模型Aurora 极光模型，不仅支持气象预报，还跨界扩展至空气质量和海洋波浪的联合预测，更在2026年7月推出了升级版的Aurora 1.5气象大模型以深度连接业务。作为传统气象界金标准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其自身也在2023年末至2025年期间正式将自主研发的AI驱动模型AIFS投入业务化运行，积极拥抱技术转型。&lt;/p&gt;&lt;p&gt;尽管AI气象模型以几秒钟出图的超高效率和日常预报的高准确率惊艳世界，但多项权威学术研究近期却对AI发出了集体质疑，指出其在最关键的极端破纪录天气面前存在致命盲区。&lt;/p&gt;&lt;p&gt;2026年5月发表于《科学进展》的一项联合研究中，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与日内瓦大学的科研团队将多款主流AI模型与传统顶级物理模型进行了数千次破纪录极端天气的对比测试。结果显示，AI模型系统性地下调了极端高温、极端寒潮及暴风的强度与频率。&lt;/p&gt;&lt;p&gt;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去年5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研究指出，AI模型的本质是基于过去40年历史气象数据的模式识别。如果给AI输入从未发生过的极端气候条件，AI往往会本能地向常态妥协，从而严重低估灾害严重性。&lt;/p&gt;&lt;p&gt;同时，美国莱斯大学等机构2026年3月针对AI飓风预报的一项结构分析显示，AI生成的风场虽然看起来很逼真，但在风暴中心附近的梯度风平衡等核心指标上，经常违反基本的空气动力学物理约束。知名气象科研机构Brightband及多位气象专家也提醒，AI气象模型不是魔法，它们无法凭空预测，其初始输入依然百分之百依赖于传统物理模型收集和整理的数据。&lt;/p&gt;&lt;p&gt;正如上述报道中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名誉教授凯里·伊曼纽尔和国家飓风中心负责人迈克·布伦南所言，AI目前只能被视作一种超强的高级参考工具，而非传统气象学的替代品。在事关人命的防灾减灾决策中，人类气象员的经验物理判断、传统数值模式的严谨计算，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道防线。&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全球气象预测领域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革。谷歌旗下的 DeepMind、华为、微软及英伟达等科技巨头纷纷推出自主研发的AI气象大模型，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由昂贵超级计算机和物理方程主导的传统气象预报格局。&lt;/p&gt;&lt;p&gt;根据《纽约时报》近期报道，在2025年10月28日重创牙买加的超强飓风“梅丽莎”袭击期间，人工智能模型展现出了惊人的预报能力。这场风暴因路径诡谲且夹带高达每小时近300公里的狂风，成为气象界公认的极难预测案例。然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梅丽莎”登陆前三天，就成功发出了它将从最弱的1级飓风跨级暴增至致命5级飓风的准确预警。&lt;/p&gt;&lt;p&gt;飓风中心预报员菲利普·帕平及负责人丹尼尔·布朗坦言，这一准确判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25年年初引入的谷歌DeepMind AI预测模型，该模型在此前的2023年11月就以GraphCast的最初形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lt;/p&gt;&lt;p&gt;谷歌DeepMind团队在8月6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最新研究也指出，该AI模型在飓风路径、强度和结构三大核心要素的预测上，平均比传统模型领先整整一天或更久。其5天飓风路径预测的准确时效，比最强的公共竞争对手领先了30多个小时。&lt;/p&gt;&lt;p&gt;与此同时，谷歌还在2025年向公众推出了名为Google Weather Lab的交互式可视化工具，并在2026年8月进一步推出了性能更强、支持全球高分辨率逐小时预报的旗舰级WeatherNext 3模型。&lt;/p&gt;&lt;p&gt;谷歌并非唯一觊觎气象预测蓝海的科技巨头。目前，全球AI气象预报已形成多方割据的竞争版图。华为于2023年7月在《自然》杂志正式发表论文并亮相的盘古气象大模型，由于采用3D变压器架构，在热带气旋追踪上表现卓越，其运行速度比传统数值模式快上万倍。&lt;/p&gt;&lt;p&gt;英伟达自2022年首次公布并开源其采用傅里叶神经算子架构的FourCastNet模型以来，不断进行技术迭代，并于2026年1月在Earth-2开放模型家族中进一步发布并上线了升级版的FourCastNet 2.0/3.0 NIM容器，能在几秒钟内生成全球天气概率预报，极大地降低了日常运营的计算能耗。&lt;/p&gt;&lt;p&gt;微软研究院于2024年6月正式发布并揭晓了拥有超过13亿参数的高分辨率大气基础大模型Aurora 极光模型，不仅支持气象预报，还跨界扩展至空气质量和海洋波浪的联合预测，更在2026年7月推出了升级版的Aurora 1.5气象大模型以深度连接业务。作为传统气象界金标准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其自身也在2023年末至2025年期间正式将自主研发的AI驱动模型AIFS投入业务化运行，积极拥抱技术转型。&lt;/p&gt;&lt;p&gt;尽管AI气象模型以几秒钟出图的超高效率和日常预报的高准确率惊艳世界，但多项权威学术研究近期却对AI发出了集体质疑，指出其在最关键的极端破纪录天气面前存在致命盲区。&lt;/p&gt;&lt;p&gt;2026年5月发表于《科学进展》的一项联合研究中，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与日内瓦大学的科研团队将多款主流AI模型与传统顶级物理模型进行了数千次破纪录极端天气的对比测试。结果显示，AI模型系统性地下调了极端高温、极端寒潮及暴风的强度与频率。&lt;/p&gt;&lt;p&gt;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去年5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研究指出，AI模型的本质是基于过去40年历史气象数据的模式识别。如果给AI输入从未发生过的极端气候条件，AI往往会本能地向常态妥协，从而严重低估灾害严重性。&lt;/p&gt;&lt;p&gt;同时，美国莱斯大学等机构2026年3月针对AI飓风预报的一项结构分析显示，AI生成的风场虽然看起来很逼真，但在风暴中心附近的梯度风平衡等核心指标上，经常违反基本的空气动力学物理约束。知名气象科研机构Brightband及多位气象专家也提醒，AI气象模型不是魔法，它们无法凭空预测，其初始输入依然百分之百依赖于传统物理模型收集和整理的数据。&lt;/p&gt;&lt;p&gt;正如上述报道中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名誉教授凯里·伊曼纽尔和国家飓风中心负责人迈克·布伦南所言，AI目前只能被视作一种超强的高级参考工具，而非传统气象学的替代品。在事关人命的防灾减灾决策中，人类气象员的经验物理判断、传统数值模式的严谨计算，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道防线。&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刘栋</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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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极端天气</category>
<category>气候变化</category>
<category>全球速报</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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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绕过“招拍挂”的矿权交易无效，内蒙古一地方政府被判担责七成赔偿超千万利息</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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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53:33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一个按约定注资五千五百万元的矿产项目，没有通过“招拍挂”等竞争性方式出让，而是由政府签订协议出让矿产资源勘探权给民营企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人民政府与阿巴嘎旗中基能矿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能矿业公司）签署的合同，被法院认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对于合同的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判令阿巴嘎旗政府对利息损失承担70%的责任，即向中基能矿业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一千四百余万元。&lt;/p&gt;&lt;p&gt;近日，对于该案中的过错责任划分情况，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阿巴嘎旗委书记额日巴日斯，其回应自己上任不久，具体情况将咨询相关部门了解后回复。&lt;/p&gt;&lt;p&gt;澎湃新闻从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作出的（2026）内25民终335号民事判决书了解到，中基能矿业公司向阿巴嘎旗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2012年7月12日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判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退还投资款及利息补偿费用48404062.59元（其中含本金47333021.50元、利息1071041.09元）。一审阿巴嘎旗法院认为，探矿权、采矿权应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出让，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原告中基能矿业公司与被告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签署合同，案涉无效合同，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阿巴嘎旗人民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对采矿权、探矿权的取得程序应当非常清楚，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违反强制性规定与原告签订协议出让玛尼图管委会所在地及周边部分空白区的矿产资源勘探权，应承担给原告由此所受到的损失的主要责任，即产生利息的70%。一审法院最终判决阿巴嘎旗人民政府退还给中基能矿业公司剩余投资款17381831.20元，支付利息损失14835241.56元及后期产生的利息损失。&lt;/p&gt;&lt;p&gt;一审判决后，中基能矿业公司与阿巴嘎旗政府均提出上诉，中基能矿业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退还全部投资款本息。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以“居民搬迁出资”为对价，变相规避了法定审批、出让金缴纳、资质审查等强制性监管要求。协议表面是“搬迁合作”，核心交易结构是“企业出钱换矿权”，实质是规避矿业权出让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具有明知、故意、积极追求的过错，过错程度相当、原因力同等，但从签约动机而言，中基能矿业公司为规避竞争性方式取得矿业权的规定，自担风险，拟采用非法方式获得矿业权。因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主张中基能矿业公司承担70%的主要过错责任。&lt;/p&gt;&lt;p&gt;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提出的上诉请求为，改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给付中基能矿业公司利息损失6357960.66元及后期产生的利息损失，即对利息损失承担30%的次要责任。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认为，案涉合同无效的核心诱因是中基能矿业公司的非法缔约目的，其为规避法律规定主动设计合同条款、垫付费用，是导致合同无效及损失产生的主导方，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虽在协助办理矿业权手续的约定上存在疏忽，但并非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亦无追求非法利益的主观意图，过错程度显著低于中基能矿业公司，一审法院责任划分严重失衡，依法应予纠正。中基能矿业公司辩称，不认可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所谈到的过错责任，“要求很简单，干不下去了退还投资款本息即可。所谓的合同效力、过错责任、利息的三七划分在本案当中纯系无稽之谈，是强加于无过错无责任的民营企业的相关责任”。&lt;/p&gt;&lt;p&gt;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法院认定，本案中对于合同的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但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对“探矿权出让方式”的规定具有当然且全面的认知，政府主动以协议方式与公司签订出让合同，过错明显，一审判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lt;/p&gt;&lt;p&gt;对于该案中的过错责任划分及是否执行利息赔偿情况，澎湃新闻联系上阿巴嘎旗委书记额日巴日斯，其回应自己到阿巴嘎旗上任不久，不太清楚该案信息，具体情况向相关部门去了解。额日巴日斯向记者询问了该案判决时间及判决法院，并表示了解情况后将回复。9月7日上午，记者再次联系额日巴日斯，截至发稿前，暂未获回复。&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一个按约定注资五千五百万元的矿产项目，没有通过“招拍挂”等竞争性方式出让，而是由政府签订协议出让矿产资源勘探权给民营企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人民政府与阿巴嘎旗中基能矿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能矿业公司）签署的合同，被法院认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对于合同的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判令阿巴嘎旗政府对利息损失承担70%的责任，即向中基能矿业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一千四百余万元。&lt;/p&gt;&lt;p&gt;近日，对于该案中的过错责任划分情况，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阿巴嘎旗委书记额日巴日斯，其回应自己上任不久，具体情况将咨询相关部门了解后回复。&lt;/p&gt;&lt;p&gt;澎湃新闻从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作出的（2026）内25民终335号民事判决书了解到，中基能矿业公司向阿巴嘎旗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2012年7月12日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判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退还投资款及利息补偿费用48404062.59元（其中含本金47333021.50元、利息1071041.09元）。一审阿巴嘎旗法院认为，探矿权、采矿权应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出让，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原告中基能矿业公司与被告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签署合同，案涉无效合同，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阿巴嘎旗人民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对采矿权、探矿权的取得程序应当非常清楚，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违反强制性规定与原告签订协议出让玛尼图管委会所在地及周边部分空白区的矿产资源勘探权，应承担给原告由此所受到的损失的主要责任，即产生利息的70%。一审法院最终判决阿巴嘎旗人民政府退还给中基能矿业公司剩余投资款17381831.20元，支付利息损失14835241.56元及后期产生的利息损失。&lt;/p&gt;&lt;p&gt;一审判决后，中基能矿业公司与阿巴嘎旗政府均提出上诉，中基能矿业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退还全部投资款本息。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以“居民搬迁出资”为对价，变相规避了法定审批、出让金缴纳、资质审查等强制性监管要求。协议表面是“搬迁合作”，核心交易结构是“企业出钱换矿权”，实质是规避矿业权出让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具有明知、故意、积极追求的过错，过错程度相当、原因力同等，但从签约动机而言，中基能矿业公司为规避竞争性方式取得矿业权的规定，自担风险，拟采用非法方式获得矿业权。因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主张中基能矿业公司承担70%的主要过错责任。&lt;/p&gt;&lt;p&gt;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提出的上诉请求为，改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给付中基能矿业公司利息损失6357960.66元及后期产生的利息损失，即对利息损失承担30%的次要责任。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认为，案涉合同无效的核心诱因是中基能矿业公司的非法缔约目的，其为规避法律规定主动设计合同条款、垫付费用，是导致合同无效及损失产生的主导方，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虽在协助办理矿业权手续的约定上存在疏忽，但并非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亦无追求非法利益的主观意图，过错程度显著低于中基能矿业公司，一审法院责任划分严重失衡，依法应予纠正。中基能矿业公司辩称，不认可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所谈到的过错责任，“要求很简单，干不下去了退还投资款本息即可。所谓的合同效力、过错责任、利息的三七划分在本案当中纯系无稽之谈，是强加于无过错无责任的民营企业的相关责任”。&lt;/p&gt;&lt;p&gt;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法院认定，本案中对于合同的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但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对“探矿权出让方式”的规定具有当然且全面的认知，政府主动以协议方式与公司签订出让合同，过错明显，一审判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lt;/p&gt;&lt;p&gt;对于该案中的过错责任划分及是否执行利息赔偿情况，澎湃新闻联系上阿巴嘎旗委书记额日巴日斯，其回应自己到阿巴嘎旗上任不久，不太清楚该案信息，具体情况向相关部门去了解。额日巴日斯向记者询问了该案判决时间及判决法院，并表示了解情况后将回复。9月7日上午，记者再次联系额日巴日斯，截至发稿前，暂未获回复。&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郑朝渊</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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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阿巴嘎旗政府</category>
<category>矿产资源勘探权出让协议</category>
<category>无效合同利息损失赔偿</category>
<category>直击现场</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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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河南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刘朝瑞被查</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022988</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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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51:35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52566323_YNEHsS_1788752566707.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2b5e28c9de3242cda3dde1001dfca04d/hd/1788752217644_nySpdQ_1788752304104.mp4"&gt;&lt;/video&gt;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南省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刘朝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52566323_YNEHsS_1788752566707.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2b5e28c9de3242cda3dde1001dfca04d/hd/1788752217644_nySpdQ_1788752304104.mp4"&gt;&lt;/video&gt;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南省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刘朝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编辑 马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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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刘朝瑞</category>
<category>时政湃</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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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预警：渤海湾莱州湾将现温带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易引发海水倒灌风险</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022905</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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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35:19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2026年9月7日，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温带风暴潮预警。预报称，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当前正值天文大潮，风暴潮与天文大潮相叠加，容易引发低洼地区海水倒灌和漫堤淹没风险。&lt;/p&gt;&lt;p&gt;澎湃新闻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从今天（7日）夜间开始，渤海、黄海中北部海域将先后刮起7-8级东北风，预计大风将持续12-18小时。受其影响，预计9月7日夜间到8日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lt;/p&gt;&lt;p&gt;48小时预报显示，9月8日上午到9日上午，渤海、黄海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维持蓝色。&lt;/p&gt;&lt;p&gt;风暴潮方面，国家海洋预报台9月7日10时发布风暴潮消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9月7日夜间至8日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受其后续影响，9月10日至11日上午，辽宁到浙江沿海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lt;/p&gt;&lt;p&gt;与此同时，国家海洋预报台9月7日10时发布天文大潮消息：9月10日至14日，山东省烟台市、日照市，江苏省连云港市，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舟山市、宁波市、温州市，福建省福州市和广东省茂名市沿海正值天文大潮期，天文高潮位将接近或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lt;/p&gt;&lt;p&gt;根据国家减灾中心官网公开信息介绍，风暴潮是一种灾害性的自然现象。由于剧烈的大气扰动，如强风和气压骤变（通常指台风、冷空气或者温带气旋等灾害性天气系统）导致海水异常升降，使受其影响沿海潮位超过平常潮位的现象，称为风暴潮。又可称“风暴增水”、“风暴海啸”、“气象海啸”或“风潮”。&lt;/p&gt;&lt;p&gt;温带风暴潮，多发生于春秋季节，夏季偶有发生。其特点是：增水过程比较平缓，增水极值普遍低于台风风暴潮。主要发生在中纬度沿海地区，以欧洲北海沿岸、美国东海岸以及我国渤海和黄海沿岸为多。&lt;/p&gt;&lt;p&gt;目前正值天文大潮，国家海洋预报台专家分析，风暴潮和天文大潮相叠加，容易引发低洼地区海水倒灌和漫堤淹没风险。&lt;/p&gt;&lt;p&gt;公开报道显示，2024年我国北部沿海发生海水倒灌，主要受温带风暴潮、冷空气、天文潮“三叠加”影响。2024年10月18日至19日上午，受冷空气和出海气旋共同影响，渤海湾出现强风暴潮过程，19日下午至20日白天出现了最大超过100厘米的持续减水过程，导致大量海水在外海堆积，20日夜间到21日（农历九月十九）早晨，风暴潮回波余振带来的海水向岸回流叠加天文潮，导致辽宁、河北和天津等北部沿海地区潮位较高，出现海水倒灌。&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2026年9月7日，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温带风暴潮预警。预报称，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当前正值天文大潮，风暴潮与天文大潮相叠加，容易引发低洼地区海水倒灌和漫堤淹没风险。&lt;/p&gt;&lt;p&gt;澎湃新闻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从今天（7日）夜间开始，渤海、黄海中北部海域将先后刮起7-8级东北风，预计大风将持续12-18小时。受其影响，预计9月7日夜间到8日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lt;/p&gt;&lt;p&gt;48小时预报显示，9月8日上午到9日上午，渤海、黄海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维持蓝色。&lt;/p&gt;&lt;p&gt;风暴潮方面，国家海洋预报台9月7日10时发布风暴潮消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9月7日夜间至8日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受其后续影响，9月10日至11日上午，辽宁到浙江沿海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lt;/p&gt;&lt;p&gt;与此同时，国家海洋预报台9月7日10时发布天文大潮消息：9月10日至14日，山东省烟台市、日照市，江苏省连云港市，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舟山市、宁波市、温州市，福建省福州市和广东省茂名市沿海正值天文大潮期，天文高潮位将接近或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lt;/p&gt;&lt;p&gt;根据国家减灾中心官网公开信息介绍，风暴潮是一种灾害性的自然现象。由于剧烈的大气扰动，如强风和气压骤变（通常指台风、冷空气或者温带气旋等灾害性天气系统）导致海水异常升降，使受其影响沿海潮位超过平常潮位的现象，称为风暴潮。又可称“风暴增水”、“风暴海啸”、“气象海啸”或“风潮”。&lt;/p&gt;&lt;p&gt;温带风暴潮，多发生于春秋季节，夏季偶有发生。其特点是：增水过程比较平缓，增水极值普遍低于台风风暴潮。主要发生在中纬度沿海地区，以欧洲北海沿岸、美国东海岸以及我国渤海和黄海沿岸为多。&lt;/p&gt;&lt;p&gt;目前正值天文大潮，国家海洋预报台专家分析，风暴潮和天文大潮相叠加，容易引发低洼地区海水倒灌和漫堤淹没风险。&lt;/p&gt;&lt;p&gt;公开报道显示，2024年我国北部沿海发生海水倒灌，主要受温带风暴潮、冷空气、天文潮“三叠加”影响。2024年10月18日至19日上午，受冷空气和出海气旋共同影响，渤海湾出现强风暴潮过程，19日下午至20日白天出现了最大超过100厘米的持续减水过程，导致大量海水在外海堆积，20日夜间到21日（农历九月十九）早晨，风暴潮回波余振带来的海水向岸回流叠加天文潮，导致辽宁、河北和天津等北部沿海地区潮位较高，出现海水倒灌。&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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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温带风暴潮</category>
<category>天文大潮</category>
<category>渤海湾莱州湾</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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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厄尔尼诺即将达“超强”级别，气候专家：需提前着手应对</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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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30:07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日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海温偏暖幅度大，即将达“超强”级别。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持续至2027年夏季。&lt;/p&gt;&lt;p&gt;“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将是由厄尔尼诺事件传导出的多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2026年9月6日，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想表示，厄尔尼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叠加了一层增暖效应，使高温热浪发生概率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趋不均、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发生变化。&lt;/p&gt;&lt;p&gt;李想认为，面对厄尔尼诺，要基于滚动更新的实时监测和动态预测做好扎实准备，科学认识，提前着手应对。&lt;/p&gt;&lt;p&gt;&lt;strong&gt;何为超强厄尔尼诺？&lt;/strong&gt;&lt;/p&gt;&lt;p&gt;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1次，持续约9个月至12个月。&lt;/p&gt;&lt;p&gt;国家气候中心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监测预测业务以赤道中东太平洋Niño3.4（5ºS–5ºN，170ºW–120ºW）区域平均的3个月滑动平均海温距平作为指标，综合分析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的发生、发展、衰亡及其强度。当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ºC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lt;/p&gt;&lt;p&gt;根据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0.5°C但小于1.3°C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1.3°C但小于2.0°C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0°C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2.5°C定义为超强事件。&lt;/p&gt;&lt;p&gt;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C，8月指数平均为2.59°C，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且峰值强度超过2.5℃，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即将形成，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1982/1983年、1997/1998年和2015/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lt;/p&gt;&lt;p&gt;&lt;strong&gt;超强厄尔尼诺如何影响我国？&lt;/strong&gt;&lt;/p&gt;&lt;p&gt;厄尔尼诺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显著，会加大部分地区发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概率。&lt;/p&gt;&lt;p&gt;具体到我国，陈丽娟说，厄尔尼诺成熟期冬季，我国大部分地区总体偏暖、但季节内冷暖起伏可能比较明显；厄尔尼诺次年夏季，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容易出现洪涝；厄尔尼诺次年春夏季，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个数较常年偏少。1998年、2016年、2024年，均为厄尔尼诺次年，其对我国夏季气候特别是长江流域附近的降水影响显著。&lt;/p&gt;&lt;p&gt;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2026年夏季我国气候异常特征明显，中东部地区总体涝重于旱，并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同时，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lt;/p&gt;&lt;p&gt;秋季，厄尔尼诺事件将继续对我国气温、降水带来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受厄尔尼诺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分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9月还将有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lt;/p&gt;&lt;p&gt;顾薇预计，冬季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lt;/p&gt;&lt;p&gt;顾薇认为，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会比2026年更显著。具体来说，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此外，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lt;/p&gt;&lt;p&gt;&lt;strong&gt;如何应对超强厄尔尼诺？&lt;/strong&gt;&lt;/p&gt;&lt;p&gt;李想指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通过海气相互作用、遥相关等多种途径影响全球的海洋大气系统，并进一步影响我国乃至全球的天气气候。其中，农业、电力、基建、交通等重点行业受冲击较大。&lt;/p&gt;&lt;p&gt;在厄尔尼诺衰减并结束的2027年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同时需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温湿环境诱发病虫害大面积暴发。&lt;/p&gt;&lt;p&gt;鉴于厄尔尼诺对水电依赖型地区将造成冲击，需要加强电网调峰和能源储备，提升重点流域水库联合调度、关键基础设施防洪能力。&lt;/p&gt;&lt;p&gt;针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如加强城市排水系统、地下空间和地铁系统的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港口、机场和高铁等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提高连续运行能力。&lt;/p&gt;&lt;p&gt;由于厄尔尼诺还会通过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市场给我国渔业、粮油等带来间接影响，我们还应构建从产前预判、产中管控到产后储备的全周期应对机制，既不要过度放大灾害的负面影响，也不轻视极端天气带来的潜在风险。&lt;/p&gt;&lt;p&gt;世界气象组织（WMO）最新公报也显示，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海洋条件推动，厄尔尼诺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气温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其他气候驱动因子而出现差异。&lt;/p&gt;&lt;p&gt;“因此，从防灾减灾的实际工作角度看，真正需要关注和应对的，是厄尔尼诺所改变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带来的风险。”李想说。&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日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海温偏暖幅度大，即将达“超强”级别。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持续至2027年夏季。&lt;/p&gt;&lt;p&gt;“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将是由厄尔尼诺事件传导出的多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2026年9月6日，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想表示，厄尔尼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叠加了一层增暖效应，使高温热浪发生概率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趋不均、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发生变化。&lt;/p&gt;&lt;p&gt;李想认为，面对厄尔尼诺，要基于滚动更新的实时监测和动态预测做好扎实准备，科学认识，提前着手应对。&lt;/p&gt;&lt;p&gt;&lt;strong&gt;何为超强厄尔尼诺？&lt;/strong&gt;&lt;/p&gt;&lt;p&gt;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1次，持续约9个月至12个月。&lt;/p&gt;&lt;p&gt;国家气候中心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监测预测业务以赤道中东太平洋Niño3.4（5ºS–5ºN，170ºW–120ºW）区域平均的3个月滑动平均海温距平作为指标，综合分析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的发生、发展、衰亡及其强度。当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ºC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lt;/p&gt;&lt;p&gt;根据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0.5°C但小于1.3°C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1.3°C但小于2.0°C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0°C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2.5°C定义为超强事件。&lt;/p&gt;&lt;p&gt;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C，8月指数平均为2.59°C，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且峰值强度超过2.5℃，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即将形成，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1982/1983年、1997/1998年和2015/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lt;/p&gt;&lt;p&gt;&lt;strong&gt;超强厄尔尼诺如何影响我国？&lt;/strong&gt;&lt;/p&gt;&lt;p&gt;厄尔尼诺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显著，会加大部分地区发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概率。&lt;/p&gt;&lt;p&gt;具体到我国，陈丽娟说，厄尔尼诺成熟期冬季，我国大部分地区总体偏暖、但季节内冷暖起伏可能比较明显；厄尔尼诺次年夏季，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容易出现洪涝；厄尔尼诺次年春夏季，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个数较常年偏少。1998年、2016年、2024年，均为厄尔尼诺次年，其对我国夏季气候特别是长江流域附近的降水影响显著。&lt;/p&gt;&lt;p&gt;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2026年夏季我国气候异常特征明显，中东部地区总体涝重于旱，并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同时，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lt;/p&gt;&lt;p&gt;秋季，厄尔尼诺事件将继续对我国气温、降水带来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受厄尔尼诺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分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9月还将有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lt;/p&gt;&lt;p&gt;顾薇预计，冬季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lt;/p&gt;&lt;p&gt;顾薇认为，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会比2026年更显著。具体来说，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此外，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lt;/p&gt;&lt;p&gt;&lt;strong&gt;如何应对超强厄尔尼诺？&lt;/strong&gt;&lt;/p&gt;&lt;p&gt;李想指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通过海气相互作用、遥相关等多种途径影响全球的海洋大气系统，并进一步影响我国乃至全球的天气气候。其中，农业、电力、基建、交通等重点行业受冲击较大。&lt;/p&gt;&lt;p&gt;在厄尔尼诺衰减并结束的2027年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同时需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温湿环境诱发病虫害大面积暴发。&lt;/p&gt;&lt;p&gt;鉴于厄尔尼诺对水电依赖型地区将造成冲击，需要加强电网调峰和能源储备，提升重点流域水库联合调度、关键基础设施防洪能力。&lt;/p&gt;&lt;p&gt;针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如加强城市排水系统、地下空间和地铁系统的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港口、机场和高铁等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提高连续运行能力。&lt;/p&gt;&lt;p&gt;由于厄尔尼诺还会通过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市场给我国渔业、粮油等带来间接影响，我们还应构建从产前预判、产中管控到产后储备的全周期应对机制，既不要过度放大灾害的负面影响，也不轻视极端天气带来的潜在风险。&lt;/p&gt;&lt;p&gt;世界气象组织（WMO）最新公报也显示，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海洋条件推动，厄尔尼诺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气温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其他气候驱动因子而出现差异。&lt;/p&gt;&lt;p&gt;“因此，从防灾减灾的实际工作角度看，真正需要关注和应对的，是厄尔尼诺所改变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带来的风险。”李想说。&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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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刑诉法修改进入关键期，学者提出多条建设性建议</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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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30:03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刑事犯罪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刑事诉讼法提出了新的制度需求。澎湃新闻注意到，今年5月，刑诉法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法律案，修法进入立法程序的关键节点。&lt;/p&gt;&lt;p&gt;2026年9月5日，在第二十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上，多位学者围绕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认罪认罚量刑协商程序等议题提出具体修法建议。&lt;/p&gt;&lt;p&gt;&lt;strong&gt;走向“有效辩护”&lt;/strong&gt;&lt;/p&gt;&lt;p&gt;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教授在论坛发言中建议，本次修法应将“有效辩护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明确被追诉人享有“及时、充分、有效”辩护的权利。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他主张增设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并建立刚性权利救济机制，明确检察机关对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阅卷权的行为负有审查纠正的法定职责。&lt;/p&gt;&lt;p&gt;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孙长永认为，我国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多数已作出有罪供述，但制度上却缺乏律师的有效介入。他为此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20条，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在就案件事实正式讯问前，告知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等权利，并保障其在第一次讯问前能与律师会见或视频交流。&lt;/p&gt;&lt;p&gt;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参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卫东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设立专门的量刑协商程序环节，由检察官充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进行实质性协商。他强调，该程序不应被省略，否则律师辩护在审判阶段将失去实际意义，无法保障认罪的自愿性与量刑建议的公正性。&lt;/p&gt;&lt;p&gt;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闵春雷关注到律师提出的管辖异议、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申请的问题。她建议，法律应明确辩方申请权属于被追诉人的程序性诉权。法院对于此类申请必须通过决定或裁定作出书面裁判并说明理由；对于驳回的申请，可依据二审程序作为上诉理由寻求救济。&lt;/p&gt;&lt;p&gt;&lt;strong&gt;强化程序制约与权利保障&lt;/strong&gt;&lt;/p&gt;&lt;p&gt;在强制措施方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建议，刑诉法修改应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仅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并将执行与侦查分离等合理条款上升为法律。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宇鹏则从立法技术角度建言，删除刑事诉讼法第74条中“案件特殊情况或办理案件需要”这一兜底性适用条件。&lt;/p&gt;&lt;p&gt;在证据制度领域，面对大数据、算法证据等新类型证据的挑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刘仁琦提出构建大数据证据的分层开示规则，要求控方不仅移送结论，还需公开数据清洗、分析模型的关键参数及算法逻辑。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奚玮进一步建议，凡以算法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控方必须随案移送可解释的推理过程说明，若拒绝提供或无法说明则不得作为定案依据。&lt;/p&gt;&lt;p&gt;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郭烁主张修改证人出庭规定，删除“有必要出庭”这一主观性条件，要求法院只要收到控辩双方的出庭申请即应通知证人到庭。他还对增设证据种类兜底条款表示审慎支持，强调每一类新证据须配套完整的收集、质证、保管和认证规则。&lt;/p&gt;&lt;p&gt;&lt;strong&gt;体系化修法的路径思考&lt;/strong&gt;&lt;/p&gt;&lt;p&gt;澎湃新闻注意到，除论坛发言外，樊崇义教授近期还在《法治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就本次修法的整体方向与多项程序制度提出系统建言。&lt;/p&gt;&lt;p&gt;他认为，本次修法应确立“司法现代化”核心理念，坚持“程序正义优先”的价值取向，摒弃“小修小补”的立法策略，推动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与法典化。他还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轻罪时代”——80%以上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80%以上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修法应据此构建“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现代化诉讼体系。&lt;/p&gt;&lt;p&gt;在立案程序方面，樊崇义建议构建双重刚性立案门槛：一是“事实证据门槛”，明确立案须具备初步客观证据；二是“追诉必要性门槛”，明确情节显著轻微、超过追诉时效等情形一律不予立案。同时应建立“应当立案不立案”与“不应立案乱立案”双向监督格局，检察机关发现违法立案有权责令撤销案件。&lt;/p&gt;&lt;p&gt;在侦查程序方面，他建议严格区分刑事初查与行政、民事调查，明确初查阶段不得采取强制措施或查封扣押财物。同时应扩大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强制适用范围，将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纳入强制范畴，录音录像须全程无删减并随案移送。&lt;/p&gt;&lt;p&gt;在一审程序方面，樊崇义特别关注财产权保障的缺位问题。他建议将涉案财物审查纳入法庭调查法定环节，案外利害关系人可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与庭审质证。判决主文应单独列明财物处置结果并载明理由，当事人对财产处置不服的可单独就该部分提起上诉，实现“对人的审判”与“对物的审判”的实质性分离。&lt;/p&gt;&lt;p&gt;在二审程序方面，他建议将二审“列举应当开庭”模式改为“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不开庭为例外”，从立法技术上杜绝实务规避开庭。同时，应增设认罪认罚案件上诉过滤制度：被告人无新证据、新事由仅不服量刑而上诉的，二审可径行裁定驳回；存在一审违背自愿性、非法取证等法定情形的，依法立案开庭审理，以平衡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刑事犯罪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刑事诉讼法提出了新的制度需求。澎湃新闻注意到，今年5月，刑诉法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法律案，修法进入立法程序的关键节点。&lt;/p&gt;&lt;p&gt;2026年9月5日，在第二十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上，多位学者围绕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认罪认罚量刑协商程序等议题提出具体修法建议。&lt;/p&gt;&lt;p&gt;&lt;strong&gt;走向“有效辩护”&lt;/strong&gt;&lt;/p&gt;&lt;p&gt;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教授在论坛发言中建议，本次修法应将“有效辩护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明确被追诉人享有“及时、充分、有效”辩护的权利。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他主张增设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并建立刚性权利救济机制，明确检察机关对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阅卷权的行为负有审查纠正的法定职责。&lt;/p&gt;&lt;p&gt;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孙长永认为，我国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多数已作出有罪供述，但制度上却缺乏律师的有效介入。他为此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20条，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在就案件事实正式讯问前，告知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等权利，并保障其在第一次讯问前能与律师会见或视频交流。&lt;/p&gt;&lt;p&gt;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参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卫东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设立专门的量刑协商程序环节，由检察官充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进行实质性协商。他强调，该程序不应被省略，否则律师辩护在审判阶段将失去实际意义，无法保障认罪的自愿性与量刑建议的公正性。&lt;/p&gt;&lt;p&gt;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闵春雷关注到律师提出的管辖异议、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申请的问题。她建议，法律应明确辩方申请权属于被追诉人的程序性诉权。法院对于此类申请必须通过决定或裁定作出书面裁判并说明理由；对于驳回的申请，可依据二审程序作为上诉理由寻求救济。&lt;/p&gt;&lt;p&gt;&lt;strong&gt;强化程序制约与权利保障&lt;/strong&gt;&lt;/p&gt;&lt;p&gt;在强制措施方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建议，刑诉法修改应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仅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并将执行与侦查分离等合理条款上升为法律。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宇鹏则从立法技术角度建言，删除刑事诉讼法第74条中“案件特殊情况或办理案件需要”这一兜底性适用条件。&lt;/p&gt;&lt;p&gt;在证据制度领域，面对大数据、算法证据等新类型证据的挑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刘仁琦提出构建大数据证据的分层开示规则，要求控方不仅移送结论，还需公开数据清洗、分析模型的关键参数及算法逻辑。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奚玮进一步建议，凡以算法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控方必须随案移送可解释的推理过程说明，若拒绝提供或无法说明则不得作为定案依据。&lt;/p&gt;&lt;p&gt;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郭烁主张修改证人出庭规定，删除“有必要出庭”这一主观性条件，要求法院只要收到控辩双方的出庭申请即应通知证人到庭。他还对增设证据种类兜底条款表示审慎支持，强调每一类新证据须配套完整的收集、质证、保管和认证规则。&lt;/p&gt;&lt;p&gt;&lt;strong&gt;体系化修法的路径思考&lt;/strong&gt;&lt;/p&gt;&lt;p&gt;澎湃新闻注意到，除论坛发言外，樊崇义教授近期还在《法治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就本次修法的整体方向与多项程序制度提出系统建言。&lt;/p&gt;&lt;p&gt;他认为，本次修法应确立“司法现代化”核心理念，坚持“程序正义优先”的价值取向，摒弃“小修小补”的立法策略，推动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与法典化。他还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轻罪时代”——80%以上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80%以上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修法应据此构建“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现代化诉讼体系。&lt;/p&gt;&lt;p&gt;在立案程序方面，樊崇义建议构建双重刚性立案门槛：一是“事实证据门槛”，明确立案须具备初步客观证据；二是“追诉必要性门槛”，明确情节显著轻微、超过追诉时效等情形一律不予立案。同时应建立“应当立案不立案”与“不应立案乱立案”双向监督格局，检察机关发现违法立案有权责令撤销案件。&lt;/p&gt;&lt;p&gt;在侦查程序方面，他建议严格区分刑事初查与行政、民事调查，明确初查阶段不得采取强制措施或查封扣押财物。同时应扩大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强制适用范围，将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纳入强制范畴，录音录像须全程无删减并随案移送。&lt;/p&gt;&lt;p&gt;在一审程序方面，樊崇义特别关注财产权保障的缺位问题。他建议将涉案财物审查纳入法庭调查法定环节，案外利害关系人可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与庭审质证。判决主文应单独列明财物处置结果并载明理由，当事人对财产处置不服的可单独就该部分提起上诉，实现“对人的审判”与“对物的审判”的实质性分离。&lt;/p&gt;&lt;p&gt;在二审程序方面，他建议将二审“列举应当开庭”模式改为“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不开庭为例外”，从立法技术上杜绝实务规避开庭。同时，应增设认罪认罚案件上诉过滤制度：被告人无新证据、新事由仅不服量刑而上诉的，二审可径行裁定驳回；存在一审违背自愿性、非法取证等法定情形的，依法立案开庭审理，以平衡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林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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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category>
<category>量刑协商程序</category>
<category>律师在场权</category>
<category>法治中国</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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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答澎湃丨工信部：通过制作百集AI短剧等，讲好新时代中国历史经典产业的品牌故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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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27:06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9019421_cGGxDK_1788749019674.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1bd0be5d0d4c4119a465365bc2b3357f/hd/1788750174037_2TQRN8_1788750259914.mp4"&gt;&lt;/video&gt;2026年9月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负责人冯海沧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四个一百”的传播推广活动，就是打造百名推荐官、拍摄百集微纪录片、制作百集AI短剧、开发百条历史经典产业产品体验路线。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深度挖掘国产品牌成长的鲜活素材，讲好植根于中华文化、立足创新实践的新时代中国历史经典产业的品牌故事。</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9019421_cGGxDK_1788749019674.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1bd0be5d0d4c4119a465365bc2b3357f/hd/1788750174037_2TQRN8_1788750259914.mp4"&gt;&lt;/video&gt;2026年9月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负责人冯海沧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四个一百”的传播推广活动，就是打造百名推荐官、拍摄百集微纪录片、制作百集AI短剧、开发百条历史经典产业产品体验路线。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深度挖掘国产品牌成长的鲜活素材，讲好植根于中华文化、立足创新实践的新时代中国历史经典产业的品牌故事。</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赵利新 编辑 林蓉 隋肖峰 视频来源 新华社</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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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国新办发布会</category>
<category>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category>
<category>关键帧</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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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钱穆之子钱行逝世，享年94岁</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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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19:13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50171595_cnTtXS_1788750171833.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621a8c557ebe470790210103d107acc1/hd/1788750602934_htwtSA_1788750645520.mp4"&gt;&lt;/video&gt;9月7日，苏州市第五中学校发布讣告：我校德高望重的离休干部、优秀数学老师钱行，因病于9月6日凌晨不幸逝世，享年94岁。钱行系国学大家钱穆先生之子。</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50171595_cnTtXS_1788750171833.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621a8c557ebe470790210103d107acc1/hd/1788750602934_htwtSA_1788750645520.mp4"&gt;&lt;/video&gt;9月7日，苏州市第五中学校发布讣告：我校德高望重的离休干部、优秀数学老师钱行，因病于9月6日凌晨不幸逝世，享年94岁。钱行系国学大家钱穆先生之子。</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编辑 马潇 素材来源 苏州市第五中学</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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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钱穆</category>
<category>钱行</category>
<category>时政湃</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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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20万“律师见证费”迷局追踪：武汉律协认定涉事律所涉嫌违规，启动行业惩戒</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0228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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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19:13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日前，武汉市律师协会就“福建一企业支付20万元律师见证费后项目搁浅”一事作出正式书面答复。澎湃新闻获取的这份《回复》显示，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认定，涉事的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在该起见证业务中涉嫌违规收案、收费，已决定对其启动行业惩戒程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96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8941313_TXS3WS_178874894972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909"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的回复。受访者供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起纠纷的核心，源于一笔未能落地的5亿元投资合作。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5年12月，福建蓝田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蓝田公司”）为引入投资，湖北聚财德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聚财德公司”）指定由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进行律师见证。蓝田公司支付了20万元“律师见证费”，款项转入“湖北朋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个人账户。此后投资方违约失联，蓝田公司要求退还见证费未果，遂向律师主管部门投诉。&lt;/p&gt;&lt;p&gt;蓝田公司质疑，这笔费用远超市场行情，且收费主体和入账方式存在严重问题。而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源波此前回应澎湃新闻称，律所虽参与了见证，但“没有收取一分钱，没有接受委托”，并称律所“大概率也是受害者”。&lt;/p&gt;&lt;p&gt;9月5日，蓝田公司向澎湃新闻反馈，已收到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出具的书面《回复》。该中心经查认为：蓝田公司与朋来咨询公司签订《委托见证协议》，朋来所未在该协议上盖章，但却出具了《律师见证书》。上述情形涉嫌构成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违规收案、收费行为。&lt;/p&gt;&lt;p&gt;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表示，依照《湖北省关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与处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认为被投诉人涉嫌违反行业规范的，由律师协会启动行业惩戒程序”规定，该中心报请市律师协会，决定对朋来所启动行业惩戒程序。&lt;/p&gt;&lt;p&gt;此外，《回复》还提到，聚财德公司与朋来咨询公司均系市场登记主体，不属于律师协会管理范围，建议蓝田公司向相关部门反映。对于蓝田公司要求退还20万元见证费并赔偿全部损失的诉求，武汉市律协表示，这属于因法律服务产生的民事纠纷，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建议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lt;/p&gt;&lt;p&gt;武汉市律协副会长陈昊向澎湃新闻表示，对于此事，武汉律协会依法处理，全面调查。律协一方面会维护律师和律所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不会护短，如涉案律师或律所违规违法，也一定会严肃处理。&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日前，武汉市律师协会就“福建一企业支付20万元律师见证费后项目搁浅”一事作出正式书面答复。澎湃新闻获取的这份《回复》显示，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认定，涉事的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在该起见证业务中涉嫌违规收案、收费，已决定对其启动行业惩戒程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96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8941313_TXS3WS_178874894972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909"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的回复。受访者供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起纠纷的核心，源于一笔未能落地的5亿元投资合作。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5年12月，福建蓝田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蓝田公司”）为引入投资，湖北聚财德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聚财德公司”）指定由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进行律师见证。蓝田公司支付了20万元“律师见证费”，款项转入“湖北朋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个人账户。此后投资方违约失联，蓝田公司要求退还见证费未果，遂向律师主管部门投诉。&lt;/p&gt;&lt;p&gt;蓝田公司质疑，这笔费用远超市场行情，且收费主体和入账方式存在严重问题。而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源波此前回应澎湃新闻称，律所虽参与了见证，但“没有收取一分钱，没有接受委托”，并称律所“大概率也是受害者”。&lt;/p&gt;&lt;p&gt;9月5日，蓝田公司向澎湃新闻反馈，已收到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出具的书面《回复》。该中心经查认为：蓝田公司与朋来咨询公司签订《委托见证协议》，朋来所未在该协议上盖章，但却出具了《律师见证书》。上述情形涉嫌构成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违规收案、收费行为。&lt;/p&gt;&lt;p&gt;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表示，依照《湖北省关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与处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认为被投诉人涉嫌违反行业规范的，由律师协会启动行业惩戒程序”规定，该中心报请市律师协会，决定对朋来所启动行业惩戒程序。&lt;/p&gt;&lt;p&gt;此外，《回复》还提到，聚财德公司与朋来咨询公司均系市场登记主体，不属于律师协会管理范围，建议蓝田公司向相关部门反映。对于蓝田公司要求退还20万元见证费并赔偿全部损失的诉求，武汉市律协表示，这属于因法律服务产生的民事纠纷，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建议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lt;/p&gt;&lt;p&gt;武汉市律协副会长陈昊向澎湃新闻表示，对于此事，武汉律协会依法处理，全面调查。律协一方面会维护律师和律所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不会护短，如涉案律师或律所违规违法，也一定会严肃处理。&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王选辉 实习生 黄芷昕</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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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律师见证费</category>
<category>律协</category>
<category>一号专案</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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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022833</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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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3:06:00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新华社客户端</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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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西藏</category>
<category>泥石流</category>
<category>直击现场</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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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星宇股份：总经理周晓萍扣薪12个月，人力资源总监免职</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022563</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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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2:04:44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9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获悉，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星宇股份，601799）发布处罚决定，称鉴于8月初对部分新入职大学生事项处理不当造成的重大影响，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决议，决定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公司总经理周晓萍给予扣薪12个月的处理；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其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给予免职处理；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lt;/p&gt;&lt;p&gt;今年8月，星宇股份因批量解约107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lt;/p&gt;&lt;p&gt;据网络曝光的星宇股份HR与员工的谈话录音显示：8月上旬，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对全体2026届应届生启动分批集中约谈，推出极具争议的“二选一”处置方案：应届生若主动以“个人原因”签字离职，可获得半个月薪资补偿；若拒绝离职，公司将单方面强制调岗，安排其从事一线流水线装配、车灯插接、螺丝紧固等基础操作工岗位，薪资标准同步按照普工体系重新核定。同时，约谈过程中存在行业背调施压等隐性胁迫手段，让缺乏职场经验的应届生陷入两难。&lt;/p&gt;&lt;p&gt;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事件发生后，人社部门及时提供一对一就业推荐服务，截至8月25日，107人中已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对其余人员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lt;/p&gt;&lt;p&gt;8月27日，星宇股份就解约107名应届生致歉称，发放求职生活补贴，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配岗位，如3个月内未实现就业，给予6个月工资作为补偿。&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9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获悉，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星宇股份，601799）发布处罚决定，称鉴于8月初对部分新入职大学生事项处理不当造成的重大影响，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决议，决定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公司总经理周晓萍给予扣薪12个月的处理；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其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给予免职处理；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lt;/p&gt;&lt;p&gt;今年8月，星宇股份因批量解约107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lt;/p&gt;&lt;p&gt;据网络曝光的星宇股份HR与员工的谈话录音显示：8月上旬，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对全体2026届应届生启动分批集中约谈，推出极具争议的“二选一”处置方案：应届生若主动以“个人原因”签字离职，可获得半个月薪资补偿；若拒绝离职，公司将单方面强制调岗，安排其从事一线流水线装配、车灯插接、螺丝紧固等基础操作工岗位，薪资标准同步按照普工体系重新核定。同时，约谈过程中存在行业背调施压等隐性胁迫手段，让缺乏职场经验的应届生陷入两难。&lt;/p&gt;&lt;p&gt;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事件发生后，人社部门及时提供一对一就业推荐服务，截至8月25日，107人中已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对其余人员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lt;/p&gt;&lt;p&gt;8月27日，星宇股份就解约107名应届生致歉称，发放求职生活补贴，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配岗位，如3个月内未实现就业，给予6个月工资作为补偿。&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吴遇利</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星宇股份</category>
<category>10%公司</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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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沈洁｜以新闻出版业构筑的近代上海文化大都市</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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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1:49:08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王礼安在《上海风物画》中称：“大概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再没有比上海的报纸和杂志那样的多而种类复杂吧？”正是在这样一种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的市场化道路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获得了一种整体繁荣的可能。以下将以民国上海的新闻出版业为例，具体分析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如何促使上海成为全国新闻出版中心。&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04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7311599036_fdJ1CS_178731160665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36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3年7月20日，上海，游客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参观。视觉中国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开埠以后的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重镇，并在二十世纪最终确立中心地位。如此规模的集中度，其格局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多元中心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姚公鹤在追述上海发达的报业时说过：&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有声光。北京称上海报为南报，而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上海报为沪报，凡事非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lt;/span&gt;&lt;/p&gt;&lt;p&gt;而谈起上海报业之所以有此资格，姚公鹤认为，其中有三点原因：&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一、历史上之地位，则上海报为全国之先导是也；&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二、交通上之地位，则水陆交会，传达消息灵便是也；&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三、商埠之地位，则上海一隅，为全国视线所集，因别种关系而报纸亦随以见重于世是也。&lt;/span&gt;&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lt;/span&gt;&lt;/p&gt;&lt;p&gt;这与1930年代的另一位分析者有着异曲同工的目光，认为上海之所以坐着新闻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不是近来的事情”：&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因为在全国中它是最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故输入纸张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再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lt;/span&gt;&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张静庐：《1933年的上海杂志界》）&lt;/span&gt;&lt;/p&gt;&lt;p&gt;上海地处江南，明清社会经济与文化最发达之区正在这里，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更使上海把江南本已拥有的经济优势放大，而形成了特大中心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对全国市场的巨大辐射能力。由经济发达带来工商业的繁荣，上海的金融与工商更冠于全国。与之相适应的，是作为东南交通大枢纽的上海与全国正在发展的前所未有的交通条件对接良好，能够将上海的出版物较为便捷地送到全国各地，使上海这个商品交流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盛不衰。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向外敞开门户的通商口岸，也是其中发展最快的商业城市。发达的工商经济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温床。&lt;/p&gt;&lt;p&gt;上海的报业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因此有着集约化的先天优势；又因其集中，而发生了“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象”，呈现出一种报业“托拉斯化”的繁荣景象。&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lt;/span&gt;名记者黄天鹏在1920年代路经上海时，曾记录过目睹的景象和心中的感叹：“在望平街一带看到几个大报馆雄伟的建筑物，想到内容定然有相当的设备。粤闽的报馆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了。”黄天鹏说他看到望平街上许多报馆的街招和报摊上排列着的大大小小的报纸，“异常的兴奋，也异常的流恋”。&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黄天鹏：《新闻记者生涯的回顾》）&lt;/span&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94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491114199_zSPJ2m_178849112046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9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望平街上报馆林立&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发达的市场与经济枢纽的优势不但造就了上海新闻出版中心的地位，而且进一步拓展了上海出版业的空间，构建了一个集约化、多层次、多类别的市场网络。上海的近代出版印刷业首先是由来华传教士开创的，他们带来了印刷机器，也输入了机器时代印刷出版的新观念。自晚清起，上海因其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出版事业就非常发达，十九世纪后期上海出版的有关西学翻译著作占了全国的80%。&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lt;/span&gt;民国以后，上海最终确立了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上海成为集中了中国最大多数报刊与出版社的城市，其出版社数目之多、出版图书品种之多，竟占了中国出版业的大半壁江山。王云五在《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中说，“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据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调查统计，当时全市共有大小书店260家，以资产论，在五百元以下的共49家，五百元至千元的有38家，千元至五千元的有77家，五千元至万元的29家，一万元至五万元的28家，五万元至十万元的5家，十万元以上的34家。1912年至1935年，中国350个出版机构、出版团体共出版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著作、译作（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13300多种，其中单商务印书馆就占了3350多种，即27.3%。商务出版的哲学著作和译作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民国时期上海仍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中心。从1912到1940年中国译书共达5299种，多半是1920-1930年代上海出版的。&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钱存训著、戴文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lt;/span&gt;另据1936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的调查统计，当年上海出版的新图书达5721种，而全国其他地方加起来仅464种，上海出版的图书要占全国总计的90%以上。其中商务、中华和世界3家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就占到全中国整个出版物的60%以上。&lt;/p&gt;&lt;p&gt;这些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规模不一，所经营的种类也各有特色，既有像商务、中华这样的大型综合类出版社，也有一些专业类的出版机构，比如专门出版美术画片、月份牌、年画为主的书局，以出版木版、石印线装书为主的扫叶山房、校经山房、千顷堂等。从这些出版机构的分布与经营状况来看，当时的上海已经形成了以出版为中心的商业文化运作中心。&lt;/p&gt;&lt;p&gt;集约化繁荣局面的形成，有赖于一些大型出版机构的规模示范效应，得益于像商务这样的以现代企业机制运作的大出版机构的诞生。当时上海最大的3家出版机构商务、中华、世界，都是采用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形式，不仅吸引了一般企业家加入，同时也得到外资（如商务前期就得到日本资金的加入）和金融业（世界书局的主要股东就有金融业的巨头钱新之等）的支持，其资金的实力和生产的规模，是以前的书商所不能想象的。&lt;/p&gt;&lt;p&gt;以出版巨擘商务印书馆为例。商务始建于1897年，创立时便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1903年商务与日本著名的文化出版机构金港堂的创始人原亮三郎谈成合资协议，中日双方各投资10万元，于1903年11月19日起，商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到1922年其资本已达到200万元，成为一个有规模巨大的出版企业，先后在国内外各地设立了36所分馆，1000个销售网点。&lt;/p&gt;&lt;p&gt;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不仅对于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化产业成功的商业运营模式。商务创办初期即以多种经营的方式打开局面。为自己使用便利起见，馆内所需机械，各种印刷机如石印机、铅印机、打样机、切纸机、订书机、铸字机、碾墨机等，均能自行制造。在现代教育初兴之际，商务还制作仪器、标本、模型等，商务生产的这些辅助教具以其设计精巧、制作细致、便于教学而广受好评。1920年，商务还利用美国摄影师留下的摄影器材，建立活动影戏部，从事电影摄制活动。1926年，活动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从1920年到1927年，电影摄制公司共拍摄了28部影片。&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中国电影发展史》)&lt;/span&gt;商务还代理发行西书，这项业务在商务的经营中占有相当分量。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学说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读者对西文书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商务较早注意到西书在中国的市场，1913年即开展此项业务，设置西书部，代理美国金恩（Ginn）公司等著名出版公司的书籍。《大英百科全书》即由商务印书馆寄售。商务印书馆还成立了“中国商务广告公司”，隶属于商务总公司的发行所，承揽该馆出版的书籍、杂志及公司临近地区的广告业务。此外，商务印书馆还经营了许多和出版领域毫无关系的业务，如储蓄业务、代售胶鞋、租售影片、自制品业务等等，经营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1930年以后，王云五出任商务总经理，改组、充实编译所，完善商务的人才结构，进一步拓展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运营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历年来的资本与营业额的递增便可看出商务印书馆在商业上的空前成功：1897年商务创立时资本不过3750元，1901年即发展到5万元，1903年时，商务与金港堂合资，资本增加至15万元，全年的营业额为3万元，1905年商务的资本额骤增至100万元，1912年营业额达到181万元，1920年时为580多万元，1930年达到1200多万元，30多年增长了40倍。&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参见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lt;/span&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2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7311720696_GswYPe_178731172687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048"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商务印书馆全景。视觉中国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商务的成功，还得益于它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发达的发行网络。全国所有重要的城市都设有分馆、支馆；分支馆外，还有“现批处”、“特约经销处”，还有为数众多的经销店。商务发行所对门市的宣传陈列也非常重视。商务原设有交通科，1930年改称推广科，设调查、宣传、设计三股。1930年代，推广科人员多达四十余名，企业规定推广经费为营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见商务对于图书发行工作的重视。从1935年起，商务还接受读者的建议，门市采取开架陈列，原有的柜台一律撤除，店堂两旁改装书架，书籍按图书分类法分十大类陈放。既便利店员取书，也便于读者翻阅。商务还极为强调发行团队的培训和教育，建立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支专业的图书发行队伍。他们销售图书的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比如，发行全体职工义务推销某种图书，设立廉价部，将一部分热门图书以原价三折到四折充实到廉价书中，以带动残损书和滞销书的销售。&lt;/p&gt;&lt;p&gt;商务的成功带动了上海一批现代出版机构的涌现，如中华、世界等书局的创立。这些出版机构同样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并且也大多吸取了商务成功的管理模式，如设立总管理处，统一管理上海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及外埠的分支机构，一处三处内部分科分股办事。抗战之前，中华书局就已经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设立支局50余处，分销处1000余家。和商务一样，中华书局的业务也呈集约化发展。印刷厂除印本局图书外，还承接外来的印件，小至个人名片，大至有价证券、公债、邮票、香烟壳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烟壳就是由中华承印的）等。《申报》馆六十周年纪念，出版丁文江等人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4月）及分省地图，就是由中华书局印刷厂代印的。中华书局不仅印刷技术优良，而且拥有精密的现代化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中华的资本从成立时的25000元，陆续增加为60万元（1914年）、100万元（1915年）、160万元（1916年）、200万元（1925年）、国币400万元（1937年）。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据不完全统计，约在5000种（20000册）以上。它的组织和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一样，是合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全能出版机构，“其性质近乎托拉斯。这样的经营方式，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少见的。”&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lt;/span&gt;世界书局是1921年在沈知方的主持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书局除出版外，也开展综合性的业务。比如曾经设立信托部，专为顾客买物服务。凡上海的顾客想要购买外地土特产而该地设有分局的，都可以代购；或外埠顾客想要购买上海的货品，也可寄递办理。信托部还承接大小印件，后来因业务日益频繁，停办物品代购而改为专门的承印部&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lt;/span&gt;这些大型企业的出现，使中国的出版业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如此众多的现代出版企业诞生在上海，同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和融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整个上海社会经济的发达，也为上海的出版等文化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lt;/p&gt;&lt;p&gt;出版、发行与消费构成了良性的、彼此促进的循环模式，环环相扣，营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出版文化市场。上海是图书生产的中心，也是图书集散的基地，同时上海本地更是图书消费的重镇，这也是支撑整个上海现代出版事业的重要因素。成功的销售以及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是民国时期上海成为出版重镇的要素之一。二十世纪初以后，上海是东方最大的都市，亦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史研究专家唐振常先生就曾说，中国人民从近代上海看到了、享受到了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多一些的近代文明的利益。都市蘖生出来并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最初的和最佳的社会基础与土壤。市民社会中店员职员人数较多，知识程度亦较高，他们具有强大的文化消费需求。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消费市场，成为构造文化网络的社会基础。都市读者是近代出版业的基本受众，也就是出版行为的一个终端，同时也是一个中心市场。比如世界书局之所以发展成为上海六大出版社之一，就是靠在创办之初准确地捕捉住市民这个大市场的需求，为市民提供大量通俗文学读物，而夯实生存之基础的。又如，在民国上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良友杂志，也是在追随时代变化的步伐中不断拓展其读者群的。从1920年代末起，尤其是1929年以后，《良友》开始偏重女性读者内容的编写，针对的主要是家境良好的、受过教育的女子。杂志经常有关于每年巴黎时装展示会的最新消息，各季女装的发布，世界时尚潮流的变化，好莱坞女星的逸闻和生活，女子化妆品的使用介绍，有关抚育、教育孩子，家居布置等的指导，针对女性的广告也越来越多。在这一系列成功的商业运作策略下，良友杂志不仅成为当日时尚都市生活的创造者、引导者，而且也在极大范围内扩展了读者群，保持了广泛的影响力。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一方面，阅读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不论是从求知还是从消闲的角度，都会中的人们大都接受了阅读与出版这种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民接受出版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出版成为构建近代上海的文化母体之一。社会受众的积极参与毫无疑问扩大了出版物的流通。&lt;/p&gt;&lt;p&gt;上海的新闻中心地位置，还取决于新闻出版业本身精密完善的内部组织。胡道静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一书中以《申报》和《新闻报》为例，介绍了上海报馆的内部组织，大概分为总理处、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四大部：&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一、总理处下属总务、文牍、稽核、会计、收发、庶务各科。&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二、编辑部下属电讯、本埠、经济、教育、文艺、翻译、探访、整理、校对考核、藏书各科；电讯之下又设收电、译电二股；文艺之下又设杂著、图画二股。&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三、营业部下属发行、广告、推广、承印、收银各科；广告之下又设收稿、编校二股；发行之下又设定报、批报、票签、售版各股。&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四、印刷部下属印刷、活版、浇铸、机械、制版各科：印刷之下又设印报、承印二股；活版之下又设新闻、广告、刻字三股：浇铸之下又设浇版、铸字二股；制版之下又设铜锌、木工二股。&lt;/span&gt;&lt;/p&gt;&lt;p&gt;上海的报馆有着如此完备的经营组织，也无怪乎她的新闻事业能够独步于中国。正如胡道静所说，相比于上海报馆“自己筑造的高大的洋房，有最新式的大架卷筒印机”，内地报馆则大都因陋就简，除掉编辑和营业二部以外，印刷，差不多都是托别家的印刷所代印的——能够自己有简陋的排字房和一二架平面印报机的，已经算是很完备的了。通过和内地其他城市的比较，我们看到了上海报业的优势所在，也进一步直观地展现了上海新闻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lt;/p&gt;&lt;p&gt;上海的报业，还有着比其他地方更为发达的销售网络。望平街的报贩有他们自己的行业组织——捷音公所，协调内部竞争、保护同行利益。订户向报贩订报，不但省去邮局转递的邮资，报价还能打折，一般比报馆的定价要少四分之一。&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参见洪煜：《近代上海报贩职业群体研究》)&lt;/span&gt;正因为发行也实现了集约化，销路就更有保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沟通渠道如此畅达便捷，也是近代上海新闻出版业兴盛的重要原因。&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04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7311770095_54etQc_178731178117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02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世纪末期，上海《申报》早期的馆址。视觉中国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除此以外，上海还有着全国最为发达的报业教育和研究团体。上海之有报业教育，始于1920年圣约翰大学的报学系，最早是附设在普通文科项下。聘请密勒氏评论报金融编辑帕脱逊（D. Patterson）兼任教学。开设之初，报读者便达到四五十人。至1924年聘请武道（Maurice E. Votaw）来沪任主任教务，约大报学系的课程渐多，每学期的读者均有五六十人。继圣约翰大学之后，沪上各大学与商学院亦相继设立报学专科。成立于1925年的国民大学报学系延《时报》编辑戈公振讲授中国报学史、《商报》编辑潘公展讲授编辑法、《时事新报》总编辑潘公弼讲授报馆管理、《商报》总编辑陈布雷讲授社论编写。这几位报人都可谓当时上海新闻界中的一时翘楚。而设立于1929年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则聘请文学系名教授谢六逸为主任，课程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和实习考察五项。1931年沪江大学与时事新报馆合办了“新闻学训练班”，宗旨即为“以新闻学的理论和报馆实际的训练并重，俾养成新闻事业专门人才为目的”。由张竹平、汪英宾主持教务，因第一年试办成绩很好；翌年，沪江校方进一步添加学程，改称为新闻学科，隶属于商学院，并且组织指导委员，聘请著名报人史量才为主席，张竹平为主任，汪伯奇、潘公展、董显光、严谔声、米星如、潘公弼为委员。再加上1929年由名记者顾执中还创办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33年创设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和《申报》馆设立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善、系统化的新闻学教育。正如复旦新闻学系的办理方针中所称的：&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本系之设，即在矫正斯弊，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轨；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之能远。&lt;/span&gt;&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lt;/span&gt;&lt;/p&gt;&lt;p&gt;拥有了良好的新闻记者养成环境，才保证了上海在民国年间执新闻出版业牛耳的地位。新闻史家马光仁总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新闻教育的发展，认为其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中心地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lt;/p&gt;&lt;p&gt;（一）新闻教育体制的定型化。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成立为标志，师资力量较为齐备、管理制度日益健全，基本奠定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模式。&lt;/p&gt;&lt;p&gt;（二）出现多渠道办新闻的新局面。早期上海的新闻教育是由学校与报人共同创办的，到1925年以后，就出现了社会人士联合知识界倡议创办新闻教育的局面。&lt;/p&gt;&lt;p&gt;（三）新闻函授教育迅速发展。&lt;/p&gt;&lt;p&gt;（四）重视新闻教育学的研究，教育工作者和报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和论文，如《中国报业教育之近况》（戈公振，1926年）、《大学新闻教育之组织》（张继英，1929年）、《新闻教育之目的》（戈公振，1929年）、《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谢六逸，1930年）、《上海新闻教育之现状》（黄渡，1934年）、《新闻教育在中国》（吴延陵，1935年）、《沪教育界重视新闻教育》（《大公报》1934年）、《复旦大学新闻系访问记》（王渊，1935年）等，对新闻教育的目的、任务、培养目标、组织机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都作了初步探讨和研究。&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lt;/span&gt;最早成立的新闻学团体、最早译介的西方新闻学理论、最早翻译出版的新闻学著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发达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也促使上海的新闻事业始终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lt;/p&gt;&lt;p&gt;在发达的新闻教育之外，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存在着兴盛的报学研究组织——新闻从业人员在职务余暇对于所从事工作的讨论和研究。上海开始出现新闻学会，源起于各大学报学系同学的组织，后来慢慢发展为职业记者间专门以新闻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团体。当时上海存在的新闻研究团体主要有：&lt;/p&gt;&lt;p&gt;一、上海报学社。这是由国民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三所大学的报学系学生组织的，成立于1925年11月29日。初期会员有五十余人，组织的活动包括演讲、参观、实习、翻译、发行刊物和组织通信社等等。&lt;/p&gt;&lt;p&gt;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同学会上海分会。这是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团体，成立于1926年6月11日。上海的诸多新闻界名流均参加了成立大会，比如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惠尔（J. B. Powell）、绘声绘色时报驻华通信员密勒（Thomas F. Milard）、申报协理汪英宾、前日本商务报职员麦克永（E.F. McEwen）、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主任武道（Maurice E. Votaw）、字林西报职员费尔东（Horace L. Felton）、密勒氏评论报职员恩勃拉脱（Norman J. Ulbright）、字林西报妇女版编辑威尔逊女士（Miss Louise B. Wilson）、上海女青年会公布部及妇女杂志编辑张继英等人。&lt;/p&gt;&lt;p&gt;三、复旦大学新闻学会。这是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师生组织的，学会成立后，曾编辑发行过《新闻世界》和《明日的新闻》两种期刊，并且印行了多种新闻学丛书，诸如《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谢六逸著）、《复旦大学新闻学研究室概况》（黄天鹏著）、《最新应用新闻学》（陶良鹤著，1930年）、《新闻政策》（杜超彬著，1931年）、《上海报纸改革论》（郭箴一著，1931年）、《中国报纸研究》（伍应衡著，1933年）、《新闻论文集》（管照微编，1933年），等等。&lt;/p&gt;&lt;p&gt;四、中国新闻学会。成立于1931年10月21日，是由一些有志于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和记者组织的团体。&lt;/p&gt;&lt;p&gt;五、记者座谈会。这是一个青年记者——包括新闻社的内勤、外勤、印刷、经营各部门人员组织的团体，以茶话会的形式每星期日集合，讨论新闻学术的问题，并且编辑《记者座谈》周刊，每周五附刊于华文《大美晚报》。&lt;/p&gt;&lt;p&gt;六、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新闻事业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主任委员张竹平，副主任委员萧同兹，委员三十四人。主要活动包括组织国际新闻宣传研究委员会、编行定期刊物、发起组织中国新闻协会等等。&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lt;/span&gt;&lt;/p&gt;&lt;p&gt;各类新闻教育团体和报学组织的成立，首先保证了上海新闻事业的一种先驱性。而且，在此基础上，由于学术研究和商业运营的紧密结合，也促进了上海新闻出版业的进一步成熟与繁荣。民国年间的上海新闻业，还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英国报业大王——《泰晤士报》主人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WalterWilliams)）访华开创了上海报业活跃的对外交流篇章。自此以后，各国新闻界纷纷来华访问，仅1922年到上海访问的就有六次之多。上海在中外新闻界交流史上的突出地位，还表现在大量地派出新闻从事者出国考察，加强对国外新闻事业的了解和研究。早在1917年11月上海派出大型新闻记者赴日本考察团，成员有《申报》的张蕴和、张竹平、伍特公，《新闻报》的汪汉溪、冯以恭，《时报》的包天笑，《神州日报》的余谷民，《中华新报》的张群，《民国日报》的吴苍，《新申报》的席蓉轩，《时事新报》的冯心支，《亚洲日报》的薛德树等。考察团的派出，对于了解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情况及管理经验，都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6月，刘湛恩教育博士赴欧洲参加世界青年大会时，应远东通讯社委托，在考察欧美的同时，考察新闻事业。1927年戈公振辞去《时报》总编辑，自费赴欧美和日本考察新闻事业，回国后撰写了《国出没无常报界专家会议纪略》、《纪世界报纸博览会》等论文，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对外交流提供了详细的资料。&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lt;/span&gt;&lt;/p&gt;&lt;p&gt;地理位置、人文经济，企业、市场与读者，学术化与商业化，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民国年间上海出版业的巨大飞跃。如张静庐所说，报刊杂志的兴盛实在是“被编辑者、出版者、发卖者、读者一致热烈拥护着迅速地发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空间的构筑，是各种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而就新闻出版业来看，现代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市场的作用。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中心的奠定有效地证明了文化产业化与市场对于文化空间构筑的巨大推动作用。&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王礼安在《上海风物画》中称：“大概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再没有比上海的报纸和杂志那样的多而种类复杂吧？”正是在这样一种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的市场化道路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获得了一种整体繁荣的可能。以下将以民国上海的新闻出版业为例，具体分析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如何促使上海成为全国新闻出版中心。&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04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7311599036_fdJ1CS_178731160665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36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3年7月20日，上海，游客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参观。视觉中国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开埠以后的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重镇，并在二十世纪最终确立中心地位。如此规模的集中度，其格局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多元中心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姚公鹤在追述上海发达的报业时说过：&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有声光。北京称上海报为南报，而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上海报为沪报，凡事非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lt;/span&gt;&lt;/p&gt;&lt;p&gt;而谈起上海报业之所以有此资格，姚公鹤认为，其中有三点原因：&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一、历史上之地位，则上海报为全国之先导是也；&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二、交通上之地位，则水陆交会，传达消息灵便是也；&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三、商埠之地位，则上海一隅，为全国视线所集，因别种关系而报纸亦随以见重于世是也。&lt;/span&gt;&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lt;/span&gt;&lt;/p&gt;&lt;p&gt;这与1930年代的另一位分析者有着异曲同工的目光，认为上海之所以坐着新闻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不是近来的事情”：&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因为在全国中它是最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故输入纸张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再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lt;/span&gt;&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张静庐：《1933年的上海杂志界》）&lt;/span&gt;&lt;/p&gt;&lt;p&gt;上海地处江南，明清社会经济与文化最发达之区正在这里，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更使上海把江南本已拥有的经济优势放大，而形成了特大中心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对全国市场的巨大辐射能力。由经济发达带来工商业的繁荣，上海的金融与工商更冠于全国。与之相适应的，是作为东南交通大枢纽的上海与全国正在发展的前所未有的交通条件对接良好，能够将上海的出版物较为便捷地送到全国各地，使上海这个商品交流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盛不衰。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向外敞开门户的通商口岸，也是其中发展最快的商业城市。发达的工商经济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温床。&lt;/p&gt;&lt;p&gt;上海的报业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因此有着集约化的先天优势；又因其集中，而发生了“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象”，呈现出一种报业“托拉斯化”的繁荣景象。&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lt;/span&gt;名记者黄天鹏在1920年代路经上海时，曾记录过目睹的景象和心中的感叹：“在望平街一带看到几个大报馆雄伟的建筑物，想到内容定然有相当的设备。粤闽的报馆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了。”黄天鹏说他看到望平街上许多报馆的街招和报摊上排列着的大大小小的报纸，“异常的兴奋，也异常的流恋”。&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黄天鹏：《新闻记者生涯的回顾》）&lt;/span&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94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491114199_zSPJ2m_178849112046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9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望平街上报馆林立&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发达的市场与经济枢纽的优势不但造就了上海新闻出版中心的地位，而且进一步拓展了上海出版业的空间，构建了一个集约化、多层次、多类别的市场网络。上海的近代出版印刷业首先是由来华传教士开创的，他们带来了印刷机器，也输入了机器时代印刷出版的新观念。自晚清起，上海因其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出版事业就非常发达，十九世纪后期上海出版的有关西学翻译著作占了全国的80%。&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lt;/span&gt;民国以后，上海最终确立了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上海成为集中了中国最大多数报刊与出版社的城市，其出版社数目之多、出版图书品种之多，竟占了中国出版业的大半壁江山。王云五在《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中说，“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据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调查统计，当时全市共有大小书店260家，以资产论，在五百元以下的共49家，五百元至千元的有38家，千元至五千元的有77家，五千元至万元的29家，一万元至五万元的28家，五万元至十万元的5家，十万元以上的34家。1912年至1935年，中国350个出版机构、出版团体共出版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著作、译作（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13300多种，其中单商务印书馆就占了3350多种，即27.3%。商务出版的哲学著作和译作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民国时期上海仍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中心。从1912到1940年中国译书共达5299种，多半是1920-1930年代上海出版的。&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钱存训著、戴文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lt;/span&gt;另据1936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的调查统计，当年上海出版的新图书达5721种，而全国其他地方加起来仅464种，上海出版的图书要占全国总计的90%以上。其中商务、中华和世界3家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就占到全中国整个出版物的60%以上。&lt;/p&gt;&lt;p&gt;这些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规模不一，所经营的种类也各有特色，既有像商务、中华这样的大型综合类出版社，也有一些专业类的出版机构，比如专门出版美术画片、月份牌、年画为主的书局，以出版木版、石印线装书为主的扫叶山房、校经山房、千顷堂等。从这些出版机构的分布与经营状况来看，当时的上海已经形成了以出版为中心的商业文化运作中心。&lt;/p&gt;&lt;p&gt;集约化繁荣局面的形成，有赖于一些大型出版机构的规模示范效应，得益于像商务这样的以现代企业机制运作的大出版机构的诞生。当时上海最大的3家出版机构商务、中华、世界，都是采用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形式，不仅吸引了一般企业家加入，同时也得到外资（如商务前期就得到日本资金的加入）和金融业（世界书局的主要股东就有金融业的巨头钱新之等）的支持，其资金的实力和生产的规模，是以前的书商所不能想象的。&lt;/p&gt;&lt;p&gt;以出版巨擘商务印书馆为例。商务始建于1897年，创立时便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1903年商务与日本著名的文化出版机构金港堂的创始人原亮三郎谈成合资协议，中日双方各投资10万元，于1903年11月19日起，商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到1922年其资本已达到200万元，成为一个有规模巨大的出版企业，先后在国内外各地设立了36所分馆，1000个销售网点。&lt;/p&gt;&lt;p&gt;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不仅对于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化产业成功的商业运营模式。商务创办初期即以多种经营的方式打开局面。为自己使用便利起见，馆内所需机械，各种印刷机如石印机、铅印机、打样机、切纸机、订书机、铸字机、碾墨机等，均能自行制造。在现代教育初兴之际，商务还制作仪器、标本、模型等，商务生产的这些辅助教具以其设计精巧、制作细致、便于教学而广受好评。1920年，商务还利用美国摄影师留下的摄影器材，建立活动影戏部，从事电影摄制活动。1926年，活动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从1920年到1927年，电影摄制公司共拍摄了28部影片。&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中国电影发展史》)&lt;/span&gt;商务还代理发行西书，这项业务在商务的经营中占有相当分量。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学说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读者对西文书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商务较早注意到西书在中国的市场，1913年即开展此项业务，设置西书部，代理美国金恩（Ginn）公司等著名出版公司的书籍。《大英百科全书》即由商务印书馆寄售。商务印书馆还成立了“中国商务广告公司”，隶属于商务总公司的发行所，承揽该馆出版的书籍、杂志及公司临近地区的广告业务。此外，商务印书馆还经营了许多和出版领域毫无关系的业务，如储蓄业务、代售胶鞋、租售影片、自制品业务等等，经营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1930年以后，王云五出任商务总经理，改组、充实编译所，完善商务的人才结构，进一步拓展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运营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历年来的资本与营业额的递增便可看出商务印书馆在商业上的空前成功：1897年商务创立时资本不过3750元，1901年即发展到5万元，1903年时，商务与金港堂合资，资本增加至15万元，全年的营业额为3万元，1905年商务的资本额骤增至100万元，1912年营业额达到181万元，1920年时为580多万元，1930年达到1200多万元，30多年增长了40倍。&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参见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lt;/span&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2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7311720696_GswYPe_178731172687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048"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商务印书馆全景。视觉中国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商务的成功，还得益于它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发达的发行网络。全国所有重要的城市都设有分馆、支馆；分支馆外，还有“现批处”、“特约经销处”，还有为数众多的经销店。商务发行所对门市的宣传陈列也非常重视。商务原设有交通科，1930年改称推广科，设调查、宣传、设计三股。1930年代，推广科人员多达四十余名，企业规定推广经费为营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见商务对于图书发行工作的重视。从1935年起，商务还接受读者的建议，门市采取开架陈列，原有的柜台一律撤除，店堂两旁改装书架，书籍按图书分类法分十大类陈放。既便利店员取书，也便于读者翻阅。商务还极为强调发行团队的培训和教育，建立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支专业的图书发行队伍。他们销售图书的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比如，发行全体职工义务推销某种图书，设立廉价部，将一部分热门图书以原价三折到四折充实到廉价书中，以带动残损书和滞销书的销售。&lt;/p&gt;&lt;p&gt;商务的成功带动了上海一批现代出版机构的涌现，如中华、世界等书局的创立。这些出版机构同样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并且也大多吸取了商务成功的管理模式，如设立总管理处，统一管理上海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及外埠的分支机构，一处三处内部分科分股办事。抗战之前，中华书局就已经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设立支局50余处，分销处1000余家。和商务一样，中华书局的业务也呈集约化发展。印刷厂除印本局图书外，还承接外来的印件，小至个人名片，大至有价证券、公债、邮票、香烟壳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烟壳就是由中华承印的）等。《申报》馆六十周年纪念，出版丁文江等人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4月）及分省地图，就是由中华书局印刷厂代印的。中华书局不仅印刷技术优良，而且拥有精密的现代化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中华的资本从成立时的25000元，陆续增加为60万元（1914年）、100万元（1915年）、160万元（1916年）、200万元（1925年）、国币400万元（1937年）。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据不完全统计，约在5000种（20000册）以上。它的组织和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一样，是合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全能出版机构，“其性质近乎托拉斯。这样的经营方式，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少见的。”&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lt;/span&gt;世界书局是1921年在沈知方的主持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书局除出版外，也开展综合性的业务。比如曾经设立信托部，专为顾客买物服务。凡上海的顾客想要购买外地土特产而该地设有分局的，都可以代购；或外埠顾客想要购买上海的货品，也可寄递办理。信托部还承接大小印件，后来因业务日益频繁，停办物品代购而改为专门的承印部&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lt;/span&gt;这些大型企业的出现，使中国的出版业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如此众多的现代出版企业诞生在上海，同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和融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整个上海社会经济的发达，也为上海的出版等文化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lt;/p&gt;&lt;p&gt;出版、发行与消费构成了良性的、彼此促进的循环模式，环环相扣，营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出版文化市场。上海是图书生产的中心，也是图书集散的基地，同时上海本地更是图书消费的重镇，这也是支撑整个上海现代出版事业的重要因素。成功的销售以及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是民国时期上海成为出版重镇的要素之一。二十世纪初以后，上海是东方最大的都市，亦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史研究专家唐振常先生就曾说，中国人民从近代上海看到了、享受到了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多一些的近代文明的利益。都市蘖生出来并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最初的和最佳的社会基础与土壤。市民社会中店员职员人数较多，知识程度亦较高，他们具有强大的文化消费需求。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消费市场，成为构造文化网络的社会基础。都市读者是近代出版业的基本受众，也就是出版行为的一个终端，同时也是一个中心市场。比如世界书局之所以发展成为上海六大出版社之一，就是靠在创办之初准确地捕捉住市民这个大市场的需求，为市民提供大量通俗文学读物，而夯实生存之基础的。又如，在民国上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良友杂志，也是在追随时代变化的步伐中不断拓展其读者群的。从1920年代末起，尤其是1929年以后，《良友》开始偏重女性读者内容的编写，针对的主要是家境良好的、受过教育的女子。杂志经常有关于每年巴黎时装展示会的最新消息，各季女装的发布，世界时尚潮流的变化，好莱坞女星的逸闻和生活，女子化妆品的使用介绍，有关抚育、教育孩子，家居布置等的指导，针对女性的广告也越来越多。在这一系列成功的商业运作策略下，良友杂志不仅成为当日时尚都市生活的创造者、引导者，而且也在极大范围内扩展了读者群，保持了广泛的影响力。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一方面，阅读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不论是从求知还是从消闲的角度，都会中的人们大都接受了阅读与出版这种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民接受出版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出版成为构建近代上海的文化母体之一。社会受众的积极参与毫无疑问扩大了出版物的流通。&lt;/p&gt;&lt;p&gt;上海的新闻中心地位置，还取决于新闻出版业本身精密完善的内部组织。胡道静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一书中以《申报》和《新闻报》为例，介绍了上海报馆的内部组织，大概分为总理处、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四大部：&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一、总理处下属总务、文牍、稽核、会计、收发、庶务各科。&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二、编辑部下属电讯、本埠、经济、教育、文艺、翻译、探访、整理、校对考核、藏书各科；电讯之下又设收电、译电二股；文艺之下又设杂著、图画二股。&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三、营业部下属发行、广告、推广、承印、收银各科；广告之下又设收稿、编校二股；发行之下又设定报、批报、票签、售版各股。&lt;/span&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四、印刷部下属印刷、活版、浇铸、机械、制版各科：印刷之下又设印报、承印二股；活版之下又设新闻、广告、刻字三股：浇铸之下又设浇版、铸字二股；制版之下又设铜锌、木工二股。&lt;/span&gt;&lt;/p&gt;&lt;p&gt;上海的报馆有着如此完备的经营组织，也无怪乎她的新闻事业能够独步于中国。正如胡道静所说，相比于上海报馆“自己筑造的高大的洋房，有最新式的大架卷筒印机”，内地报馆则大都因陋就简，除掉编辑和营业二部以外，印刷，差不多都是托别家的印刷所代印的——能够自己有简陋的排字房和一二架平面印报机的，已经算是很完备的了。通过和内地其他城市的比较，我们看到了上海报业的优势所在，也进一步直观地展现了上海新闻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lt;/p&gt;&lt;p&gt;上海的报业，还有着比其他地方更为发达的销售网络。望平街的报贩有他们自己的行业组织——捷音公所，协调内部竞争、保护同行利益。订户向报贩订报，不但省去邮局转递的邮资，报价还能打折，一般比报馆的定价要少四分之一。&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参见洪煜：《近代上海报贩职业群体研究》)&lt;/span&gt;正因为发行也实现了集约化，销路就更有保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沟通渠道如此畅达便捷，也是近代上海新闻出版业兴盛的重要原因。&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04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7311770095_54etQc_178731178117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02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世纪末期，上海《申报》早期的馆址。视觉中国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除此以外，上海还有着全国最为发达的报业教育和研究团体。上海之有报业教育，始于1920年圣约翰大学的报学系，最早是附设在普通文科项下。聘请密勒氏评论报金融编辑帕脱逊（D. Patterson）兼任教学。开设之初，报读者便达到四五十人。至1924年聘请武道（Maurice E. Votaw）来沪任主任教务，约大报学系的课程渐多，每学期的读者均有五六十人。继圣约翰大学之后，沪上各大学与商学院亦相继设立报学专科。成立于1925年的国民大学报学系延《时报》编辑戈公振讲授中国报学史、《商报》编辑潘公展讲授编辑法、《时事新报》总编辑潘公弼讲授报馆管理、《商报》总编辑陈布雷讲授社论编写。这几位报人都可谓当时上海新闻界中的一时翘楚。而设立于1929年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则聘请文学系名教授谢六逸为主任，课程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和实习考察五项。1931年沪江大学与时事新报馆合办了“新闻学训练班”，宗旨即为“以新闻学的理论和报馆实际的训练并重，俾养成新闻事业专门人才为目的”。由张竹平、汪英宾主持教务，因第一年试办成绩很好；翌年，沪江校方进一步添加学程，改称为新闻学科，隶属于商学院，并且组织指导委员，聘请著名报人史量才为主席，张竹平为主任，汪伯奇、潘公展、董显光、严谔声、米星如、潘公弼为委员。再加上1929年由名记者顾执中还创办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33年创设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和《申报》馆设立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善、系统化的新闻学教育。正如复旦新闻学系的办理方针中所称的：&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本系之设，即在矫正斯弊，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轨；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之能远。&lt;/span&gt;&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lt;/span&gt;&lt;/p&gt;&lt;p&gt;拥有了良好的新闻记者养成环境，才保证了上海在民国年间执新闻出版业牛耳的地位。新闻史家马光仁总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新闻教育的发展，认为其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中心地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lt;/p&gt;&lt;p&gt;（一）新闻教育体制的定型化。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成立为标志，师资力量较为齐备、管理制度日益健全，基本奠定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模式。&lt;/p&gt;&lt;p&gt;（二）出现多渠道办新闻的新局面。早期上海的新闻教育是由学校与报人共同创办的，到1925年以后，就出现了社会人士联合知识界倡议创办新闻教育的局面。&lt;/p&gt;&lt;p&gt;（三）新闻函授教育迅速发展。&lt;/p&gt;&lt;p&gt;（四）重视新闻教育学的研究，教育工作者和报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和论文，如《中国报业教育之近况》（戈公振，1926年）、《大学新闻教育之组织》（张继英，1929年）、《新闻教育之目的》（戈公振，1929年）、《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谢六逸，1930年）、《上海新闻教育之现状》（黄渡，1934年）、《新闻教育在中国》（吴延陵，1935年）、《沪教育界重视新闻教育》（《大公报》1934年）、《复旦大学新闻系访问记》（王渊，1935年）等，对新闻教育的目的、任务、培养目标、组织机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都作了初步探讨和研究。&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lt;/span&gt;最早成立的新闻学团体、最早译介的西方新闻学理论、最早翻译出版的新闻学著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发达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也促使上海的新闻事业始终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lt;/p&gt;&lt;p&gt;在发达的新闻教育之外，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存在着兴盛的报学研究组织——新闻从业人员在职务余暇对于所从事工作的讨论和研究。上海开始出现新闻学会，源起于各大学报学系同学的组织，后来慢慢发展为职业记者间专门以新闻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团体。当时上海存在的新闻研究团体主要有：&lt;/p&gt;&lt;p&gt;一、上海报学社。这是由国民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三所大学的报学系学生组织的，成立于1925年11月29日。初期会员有五十余人，组织的活动包括演讲、参观、实习、翻译、发行刊物和组织通信社等等。&lt;/p&gt;&lt;p&gt;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同学会上海分会。这是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团体，成立于1926年6月11日。上海的诸多新闻界名流均参加了成立大会，比如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惠尔（J. B. Powell）、绘声绘色时报驻华通信员密勒（Thomas F. Milard）、申报协理汪英宾、前日本商务报职员麦克永（E.F. McEwen）、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主任武道（Maurice E. Votaw）、字林西报职员费尔东（Horace L. Felton）、密勒氏评论报职员恩勃拉脱（Norman J. Ulbright）、字林西报妇女版编辑威尔逊女士（Miss Louise B. Wilson）、上海女青年会公布部及妇女杂志编辑张继英等人。&lt;/p&gt;&lt;p&gt;三、复旦大学新闻学会。这是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师生组织的，学会成立后，曾编辑发行过《新闻世界》和《明日的新闻》两种期刊，并且印行了多种新闻学丛书，诸如《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谢六逸著）、《复旦大学新闻学研究室概况》（黄天鹏著）、《最新应用新闻学》（陶良鹤著，1930年）、《新闻政策》（杜超彬著，1931年）、《上海报纸改革论》（郭箴一著，1931年）、《中国报纸研究》（伍应衡著，1933年）、《新闻论文集》（管照微编，1933年），等等。&lt;/p&gt;&lt;p&gt;四、中国新闻学会。成立于1931年10月21日，是由一些有志于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和记者组织的团体。&lt;/p&gt;&lt;p&gt;五、记者座谈会。这是一个青年记者——包括新闻社的内勤、外勤、印刷、经营各部门人员组织的团体，以茶话会的形式每星期日集合，讨论新闻学术的问题，并且编辑《记者座谈》周刊，每周五附刊于华文《大美晚报》。&lt;/p&gt;&lt;p&gt;六、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新闻事业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主任委员张竹平，副主任委员萧同兹，委员三十四人。主要活动包括组织国际新闻宣传研究委员会、编行定期刊物、发起组织中国新闻协会等等。&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lt;/span&gt;&lt;/p&gt;&lt;p&gt;各类新闻教育团体和报学组织的成立，首先保证了上海新闻事业的一种先驱性。而且，在此基础上，由于学术研究和商业运营的紧密结合，也促进了上海新闻出版业的进一步成熟与繁荣。民国年间的上海新闻业，还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英国报业大王——《泰晤士报》主人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WalterWilliams)）访华开创了上海报业活跃的对外交流篇章。自此以后，各国新闻界纷纷来华访问，仅1922年到上海访问的就有六次之多。上海在中外新闻界交流史上的突出地位，还表现在大量地派出新闻从事者出国考察，加强对国外新闻事业的了解和研究。早在1917年11月上海派出大型新闻记者赴日本考察团，成员有《申报》的张蕴和、张竹平、伍特公，《新闻报》的汪汉溪、冯以恭，《时报》的包天笑，《神州日报》的余谷民，《中华新报》的张群，《民国日报》的吴苍，《新申报》的席蓉轩，《时事新报》的冯心支，《亚洲日报》的薛德树等。考察团的派出，对于了解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情况及管理经验，都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6月，刘湛恩教育博士赴欧洲参加世界青年大会时，应远东通讯社委托，在考察欧美的同时，考察新闻事业。1927年戈公振辞去《时报》总编辑，自费赴欧美和日本考察新闻事业，回国后撰写了《国出没无常报界专家会议纪略》、《纪世界报纸博览会》等论文，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对外交流提供了详细的资料。&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lt;/span&gt;&lt;/p&gt;&lt;p&gt;地理位置、人文经济，企业、市场与读者，学术化与商业化，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民国年间上海出版业的巨大飞跃。如张静庐所说，报刊杂志的兴盛实在是“被编辑者、出版者、发卖者、读者一致热烈拥护着迅速地发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空间的构筑，是各种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而就新闻出版业来看，现代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市场的作用。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中心的奠定有效地证明了文化产业化与市场对于文化空间构筑的巨大推动作用。&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沈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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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上海</category>
<category>新闻出版</category>
<category>私家历史</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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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从金发到深褐：特朗普发色突变再引“假发”猜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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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1:39:53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6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1247690_YZf7JX_178874126122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2026年9月4日，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美国总统特朗普走下空军一号。视觉中国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多家媒体9月6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头发颜色似乎发生了变化，从金色变成了深褐色。&lt;/p&gt;&lt;p&gt;有报道称，特朗普在4日抵达美国新泽西州时，顶着一头颜色更深、略显蓬乱的新发型，其标志性的偏分疑似换到了另一侧。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立即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一些观察人士甚至猜测特朗普是不是换了新的假发，用来掩盖头顶逐渐稀疏的部位，让发量显得更充盈。&lt;/p&gt;&lt;p&gt;几周前，有媒体就曾报道称，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发表演讲时头发显得明显浓密得多。在此之前，他在新泽西州登上“空军一号”时被大风吹乱了头发、露出了更多头皮，从而引发了有关他戴假发的猜测。&lt;/p&gt;&lt;p&gt;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不得不出面澄清外界对其发型的种种猜测，尤其是这位80岁的总统是否佩戴了某种假发，而这些新照片更是为传言添了一把火。&lt;/p&gt;&lt;p&gt;几天前在晚宴活动中向共和党人发言时，特朗普还特意谈到了自己的头发。“我不戴假发。”他在9月2日的演讲中描述2024年的一次竞选集会时说道，“那天晚上，他们发现我没戴假发，因为如果你戴了，它不会在你头上待太久。”&lt;/p&gt;&lt;p&gt;特朗普最新造型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从头发的颜色到造型，争论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部分网友则认为这些照片纯粹是光线、拍摄角度或不同打理方式所致。&lt;/p&gt;&lt;p&gt;几十年来，特朗普与众不同的发型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在他步入政界之前的脱口秀节目中，就屡屡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外界普遍推测，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特朗普曾接受过让发际线下移的额头缩小术（又称发际线降低术）。&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6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1247690_YZf7JX_178874126122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2026年9月4日，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美国总统特朗普走下空军一号。视觉中国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多家媒体9月6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头发颜色似乎发生了变化，从金色变成了深褐色。&lt;/p&gt;&lt;p&gt;有报道称，特朗普在4日抵达美国新泽西州时，顶着一头颜色更深、略显蓬乱的新发型，其标志性的偏分疑似换到了另一侧。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立即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一些观察人士甚至猜测特朗普是不是换了新的假发，用来掩盖头顶逐渐稀疏的部位，让发量显得更充盈。&lt;/p&gt;&lt;p&gt;几周前，有媒体就曾报道称，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发表演讲时头发显得明显浓密得多。在此之前，他在新泽西州登上“空军一号”时被大风吹乱了头发、露出了更多头皮，从而引发了有关他戴假发的猜测。&lt;/p&gt;&lt;p&gt;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不得不出面澄清外界对其发型的种种猜测，尤其是这位80岁的总统是否佩戴了某种假发，而这些新照片更是为传言添了一把火。&lt;/p&gt;&lt;p&gt;几天前在晚宴活动中向共和党人发言时，特朗普还特意谈到了自己的头发。“我不戴假发。”他在9月2日的演讲中描述2024年的一次竞选集会时说道，“那天晚上，他们发现我没戴假发，因为如果你戴了，它不会在你头上待太久。”&lt;/p&gt;&lt;p&gt;特朗普最新造型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从头发的颜色到造型，争论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部分网友则认为这些照片纯粹是光线、拍摄角度或不同打理方式所致。&lt;/p&gt;&lt;p&gt;几十年来，特朗普与众不同的发型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在他步入政界之前的脱口秀节目中，就屡屡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外界普遍推测，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特朗普曾接受过让发际线下移的额头缩小术（又称发际线降低术）。&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南博一</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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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特朗普</category>
<category>全球速报</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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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驳船往长江倾倒黑色固体“十秒清空一艘船”？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已赴现场调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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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1:30:16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4051363_32kjM4_1788744051591.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68994879f6fd4869b96bd2b8ffc235c2/hd/1788744366848_t1JQXY_1788744369678.mp4"&gt;&lt;/video&gt;9月7日，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在长江干流武汉段有驳船直接往长江中倾倒“不明黑色固体”。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回应，已收到相关举报，相关处室工作人员已赴现场调查。</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4051363_32kjM4_1788744051591.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68994879f6fd4869b96bd2b8ffc235c2/hd/1788744366848_t1JQXY_1788744369678.mp4"&gt;&lt;/video&gt;9月7日，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在长江干流武汉段有驳船直接往长江中倾倒“不明黑色固体”。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回应，已收到相关举报，相关处室工作人员已赴现场调查。</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郑朝渊 编辑 许嘉宁 素材来源 “渔猎齐哥”抖音账号</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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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渔猎齐哥”</category>
<category>长江</category>
<category>驳船</category>
<category>生态环境局</category>
<category>锋线视频</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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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河南一自行车赛50多人被带错路，官方致歉：退还受影响选手报名费</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022254</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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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1:01:17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问鼎中原自行车赛”微信公号9月7日发布关于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部分选手出现赛道偏差情况的致歉声明：&lt;/p&gt;&lt;p&gt;2026年9月6日，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顺利举办。赛事期间，部分参赛选手因赛道指引问题出现路线偏离，受到选手与网友的广泛关注。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单位，我们第一时间全面复盘核查问题根源，对于本次组织疏漏给各位参赛运动员带来不佳的参赛体验，我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诚恳接受所有选手、网友及社会各界的批评与监督。&lt;/p&gt;&lt;p&gt;经核查，&lt;strong&gt;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余名选手路线偏离赛道。事件发生于赛事进行至S235与北环路交叉口右转弯处，该点位右转标识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置不足，是引发选手偏离赛道的直接诱因。&lt;/strong&gt;网传带偏选手的车辆，为承担赛道保障、影像拍摄任务的组委会工作摩托车辆，该车同样受现场指引不足影响出现路线偏差；网传选手与社会车辆并行画面，为选手偏离赛道后进入的非交通管制区域。以上问题，充分暴露出我们在赛事车辆管控、赛道指引布设、人员岗前培训、安全保障管理等方面存在短板漏洞，我们自愿承担全部组织责任。&amp;nbsp;&lt;/p&gt;&lt;p&gt;9月6日当天事件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积极对接受到影响的参赛选手，认真收集大家的诉求意见，&lt;strong&gt;研究确定补偿处置方案，具体措施如下：&lt;/strong&gt;&lt;/p&gt;&lt;p&gt;一、对受路线偏差影响的参赛选手，全额退还本次赛事报名费，并免除剩余202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lt;/p&gt;&lt;p&gt;二、对因路线偏离造成额外骑行里程、成绩损失的选手，按照实际受影响程度给予年度积分顶格补偿；&lt;/p&gt;&lt;p&gt;三、针对偏离赛道的选手给予少林景区、嵩阳景区、中岳景区、一年内门票全免、不限次数。&lt;/p&gt;&lt;p&gt;四、针对第一集团偏离赛道最终完赛以及未完赛的选手，一对一根据选手需求最大努力给予最大程度的补偿。&lt;/p&gt;&lt;p&gt;目前我们已开通专项登记通道（客服电话：【15093405453】；微信：【CjlTy0601】），请受影响选手于9月15日前提交姓名、参赛号、身份证、骑行轨迹编号等相关佐证材料。我们将一对一逐一登记、逐一回应、逐一致电道歉并补偿，核实与补偿办理工作将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力保障参赛选手的相关权益，尽力弥补本次赛事的缺憾。&lt;/p&gt;&lt;p&gt;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是深耕七年的群众性骑行交流平台，初衷就是以骑行运动为载体，讲好嵩山故事，推广全民健身事业。从最初的几百人到现在的两千余名骑手奔赴嵩山，这份信任来之不易，本次工作失误辜负了大家的期待，我们内心深感愧疚。&lt;/p&gt;&lt;p&gt;痛定思痛，我们将深刻自省，全盘接纳各方批评建议，&lt;strong&gt;从四个方面全面整改提升：&lt;/strong&gt;&lt;/p&gt;&lt;p&gt;一、全面梳理赛事全流程漏洞，系统优化赛道指引体系，在关键路口足额配置志愿者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定岗值守制度；&lt;/p&gt;&lt;p&gt;二、规范赛事工作保障车辆通行管理，执行保障车辆双人复核路线机制，一旦出现路线偏离第一时间纠偏上报；&lt;/p&gt;&lt;p&gt;三、完善与交管、属地单位的联动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提升突发状况快速处置能力；&lt;/p&gt;&lt;p&gt;四、细化赛事各项保障流程，建立标准化赛事管控机制，全面提升办赛专业化水平。&lt;/p&gt;&lt;p&gt;在此，我们再次向所有受到影响的参赛选手深表歉意。后续我们将正视不足、积极整改，打磨赛事品质，用更严谨的组织、更完善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办好今后每一届赛事，不负广大骑行爱好者的热爱与信任。真诚恳请社会各界持续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问鼎中原自行车赛”微信公号9月7日发布关于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部分选手出现赛道偏差情况的致歉声明：&lt;/p&gt;&lt;p&gt;2026年9月6日，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顺利举办。赛事期间，部分参赛选手因赛道指引问题出现路线偏离，受到选手与网友的广泛关注。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单位，我们第一时间全面复盘核查问题根源，对于本次组织疏漏给各位参赛运动员带来不佳的参赛体验，我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诚恳接受所有选手、网友及社会各界的批评与监督。&lt;/p&gt;&lt;p&gt;经核查，&lt;strong&gt;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余名选手路线偏离赛道。事件发生于赛事进行至S235与北环路交叉口右转弯处，该点位右转标识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置不足，是引发选手偏离赛道的直接诱因。&lt;/strong&gt;网传带偏选手的车辆，为承担赛道保障、影像拍摄任务的组委会工作摩托车辆，该车同样受现场指引不足影响出现路线偏差；网传选手与社会车辆并行画面，为选手偏离赛道后进入的非交通管制区域。以上问题，充分暴露出我们在赛事车辆管控、赛道指引布设、人员岗前培训、安全保障管理等方面存在短板漏洞，我们自愿承担全部组织责任。&amp;nbsp;&lt;/p&gt;&lt;p&gt;9月6日当天事件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积极对接受到影响的参赛选手，认真收集大家的诉求意见，&lt;strong&gt;研究确定补偿处置方案，具体措施如下：&lt;/strong&gt;&lt;/p&gt;&lt;p&gt;一、对受路线偏差影响的参赛选手，全额退还本次赛事报名费，并免除剩余202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lt;/p&gt;&lt;p&gt;二、对因路线偏离造成额外骑行里程、成绩损失的选手，按照实际受影响程度给予年度积分顶格补偿；&lt;/p&gt;&lt;p&gt;三、针对偏离赛道的选手给予少林景区、嵩阳景区、中岳景区、一年内门票全免、不限次数。&lt;/p&gt;&lt;p&gt;四、针对第一集团偏离赛道最终完赛以及未完赛的选手，一对一根据选手需求最大努力给予最大程度的补偿。&lt;/p&gt;&lt;p&gt;目前我们已开通专项登记通道（客服电话：【15093405453】；微信：【CjlTy0601】），请受影响选手于9月15日前提交姓名、参赛号、身份证、骑行轨迹编号等相关佐证材料。我们将一对一逐一登记、逐一回应、逐一致电道歉并补偿，核实与补偿办理工作将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力保障参赛选手的相关权益，尽力弥补本次赛事的缺憾。&lt;/p&gt;&lt;p&gt;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是深耕七年的群众性骑行交流平台，初衷就是以骑行运动为载体，讲好嵩山故事，推广全民健身事业。从最初的几百人到现在的两千余名骑手奔赴嵩山，这份信任来之不易，本次工作失误辜负了大家的期待，我们内心深感愧疚。&lt;/p&gt;&lt;p&gt;痛定思痛，我们将深刻自省，全盘接纳各方批评建议，&lt;strong&gt;从四个方面全面整改提升：&lt;/strong&gt;&lt;/p&gt;&lt;p&gt;一、全面梳理赛事全流程漏洞，系统优化赛道指引体系，在关键路口足额配置志愿者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定岗值守制度；&lt;/p&gt;&lt;p&gt;二、规范赛事工作保障车辆通行管理，执行保障车辆双人复核路线机制，一旦出现路线偏离第一时间纠偏上报；&lt;/p&gt;&lt;p&gt;三、完善与交管、属地单位的联动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提升突发状况快速处置能力；&lt;/p&gt;&lt;p&gt;四、细化赛事各项保障流程，建立标准化赛事管控机制，全面提升办赛专业化水平。&lt;/p&gt;&lt;p&gt;在此，我们再次向所有受到影响的参赛选手深表歉意。后续我们将正视不足、积极整改，打磨赛事品质，用更严谨的组织、更完善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办好今后每一届赛事，不负广大骑行爱好者的热爱与信任。真诚恳请社会各界持续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问鼎中原自行车赛”微信公号</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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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自行车赛</category>
<category>带错路</category>
<category>直击现场</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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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荣新江｜“敦煌学”与“伤心史”：我们都读错陈寅恪了？</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014484</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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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0:54:46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02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1578698_TYH4mw_178874165697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53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荣新江教授与其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u&gt;《“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新近出版的一部小书。本书所解读的《敦煌劫余录序》，篇幅不长却意蕴深远，在近代敦煌学与学术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百余年来被学界反复研读、援引阐释。对于这篇经典序文，荣新江教授以笺证形式逐段拆解、溯源考据，重新审视陈寅恪的学术洞见。“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此语何意？历经百年而回望，“伤心史”一语于敦煌研究而言，有几分误读，又有怎样的期待？&lt;/u&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44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534436732_im1bkf_178858564952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0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荣新江著，中西书局，2026年8月出版，125页，62.00元&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篇幅不大，却在近代学术史上地位极高，可谓微言大义。您的新著对这篇序言做了笺证式的逐段解读。可否请您谈谈这篇序言为什么如此重要？&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敦煌劫余录》是陈垣先生主持编纂的一部目录学名著。《敦煌劫余录序》则是陈寅恪为这部名著所写的序，篇幅很短，但却是陈寅恪深思熟虑之后的学术手笔。通过这篇序，陈寅恪把敦煌学的理论、方法，以及国家图书馆（原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主体内容做了一番勾勒，内容非常丰富。&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敦煌劫余录序》中有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流传极广，您在书中专门用了一整节来辨析这一问题，试图破除后世形成的认知误区。陈寅恪此句的本意是什么？后世对此又产生了哪些误读？&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在陈寅恪写这篇序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斯坦因、伯希和把敦煌的好东西拿走了，所以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很伤心的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上课的时候，陈先生这句“敦煌学，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反复被提及，但陈先生在这篇序中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要破除“伤心史”这一认识。&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443"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50468735_1hfT5J_178865054678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4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初版书影&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原文在这句话前有“或曰”二字，即有人这么说。这是一种写作技巧：先引述一个流行的观点，再就此展开辨析与反思。接着，陈寅恪指出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卷子里还有很多珍贵资料，来不及深入研究，如果把这些文献研究透，中国学界或能立足学术之林，也就不必伤心了。他是借用“伤心史”这句话来讲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学术价值。&lt;/p&gt;&lt;p&gt;然而，因为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力太大，后来这句话就成了“陈寅恪说，敦煌学就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句被误读的话也激励了一代学人。如果没有这句话，说不定我就不做敦煌学研究了，我就是为了改变中国敦煌学的伤心史而冲上前去，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lt;/p&gt;&lt;p&gt;真正读懂了陈寅恪之后，我发现这根本不是陈寅恪的本意，这是他要反对的。一百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句话？当时陈寅恪说，北平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好东西，但他并不知道英国、法国到底有多少好东西——那时候各个图书馆没有目录，更没有照片，他也没有到英国、法国翻阅过这些卷子，等到我们真正对比过国内外的敦煌文献后才发现，敦煌学确实可以说是一段学术伤心史。我的书讲述的是这样一段学术脉络。&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9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586278170_we4S2Z_1788586305373.jpe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97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陈寅恪&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您多年奔走世界各地访查敦煌文献，还主编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在广泛接触海内外敦煌写本之后，您如何概括国内馆藏敦煌文书相较于海外藏品的整体特征？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体现在何处？&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评判敦煌文献的价值，不能单以数量来衡量。以卷轴长度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最多，但学术研究应当以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作为评判标准。英法所藏的敦煌卷子毕竟是伯希和、斯坦因挑选过的，虽然他们也不太懂敦煌，但伯希和确立了三条挑选原则——优先选择有纪年的、非佛教的、非汉语的文献——这类文献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在大藏经里能看到的普通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这些佛经有校勘价值、文物价值，但是学术价值不及《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敦煌文献中只有四件摩尼教卷子，都是世界顶级的珍贵文献，伯希和漏了其中一份，这一份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件摩尼教残经由摩尼第二代弟子撰写，是世间稀见的摩尼教原始经典。以往学界研究摩尼教，只能依靠反对摩尼教的拉丁文文献，这件原始经文的史料价值无可替代，单此一件的价值，便足以抵得上千百卷普通写卷。这也是我在书中将这件残经配以大幅图版的原因。&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1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50531262_x5PTAZ_178865054676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54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摩尼教经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0256）首&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如果聚焦唐代户籍、差科簿、军事制度等世俗主题，情况则有所不同。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藏品多为当年外国人挑选之后剩余的佛教典籍，大量世俗文书散见于英、法馆藏。当然国内也独有珍贵的世俗文献，如《贞元氏族志》，英、法均无收藏，这是研究唐代氏族制度的关键文献——英法藏有《开元氏族志》。我们需要将海内外各类写本相互参证，才能完成相关问题的完整研究。&lt;/p&gt;&lt;p&gt;综合来看，现今已刊布的所有敦煌文献，我们对比之后认为，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其学术价值的确不及英法所藏敦煌文献，所以我们才要把英、法、俄的敦煌文献刊布出来，推进学术研究。&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您在本书序文中举出十八件原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卷，逐一考订编号，并结合近百年研究成果评述其学术价值。开展这项研究，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是否有哪件写卷带给您格外的惊喜？&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学者。我不认为他曾经把北平图书馆八千卷敦煌写卷全部翻阅过，但他读书的广度与深度，远超常人。例如他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期间，就通览过中央图书馆的敦煌卷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禅源诸诠集都序》，他就在所用线装书上标注“敦煌本”，这一孤本便是他在南京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台湾。由此可见其读书识见之卓绝。&lt;/p&gt;&lt;p&gt;陈寅恪在序言里点出的这十八件敦煌写卷，都是从陈垣《敦煌劫余录》里梳理出来的，其中也有遗漏，譬如《敦煌劫余录》著录的《六祖坛经》，在当时已是重大发现，陈寅恪却并未提及，可见他对目录的浏览较为粗疏。即便如此，他筛选出来的，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文本，涵盖世俗文书、禅宗典籍、疑伪经（如《月光童子经》）等。后世学界围绕这些文献做过大量研究。&lt;/p&gt;&lt;p&gt;陈寅恪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但开风气不为师”。他指出材料的价值，却并不亲自展开深入研究。不少他提示过的材料，国内学者未能接续开展研究，反倒是海外学者完成了重要研究。以《月光童子经》为例，该领域最出色的研究出自我的荷兰老师许理和，他并非专门的敦煌研究者，却敏锐捕捉到此卷蕴含的中国弥赛亚思想。陈寅恪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份文献，只是他兴趣广博，读书浩繁，很多线索只做提示，并不落笔成文，留给后人继续探索。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少国内学者来不及接续开展研究，像《圆明论》这类禅宗文献，相关重要成果便由日本学者完成。等到国内学者着手跟进，已经晚了一步。&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0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50393607_aFNkc4_178865054678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43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8341）首&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近些年敦煌学逐步走出冷门，获得更多关注。作为国内敦煌学领域的领军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一研究现状？&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所谓敦煌学的“冷”与“热”，是外界站在不同视角形成的判断。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学科无所谓冷热，我们始终在开展研究。敦煌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厘清其历史，是学者固有的职责。敦煌学与甲骨、简牍一同被视作“冷门绝学”，我并不十分认同这种说法，也不认为敦煌学真正走向了“大热”。&lt;/p&gt;&lt;p&gt;敦煌学很难“热”起来。部分研究譬如于阗文写卷，全世界能够读懂的学者仅有七八位，想要达到解读的门槛，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的积累，具有如此之高门槛，确实需要国家层面对这类冷门方向予以扶持。当然，敦煌学内部也有部分研究受关注度较高，比如敦煌变文，可从多角度展开研究，也更易获得大众关注。&lt;/p&gt;&lt;p&gt;所以，这个学科的“冷”“热”并不是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真正驱动海内外学者开展研究的，是学术上的争先意识，一种斗心气的劲儿：要站上学术制高点，别人读不通的写卷我们可以释读，别人不识的文字我们能够辨明，他人无法破译的古藏文我们可以完成解读。这是敦煌学、甲骨学、简牍学研究者共同的追求，无论外界是否追捧，我们要力争在学术上做到最好。也就是说，“学术伤心史”也好，“板凳甘坐十年冷”也罢，最终指向的是学者的抱负。&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这本书首次加入了大量的彩色图版，特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了许多从来没有发表过的高清写卷图像，这批图版，分别能够为普通读者、敦煌学入门学习者、专业研究者带来哪些助益？&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敦煌文献的出版，经历过缩微胶卷、黑白照片两个阶段，如今进入以IDP、敦煌数字藏经洞为代表的网络彩色影像时代。我们整理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献，影像清晰度高于网络公开版本，部分图版的观感甚至优于原件。国家图书馆由于各方面原因，馆藏敦煌卷子的网络公布与彩色出版工作，还待进一步推进。&lt;/p&gt;&lt;p&gt;陈寅恪在序中重点提及的高价值文献，多为编号靠后的写卷。因为我与国家图书馆有长期的业务联系，本书出版前，我向馆方提出，希望获取重要卷子的首、尾部分的高清彩版。馆方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最高清的彩色影像，部分图像为专门为本书重新拍摄，此前从未对外发布。这本书装帧效果良好，全页彩色图版视觉冲击力很强。&lt;/p&gt;&lt;p&gt;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书中图版精美，部头也不大，文本也尽量做到通俗可读，便于大众接触敦煌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讲，这批未刊高清彩版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专业学者可以将这批彩色图像与旧有的黑白图版比对，从中发掘出新的研究线索。当下书籍史研究日渐兴盛，学界不再仅仅关注文本内容，还要观察写卷的书法、栏格、纸张帘纹等物质层面信息，高清彩色图版恰好可以满足这类研究需求。&lt;/p&gt;&lt;p&gt;本书的图版工作仅仅是开端。我们还是期待国家图书馆能够完成全部馆藏敦煌卷子的整理出版，也就是我们在编的《敦煌文献全集》，本书可以视作这项宏大工程的序曲。&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02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741578698_TYH4mw_178874165697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53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荣新江教授与其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u&gt;《“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新近出版的一部小书。本书所解读的《敦煌劫余录序》，篇幅不长却意蕴深远，在近代敦煌学与学术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百余年来被学界反复研读、援引阐释。对于这篇经典序文，荣新江教授以笺证形式逐段拆解、溯源考据，重新审视陈寅恪的学术洞见。“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此语何意？历经百年而回望，“伤心史”一语于敦煌研究而言，有几分误读，又有怎样的期待？&lt;/u&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44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534436732_im1bkf_178858564952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0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荣新江著，中西书局，2026年8月出版，125页，62.00元&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篇幅不大，却在近代学术史上地位极高，可谓微言大义。您的新著对这篇序言做了笺证式的逐段解读。可否请您谈谈这篇序言为什么如此重要？&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敦煌劫余录》是陈垣先生主持编纂的一部目录学名著。《敦煌劫余录序》则是陈寅恪为这部名著所写的序，篇幅很短，但却是陈寅恪深思熟虑之后的学术手笔。通过这篇序，陈寅恪把敦煌学的理论、方法，以及国家图书馆（原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主体内容做了一番勾勒，内容非常丰富。&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敦煌劫余录序》中有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流传极广，您在书中专门用了一整节来辨析这一问题，试图破除后世形成的认知误区。陈寅恪此句的本意是什么？后世对此又产生了哪些误读？&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在陈寅恪写这篇序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斯坦因、伯希和把敦煌的好东西拿走了，所以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很伤心的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上课的时候，陈先生这句“敦煌学，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反复被提及，但陈先生在这篇序中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要破除“伤心史”这一认识。&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443"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50468735_1hfT5J_178865054678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4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初版书影&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原文在这句话前有“或曰”二字，即有人这么说。这是一种写作技巧：先引述一个流行的观点，再就此展开辨析与反思。接着，陈寅恪指出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卷子里还有很多珍贵资料，来不及深入研究，如果把这些文献研究透，中国学界或能立足学术之林，也就不必伤心了。他是借用“伤心史”这句话来讲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学术价值。&lt;/p&gt;&lt;p&gt;然而，因为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力太大，后来这句话就成了“陈寅恪说，敦煌学就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句被误读的话也激励了一代学人。如果没有这句话，说不定我就不做敦煌学研究了，我就是为了改变中国敦煌学的伤心史而冲上前去，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lt;/p&gt;&lt;p&gt;真正读懂了陈寅恪之后，我发现这根本不是陈寅恪的本意，这是他要反对的。一百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句话？当时陈寅恪说，北平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好东西，但他并不知道英国、法国到底有多少好东西——那时候各个图书馆没有目录，更没有照片，他也没有到英国、法国翻阅过这些卷子，等到我们真正对比过国内外的敦煌文献后才发现，敦煌学确实可以说是一段学术伤心史。我的书讲述的是这样一段学术脉络。&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9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586278170_we4S2Z_1788586305373.jpe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97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陈寅恪&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您多年奔走世界各地访查敦煌文献，还主编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在广泛接触海内外敦煌写本之后，您如何概括国内馆藏敦煌文书相较于海外藏品的整体特征？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体现在何处？&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评判敦煌文献的价值，不能单以数量来衡量。以卷轴长度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最多，但学术研究应当以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作为评判标准。英法所藏的敦煌卷子毕竟是伯希和、斯坦因挑选过的，虽然他们也不太懂敦煌，但伯希和确立了三条挑选原则——优先选择有纪年的、非佛教的、非汉语的文献——这类文献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在大藏经里能看到的普通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这些佛经有校勘价值、文物价值，但是学术价值不及《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敦煌文献中只有四件摩尼教卷子，都是世界顶级的珍贵文献，伯希和漏了其中一份，这一份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件摩尼教残经由摩尼第二代弟子撰写，是世间稀见的摩尼教原始经典。以往学界研究摩尼教，只能依靠反对摩尼教的拉丁文文献，这件原始经文的史料价值无可替代，单此一件的价值，便足以抵得上千百卷普通写卷。这也是我在书中将这件残经配以大幅图版的原因。&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1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50531262_x5PTAZ_178865054676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54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摩尼教经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0256）首&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如果聚焦唐代户籍、差科簿、军事制度等世俗主题，情况则有所不同。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藏品多为当年外国人挑选之后剩余的佛教典籍，大量世俗文书散见于英、法馆藏。当然国内也独有珍贵的世俗文献，如《贞元氏族志》，英、法均无收藏，这是研究唐代氏族制度的关键文献——英法藏有《开元氏族志》。我们需要将海内外各类写本相互参证，才能完成相关问题的完整研究。&lt;/p&gt;&lt;p&gt;综合来看，现今已刊布的所有敦煌文献，我们对比之后认为，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其学术价值的确不及英法所藏敦煌文献，所以我们才要把英、法、俄的敦煌文献刊布出来，推进学术研究。&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您在本书序文中举出十八件原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卷，逐一考订编号，并结合近百年研究成果评述其学术价值。开展这项研究，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是否有哪件写卷带给您格外的惊喜？&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学者。我不认为他曾经把北平图书馆八千卷敦煌写卷全部翻阅过，但他读书的广度与深度，远超常人。例如他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期间，就通览过中央图书馆的敦煌卷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禅源诸诠集都序》，他就在所用线装书上标注“敦煌本”，这一孤本便是他在南京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台湾。由此可见其读书识见之卓绝。&lt;/p&gt;&lt;p&gt;陈寅恪在序言里点出的这十八件敦煌写卷，都是从陈垣《敦煌劫余录》里梳理出来的，其中也有遗漏，譬如《敦煌劫余录》著录的《六祖坛经》，在当时已是重大发现，陈寅恪却并未提及，可见他对目录的浏览较为粗疏。即便如此，他筛选出来的，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文本，涵盖世俗文书、禅宗典籍、疑伪经（如《月光童子经》）等。后世学界围绕这些文献做过大量研究。&lt;/p&gt;&lt;p&gt;陈寅恪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但开风气不为师”。他指出材料的价值，却并不亲自展开深入研究。不少他提示过的材料，国内学者未能接续开展研究，反倒是海外学者完成了重要研究。以《月光童子经》为例，该领域最出色的研究出自我的荷兰老师许理和，他并非专门的敦煌研究者，却敏锐捕捉到此卷蕴含的中国弥赛亚思想。陈寅恪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份文献，只是他兴趣广博，读书浩繁，很多线索只做提示，并不落笔成文，留给后人继续探索。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少国内学者来不及接续开展研究，像《圆明论》这类禅宗文献，相关重要成果便由日本学者完成。等到国内学者着手跟进，已经晚了一步。&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0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8650393607_aFNkc4_178865054678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43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8341）首&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近些年敦煌学逐步走出冷门，获得更多关注。作为国内敦煌学领域的领军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一研究现状？&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所谓敦煌学的“冷”与“热”，是外界站在不同视角形成的判断。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学科无所谓冷热，我们始终在开展研究。敦煌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厘清其历史，是学者固有的职责。敦煌学与甲骨、简牍一同被视作“冷门绝学”，我并不十分认同这种说法，也不认为敦煌学真正走向了“大热”。&lt;/p&gt;&lt;p&gt;敦煌学很难“热”起来。部分研究譬如于阗文写卷，全世界能够读懂的学者仅有七八位，想要达到解读的门槛，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的积累，具有如此之高门槛，确实需要国家层面对这类冷门方向予以扶持。当然，敦煌学内部也有部分研究受关注度较高，比如敦煌变文，可从多角度展开研究，也更易获得大众关注。&lt;/p&gt;&lt;p&gt;所以，这个学科的“冷”“热”并不是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真正驱动海内外学者开展研究的，是学术上的争先意识，一种斗心气的劲儿：要站上学术制高点，别人读不通的写卷我们可以释读，别人不识的文字我们能够辨明，他人无法破译的古藏文我们可以完成解读。这是敦煌学、甲骨学、简牍学研究者共同的追求，无论外界是否追捧，我们要力争在学术上做到最好。也就是说，“学术伤心史”也好，“板凳甘坐十年冷”也罢，最终指向的是学者的抱负。&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236fa1;"&gt;这本书首次加入了大量的彩色图版，特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了许多从来没有发表过的高清写卷图像，这批图版，分别能够为普通读者、敦煌学入门学习者、专业研究者带来哪些助益？&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荣新江&lt;/strong&gt;：敦煌文献的出版，经历过缩微胶卷、黑白照片两个阶段，如今进入以IDP、敦煌数字藏经洞为代表的网络彩色影像时代。我们整理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献，影像清晰度高于网络公开版本，部分图版的观感甚至优于原件。国家图书馆由于各方面原因，馆藏敦煌卷子的网络公布与彩色出版工作，还待进一步推进。&lt;/p&gt;&lt;p&gt;陈寅恪在序中重点提及的高价值文献，多为编号靠后的写卷。因为我与国家图书馆有长期的业务联系，本书出版前，我向馆方提出，希望获取重要卷子的首、尾部分的高清彩版。馆方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最高清的彩色影像，部分图像为专门为本书重新拍摄，此前从未对外发布。这本书装帧效果良好，全页彩色图版视觉冲击力很强。&lt;/p&gt;&lt;p&gt;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书中图版精美，部头也不大，文本也尽量做到通俗可读，便于大众接触敦煌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讲，这批未刊高清彩版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专业学者可以将这批彩色图像与旧有的黑白图版比对，从中发掘出新的研究线索。当下书籍史研究日渐兴盛，学界不再仅仅关注文本内容，还要观察写卷的书法、栏格、纸张帘纹等物质层面信息，高清彩色图版恰好可以满足这类研究需求。&lt;/p&gt;&lt;p&gt;本书的图版工作仅仅是开端。我们还是期待国家图书馆能够完成全部馆藏敦煌卷子的整理出版，也就是我们在编的《敦煌文献全集》，本书可以视作这项宏大工程的序曲。&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伍珺涵/采访</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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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敦煌学</category>
<category>陈寅恪</category>
<category>上海书评</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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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拾光纪·习主席中亚中东行的三点启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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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7 Sep 2026 00:33:1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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