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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国内新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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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Merged RSS feed: 国内新闻</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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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BuildDate>Fri, 25 Sep 2026 23:59:52 GMT</lastBuild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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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孟钟捷：与世界对话，与不同文明共同参与和创新知识生产</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31469</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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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59:52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lt;u&gt;旨在以中国学研究为纽带，深化中阿双方特别是学术界、文化界的相互认知与理解，促进中阿民心相通，为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撑和知识动力，“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将于9月28-30日在开罗举行。本次阿拉伯专场是世界中国学大会框架下的海外学术交流活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lt;/u&gt;&lt;/p&gt;&lt;p&gt;&lt;u&gt;在本次大会召开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与会嘉宾、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孟钟捷，在孟钟捷看来，在开罗这样一座古老而又开放的城市讨论“中国学”，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讨论的既是如何认识中国，也是如何理解世界，更是不同文明如何通过交流对话，共同参与和创新知识生产。&lt;/u&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82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136481744_2p5fC1_179013690642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50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孟钟捷&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长期以来谈海外中国学，主要聚焦于欧美汉学，此次“中国学的世界对话”专设阿拉伯国家专场，结合您此前提出的“全球中东”的研究范式，在您看来将阿拉伯文明谱系纳入世界中国学主流对话，会如何改写既有的学术认知？&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全球中东”范式的提出，旨在改变此前中东研究中三种常见做法：一是“帝国中东”，即把中东视作帝国的边缘地带；二是“冷战中东”，即把中东视作冷战的前沿争夺地区；三是“地方化中东”，即过于凸显中东的区域性影响，忽视中东地区的全球影响。这三种旧范式，实际上就是欧美研究中东时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欧美视野为出发点的认知。从这些认知出发，有关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学/汉学研究，也就自然被置于欧美知识需求的框架内来加以观察、思考和讨论。所以不足为奇的是，在很多欧美学者眼中，阿拉伯学者对于中国的关注、分析和研究，或被视作中国文化扩张的结果（帝国思维），或被视作中国发起新冷战的尝试（冷战思维），或被淹没在各种细节性的地方政治分析中（地方化思维）。&lt;/p&gt;&lt;p&gt;与此相反，“全球中东”表现了中国中东学研究界承认并尊重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世界影响力，希望不断凸显中东地区的主体性。换言之，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中东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关注并分析中国，更多的是来自这一地区自身意识的崛起。正是这一地区更为主动地认识自身地位，更为主动地关注世界与自身之间的互动性，更为主动地发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有可能产生阿拉伯学者有关中国的新认知。这些新认知既有别于传统阿拉伯世界有关传统中国的描述，也不同于既有的欧美汉学研究路径。它们可能更多从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出发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力、实践与影响，可能更多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比较中西路径的优劣长短而不是简单以西方道路为标准去看待中国发展历史，可能更多地把自身发展中的特点和问题放在中阿对话的学术框架内。&lt;/p&gt;&lt;p&gt;由此，把阿拉伯文明谱系纳入世界中国学主流对话，可以产生多重效应：首先就在于突破被欧美汉学长期主导的中国知识生产，增加欧美学术界之外的视角和声音。其次，从欧美汉学常见的历史维度转向现实和未来维度，从古代中国世界的理解转向现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分析。再次，让中国学界更多地了解阿拉伯学界的当代思考，并从中获悉自身发展的优势与问题，更有利于推进中阿文明的交流互鉴，并最终得以真正落实“世界中国学”的全球维度。&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相较于欧美汉学，阿拉伯学者观察中国，是否天然具备非东方主义的认知优势与独特局限？&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应该说，阿拉伯学者并非天然具备非东方主义的认知优势。毕竟欧美知识生产的时间更久、影响更大，不少阿拉伯学者也是在欧美学界接受学术训练的。当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正是来自阿拉伯裔的美国籍学者萨义德。这表明，阿拉伯世界的研究者仍然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与反思力。&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02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92791633_annW26_1790292797163.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0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萨义德&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从历史维度来看，阿拉伯世界也曾经创造出非常辉煌的文明。他们对于中古社会世界知识生产和流通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在当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阿拉伯世界拥有着既普遍又独具特点的被殖民化以及反殖民化的经验。这些历史和经验经过深入挖掘和持续思索，确实可以为一种对于世界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新思考提供必要的支撑。&lt;/p&gt;&lt;p&gt;当然，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冷战，以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阿拉伯世界深受欧美叙事的控制和影响，对于中国的角色及中国的发展多少有着一些固定化的、模式化的、妖魔化的认知。只有不断通过学术交流与现实世界图景的比对及体验，才能够带来更为客观的认识。&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您在研究中多次指出：现代性是多源共生的，并非西方单一生成。传统中外交流史更强调“中西互动”，在您看来，阿拉伯世界在中西知识传递、文明转译、观念再造中，承担了怎样的历史角色？这对今天的中国学研究有何补全意义？&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也极为微观的学术研究课题。所谓“巨大”，因为它颠覆了“只有西方才能产生现代性”的固有认知——当年，马克斯·韦伯就是如此认为的，即西方文化之子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学界习用的“中西互动”框架，其实是一个后设的、以近代欧洲为中心逆向投射的叙事。而多源共生的现代性理论则希望回到历史现场，去重新发掘当年“大合流”的伟大图景——在前近代，中国所面对的“西”，主要是大食—波斯—回回世界；真正的欧亚知识网络是多节点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其中最关键的枢纽之一。它不是被动的二传手，而是主动的转译者与共造者。历史地看，阿拉伯世界处在陆海双通道的交汇点上，其枢纽作用首先是双向对流。它既把中国的技术与物产西送，也把域外的科学与知识东传。阿拉伯世界的第二重角色，是把翻译变成创造。阿拔斯王朝智慧宫的“百年翻译运动”系统移译希腊、波斯、印度典籍，但绝非简单保存，而是以自身语言与文明框架对他者知识的“化”。阿拉伯世界同时也是近代知识革命的共同奠基者，相关研究表明"哥白尼革命"并非欧洲内部的智识突变，而是欧亚大陆智识接力的产物。换言之，如果没有阿拉伯世界在中西知识（也包含了西方世界的古今知识）传递、文明转译、观念再造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担任的重要角色，西方世界的后续发展或许也不可能实现，至少不可能如此顺利完成。所谓“微观”，因为它必须结合概念史、观念史、物质史、人物史等各种具体研究来呈现各种事实。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一批研究人员已经陆续发现了各种端倪。当然，这种历史链接或许还缺乏“直接性”，或许还有一些“断裂性”，但依然不会阻碍我们重新思考原有的、更具目的性的西方现代性独有论的问题。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证据表明，许多原本我们认为不适合“现代性”的传统文化元素，恰恰在当代生活世界中反而体现出它们的现代意义，例如“和”的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就在近代西方世界不断增长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来，进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找到了落地的可能性。&lt;/p&gt;&lt;p&gt;重新解释阿拉伯世界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角色，对中国主张的世界中国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学研究应该首先超越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但也不应止于颠倒的"冲击—反应"模式，将中国与世界的角色予以简单的置换；而应转向"转译—再造—共生"的方法论，以天下、大一统、和而不同、文明互鉴等中国自身的标识性概念为出发点。这一学脉在中国学人手中本已奠基，如白寿彝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纳忠九十万言《阿拉伯通史》、以及我校朱威烈教授所代表的上外中阿研究学统，都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上外正在推进的"文字—文学—文物—文化—文明"五文体系构建与中东研究语料库及大模型建设，正是把现代性多源共生的历史洞见转化为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新动力的一次尝试。&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6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93051575_JMXram_179029320124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教授，我国阿拉伯语学科、中东研究的领军人物。&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您主持的重大项目系统梳理了各国教科书的中国形象。阿拉伯国家教科书的中国叙事呈现出怎样独特的集体记忆底色？古代丝路交流、近代反殖民共情、当代发展认同，这些对今天阿拉伯社会的中国认知有何影响吗？&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目前对阿拉伯国家教科书的研究还不多。据现有研究发现，部分教科书对于中国的叙事极少，部分教科书即便有中国叙事，但总体上呈现古代居多、近现代缩减的特征。还有一些教科书出于本国意识形态所需，甚至还有篡改历史事实的做法。&lt;/p&gt;&lt;p&gt;各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除了承担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外，主要服务于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重要使命。在阿拉伯社会，无论有关中国形象的呈现内容多少、正确与否，即便都是碎片化的、选择性的，不少也是存在各种问题的。它们肯定影响了青年一代对于中国的认知，比如部分叙事导致古代中国成为“敌人”，当代中国形象通常遭到“隐匿”。&lt;/p&gt;&lt;p&gt;我们应该注意到，随着时间发展，教科书提供的长期语义框架对于民众认知的影响力是在不断下降中的。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现实态度更多是由近期事件、经济机会与媒介议程直接驱动，代际差异也不是简单的“年轻人更友好”。在政治信任、经济期待、文化亲近、产品认知等不同维度上，依然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图景。&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您观察到，当前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研究普遍存在“西方理论二手中转”问题：本土问题意识弱、框架依附西方、概念借用欧美。在您看来，阿拉伯中国学如何完成去西方中介化，建立属于阿拉伯文明体系的中国阐释路径？中国学界又该如何与之平等对话？&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我不是阿拉伯研究专家，也不能算是中国学研究专家。所以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很难有具体分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手中转”不只是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研究独有的现象，其本质在于西方知识霸权支配下的思想依附。在缺少足够文化自觉的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往往陷入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不自知，中国议题长期由欧美议程设定而非从自身文明处境出发提问也就不足为怪。因此，去西方中介化，关键不在换一批参考文献，而在重建提问的主体性。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只有不断接触，才有利于双方认知的提升，也才有可能在承认多重普遍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关于彼此的系统知识。归根结底，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双方都摆脱“第三者”，其要义是共建议程而非输出结论。中国学界同样需要摆脱以欧美汉学及中国学为尺度的习惯。比如，所谓“中国学”，不能仅仅是有关“中国”的知识，而应该把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过程包容进来。具体而言，中国当前正在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一重大举动，是世界中国学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即中国人不仅要在物质世界的创造中贡献智慧，更能够在人类文明思考中提供创新范式。在这一意义上，“全球中东”即是一例。&lt;/p&gt;&lt;p&gt;近年来，由上外承办的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围绕研修培训、人才培养、智库研究、人文交流，致力于建成世界一流智库基地和国际化思想交流平台，通过举办中阿改革发展论坛、中阿智库联盟会议等，直接面向阿拉伯本土学者，“当面讲、实地看、亲身品”开展治国理政和改革发展经验交流，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消除认知赤字。此外，作为高校，我们对影响中阿关系未来发展的青年人脉培养也格外重视，中外青年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交往，在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怀有“同学真友谊”“友华真情感”的新一代“中国通”。&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如今文明互鉴成为一个高频话语，在您看来，真实的文明互鉴应该如何书写？&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文明互鉴”成为高频话语，本身是好事；但话语一旦高频，就容易空心化。眼下至少有三种值得警惕的伪书写：清单式——罗列交流事件，把互鉴写成往来年表；单向式——将互鉴写成我给了你什么，实则仍是自我陈述；美化式——只写和谐、只写友好，把互鉴写成自古一家的证明题。三者共同的问题，是把互鉴当作结果的展示，而不是过程的生成。以中阿为例，我以为真实的书写至少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从“影响—接受”转向“转译—再造”。器物互传只是表层。造纸术西传值得写的，不是传了出去，而是它在撒马尔罕、巴格达落地为产业，使哈里发政权明令公文用纸，进而改变书写成本与知识保存方式，最终经埃及、摩洛哥、西班牙进入欧洲——一项技术在异域被制度性地再造；二是从写“两点一线”转向“多节点网络”。真实的互鉴从来不是中国—阿拉伯的直线往返，而是波斯、粟特、突厥、印度、拜占庭共同在场的欧亚网络。只写两端，必然滑向简单粗暴的国家中心主义；三是从主要写同质性到重点写差异性与会通性。互鉴的前提恰是彼此不可完全通约。回避误读与变形的书写，不是诚实的书写。我主张以"文字—文学—文物—文化—文明"作为书写框架正是想要提供一种文明互鉴的新思路：从多语种文本的基础层，到情感与想象的文学层，到外销瓷、沉船、天文仪器等物质文明的文物层，到制度与习俗的文化层，最终抵达对话与知识重构的文明层。五个层次递进，互鉴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可操作、可检验的知识工程。在此进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知识生产机制成为真正文明互鉴环境下历史书写的革新视角。世界的中国学，要关注中国不断发生变革的知识生产目标、方式、成果及其影响。反之，我们对于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生产，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也要报以更大的关注度，从中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意识变迁。这也符合我一贯的主张：不只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而是让世界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重新理解自己。&lt;/p&gt;&lt;p&gt;这种文明互鉴不是抽象的话语，并不仅仅停留在文本研讨层面，而是落实在共同开展知识生产的具体实践之中。以上外牵头的中埃联合考古萨卡拉项目为例，学校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建联合考古队，在当地开展神庙棺椁、金字塔遗存的实地发掘与数字化整理；项目取得的部分考古成果，还支撑了上海博物馆 “金字塔之巅 —— 古埃及文明大展” 的策展工作。来自不同文明的学者并肩开展田野作业、整理一手文物材料，共同完成学术产出，正是文明互鉴在知识生产层面的现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此前致大埃及博物馆开馆贺信中特别提到：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神秘的古埃及文明，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eaa36b3e-b864-4626-b15b-efa09845490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70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中埃联合考古队工作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73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0efa8386-d22a-4982-907b-7cb38db6027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09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中埃联合考古队专家在考古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您提出外语研究者要从“懂语言”升级为“懂国家、懂文明、懂思想”。当下国内深耕阿拉伯中国学的青年学者非常稀缺，既需要阿拉伯语能力，又需要中国史、全球史、文明史视野。您认为这一交叉领域的青年学人，最核心的知识短板与成长路径是什么？&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青年汉学家是最有潜力的有生力量。我们很欣喜，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正在逐步成长。前几天，上外的一名来自埃及的青年博士生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起了他对汉字“时”和“明”的理解：时间的“时”，右边一个“寸”，记录着光影尺度的位移，文明的“明”意味着“由日月同辉点亮世界”。从这个细节我们能够真切看到海外青年学者跨文化理解的独特视角。他既扎根于自身的文明底色，又沉浸式体悟汉字承载的东方哲思，在语言符号的细微处，触摸不同文明共通的时间观与宇宙观。这也说明，“懂国家、懂文明、懂思想”从来不是宏大空洞的概念，它就蕴含在青年个体的阅读、思考与感悟之中。&lt;/p&gt;&lt;p&gt;我认为，所有的知识短板都会在AI时代被快速补齐。语言不通，在AI的帮助下，可以快速学习、快速对话。具体历史知识的不足，在未来垂类模型建设的情况下，也会比较容易改变。但青年学人真正理解阿拉伯世界，需要的是什么？我想，一方面是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无论使用哪种学科方法——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等，都可以。只有真正生活在一起，不断面对面的交流，才能谈得上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青年学人还需要敏锐的提问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如同一切科学研究一样，区域国别研究亟须发现问题或者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AI无法自我生成的功能。这种能力来自对历史的感悟、对当下的体验、对未来的展望，来自反复阅读、不断接触，以及深度反思。最后还需要强调的，就是开放的心灵。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认同每一种文明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合理性，真正理解它们的过去和现代，尊重对方的每一种创造，愿意倾听他者的心声——即便它可能与自身理解是相悖的，也愿意平等交往。&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lt;u&gt;旨在以中国学研究为纽带，深化中阿双方特别是学术界、文化界的相互认知与理解，促进中阿民心相通，为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撑和知识动力，“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将于9月28-30日在开罗举行。本次阿拉伯专场是世界中国学大会框架下的海外学术交流活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lt;/u&gt;&lt;/p&gt;&lt;p&gt;&lt;u&gt;在本次大会召开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与会嘉宾、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孟钟捷，在孟钟捷看来，在开罗这样一座古老而又开放的城市讨论“中国学”，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讨论的既是如何认识中国，也是如何理解世界，更是不同文明如何通过交流对话，共同参与和创新知识生产。&lt;/u&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82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136481744_2p5fC1_179013690642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50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孟钟捷&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长期以来谈海外中国学，主要聚焦于欧美汉学，此次“中国学的世界对话”专设阿拉伯国家专场，结合您此前提出的“全球中东”的研究范式，在您看来将阿拉伯文明谱系纳入世界中国学主流对话，会如何改写既有的学术认知？&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全球中东”范式的提出，旨在改变此前中东研究中三种常见做法：一是“帝国中东”，即把中东视作帝国的边缘地带；二是“冷战中东”，即把中东视作冷战的前沿争夺地区；三是“地方化中东”，即过于凸显中东的区域性影响，忽视中东地区的全球影响。这三种旧范式，实际上就是欧美研究中东时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欧美视野为出发点的认知。从这些认知出发，有关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学/汉学研究，也就自然被置于欧美知识需求的框架内来加以观察、思考和讨论。所以不足为奇的是，在很多欧美学者眼中，阿拉伯学者对于中国的关注、分析和研究，或被视作中国文化扩张的结果（帝国思维），或被视作中国发起新冷战的尝试（冷战思维），或被淹没在各种细节性的地方政治分析中（地方化思维）。&lt;/p&gt;&lt;p&gt;与此相反，“全球中东”表现了中国中东学研究界承认并尊重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世界影响力，希望不断凸显中东地区的主体性。换言之，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中东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关注并分析中国，更多的是来自这一地区自身意识的崛起。正是这一地区更为主动地认识自身地位，更为主动地关注世界与自身之间的互动性，更为主动地发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有可能产生阿拉伯学者有关中国的新认知。这些新认知既有别于传统阿拉伯世界有关传统中国的描述，也不同于既有的欧美汉学研究路径。它们可能更多从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出发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力、实践与影响，可能更多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比较中西路径的优劣长短而不是简单以西方道路为标准去看待中国发展历史，可能更多地把自身发展中的特点和问题放在中阿对话的学术框架内。&lt;/p&gt;&lt;p&gt;由此，把阿拉伯文明谱系纳入世界中国学主流对话，可以产生多重效应：首先就在于突破被欧美汉学长期主导的中国知识生产，增加欧美学术界之外的视角和声音。其次，从欧美汉学常见的历史维度转向现实和未来维度，从古代中国世界的理解转向现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分析。再次，让中国学界更多地了解阿拉伯学界的当代思考，并从中获悉自身发展的优势与问题，更有利于推进中阿文明的交流互鉴，并最终得以真正落实“世界中国学”的全球维度。&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相较于欧美汉学，阿拉伯学者观察中国，是否天然具备非东方主义的认知优势与独特局限？&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应该说，阿拉伯学者并非天然具备非东方主义的认知优势。毕竟欧美知识生产的时间更久、影响更大，不少阿拉伯学者也是在欧美学界接受学术训练的。当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正是来自阿拉伯裔的美国籍学者萨义德。这表明，阿拉伯世界的研究者仍然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与反思力。&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02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92791633_annW26_1790292797163.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0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萨义德&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从历史维度来看，阿拉伯世界也曾经创造出非常辉煌的文明。他们对于中古社会世界知识生产和流通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在当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阿拉伯世界拥有着既普遍又独具特点的被殖民化以及反殖民化的经验。这些历史和经验经过深入挖掘和持续思索，确实可以为一种对于世界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新思考提供必要的支撑。&lt;/p&gt;&lt;p&gt;当然，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冷战，以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阿拉伯世界深受欧美叙事的控制和影响，对于中国的角色及中国的发展多少有着一些固定化的、模式化的、妖魔化的认知。只有不断通过学术交流与现实世界图景的比对及体验，才能够带来更为客观的认识。&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您在研究中多次指出：现代性是多源共生的，并非西方单一生成。传统中外交流史更强调“中西互动”，在您看来，阿拉伯世界在中西知识传递、文明转译、观念再造中，承担了怎样的历史角色？这对今天的中国学研究有何补全意义？&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也极为微观的学术研究课题。所谓“巨大”，因为它颠覆了“只有西方才能产生现代性”的固有认知——当年，马克斯·韦伯就是如此认为的，即西方文化之子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学界习用的“中西互动”框架，其实是一个后设的、以近代欧洲为中心逆向投射的叙事。而多源共生的现代性理论则希望回到历史现场，去重新发掘当年“大合流”的伟大图景——在前近代，中国所面对的“西”，主要是大食—波斯—回回世界；真正的欧亚知识网络是多节点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其中最关键的枢纽之一。它不是被动的二传手，而是主动的转译者与共造者。历史地看，阿拉伯世界处在陆海双通道的交汇点上，其枢纽作用首先是双向对流。它既把中国的技术与物产西送，也把域外的科学与知识东传。阿拉伯世界的第二重角色，是把翻译变成创造。阿拔斯王朝智慧宫的“百年翻译运动”系统移译希腊、波斯、印度典籍，但绝非简单保存，而是以自身语言与文明框架对他者知识的“化”。阿拉伯世界同时也是近代知识革命的共同奠基者，相关研究表明"哥白尼革命"并非欧洲内部的智识突变，而是欧亚大陆智识接力的产物。换言之，如果没有阿拉伯世界在中西知识（也包含了西方世界的古今知识）传递、文明转译、观念再造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担任的重要角色，西方世界的后续发展或许也不可能实现，至少不可能如此顺利完成。所谓“微观”，因为它必须结合概念史、观念史、物质史、人物史等各种具体研究来呈现各种事实。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一批研究人员已经陆续发现了各种端倪。当然，这种历史链接或许还缺乏“直接性”，或许还有一些“断裂性”，但依然不会阻碍我们重新思考原有的、更具目的性的西方现代性独有论的问题。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证据表明，许多原本我们认为不适合“现代性”的传统文化元素，恰恰在当代生活世界中反而体现出它们的现代意义，例如“和”的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就在近代西方世界不断增长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来，进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找到了落地的可能性。&lt;/p&gt;&lt;p&gt;重新解释阿拉伯世界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角色，对中国主张的世界中国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学研究应该首先超越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但也不应止于颠倒的"冲击—反应"模式，将中国与世界的角色予以简单的置换；而应转向"转译—再造—共生"的方法论，以天下、大一统、和而不同、文明互鉴等中国自身的标识性概念为出发点。这一学脉在中国学人手中本已奠基，如白寿彝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纳忠九十万言《阿拉伯通史》、以及我校朱威烈教授所代表的上外中阿研究学统，都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上外正在推进的"文字—文学—文物—文化—文明"五文体系构建与中东研究语料库及大模型建设，正是把现代性多源共生的历史洞见转化为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新动力的一次尝试。&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6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93051575_JMXram_179029320124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教授，我国阿拉伯语学科、中东研究的领军人物。&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您主持的重大项目系统梳理了各国教科书的中国形象。阿拉伯国家教科书的中国叙事呈现出怎样独特的集体记忆底色？古代丝路交流、近代反殖民共情、当代发展认同，这些对今天阿拉伯社会的中国认知有何影响吗？&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目前对阿拉伯国家教科书的研究还不多。据现有研究发现，部分教科书对于中国的叙事极少，部分教科书即便有中国叙事，但总体上呈现古代居多、近现代缩减的特征。还有一些教科书出于本国意识形态所需，甚至还有篡改历史事实的做法。&lt;/p&gt;&lt;p&gt;各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除了承担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外，主要服务于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重要使命。在阿拉伯社会，无论有关中国形象的呈现内容多少、正确与否，即便都是碎片化的、选择性的，不少也是存在各种问题的。它们肯定影响了青年一代对于中国的认知，比如部分叙事导致古代中国成为“敌人”，当代中国形象通常遭到“隐匿”。&lt;/p&gt;&lt;p&gt;我们应该注意到，随着时间发展，教科书提供的长期语义框架对于民众认知的影响力是在不断下降中的。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现实态度更多是由近期事件、经济机会与媒介议程直接驱动，代际差异也不是简单的“年轻人更友好”。在政治信任、经济期待、文化亲近、产品认知等不同维度上，依然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图景。&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您观察到，当前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研究普遍存在“西方理论二手中转”问题：本土问题意识弱、框架依附西方、概念借用欧美。在您看来，阿拉伯中国学如何完成去西方中介化，建立属于阿拉伯文明体系的中国阐释路径？中国学界又该如何与之平等对话？&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我不是阿拉伯研究专家，也不能算是中国学研究专家。所以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很难有具体分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手中转”不只是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研究独有的现象，其本质在于西方知识霸权支配下的思想依附。在缺少足够文化自觉的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往往陷入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不自知，中国议题长期由欧美议程设定而非从自身文明处境出发提问也就不足为怪。因此，去西方中介化，关键不在换一批参考文献，而在重建提问的主体性。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只有不断接触，才有利于双方认知的提升，也才有可能在承认多重普遍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关于彼此的系统知识。归根结底，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双方都摆脱“第三者”，其要义是共建议程而非输出结论。中国学界同样需要摆脱以欧美汉学及中国学为尺度的习惯。比如，所谓“中国学”，不能仅仅是有关“中国”的知识，而应该把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过程包容进来。具体而言，中国当前正在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一重大举动，是世界中国学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即中国人不仅要在物质世界的创造中贡献智慧，更能够在人类文明思考中提供创新范式。在这一意义上，“全球中东”即是一例。&lt;/p&gt;&lt;p&gt;近年来，由上外承办的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围绕研修培训、人才培养、智库研究、人文交流，致力于建成世界一流智库基地和国际化思想交流平台，通过举办中阿改革发展论坛、中阿智库联盟会议等，直接面向阿拉伯本土学者，“当面讲、实地看、亲身品”开展治国理政和改革发展经验交流，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消除认知赤字。此外，作为高校，我们对影响中阿关系未来发展的青年人脉培养也格外重视，中外青年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交往，在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怀有“同学真友谊”“友华真情感”的新一代“中国通”。&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如今文明互鉴成为一个高频话语，在您看来，真实的文明互鉴应该如何书写？&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文明互鉴”成为高频话语，本身是好事；但话语一旦高频，就容易空心化。眼下至少有三种值得警惕的伪书写：清单式——罗列交流事件，把互鉴写成往来年表；单向式——将互鉴写成我给了你什么，实则仍是自我陈述；美化式——只写和谐、只写友好，把互鉴写成自古一家的证明题。三者共同的问题，是把互鉴当作结果的展示，而不是过程的生成。以中阿为例，我以为真实的书写至少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从“影响—接受”转向“转译—再造”。器物互传只是表层。造纸术西传值得写的，不是传了出去，而是它在撒马尔罕、巴格达落地为产业，使哈里发政权明令公文用纸，进而改变书写成本与知识保存方式，最终经埃及、摩洛哥、西班牙进入欧洲——一项技术在异域被制度性地再造；二是从写“两点一线”转向“多节点网络”。真实的互鉴从来不是中国—阿拉伯的直线往返，而是波斯、粟特、突厥、印度、拜占庭共同在场的欧亚网络。只写两端，必然滑向简单粗暴的国家中心主义；三是从主要写同质性到重点写差异性与会通性。互鉴的前提恰是彼此不可完全通约。回避误读与变形的书写，不是诚实的书写。我主张以"文字—文学—文物—文化—文明"作为书写框架正是想要提供一种文明互鉴的新思路：从多语种文本的基础层，到情感与想象的文学层，到外销瓷、沉船、天文仪器等物质文明的文物层，到制度与习俗的文化层，最终抵达对话与知识重构的文明层。五个层次递进，互鉴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可操作、可检验的知识工程。在此进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知识生产机制成为真正文明互鉴环境下历史书写的革新视角。世界的中国学，要关注中国不断发生变革的知识生产目标、方式、成果及其影响。反之，我们对于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生产，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也要报以更大的关注度，从中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意识变迁。这也符合我一贯的主张：不只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而是让世界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重新理解自己。&lt;/p&gt;&lt;p&gt;这种文明互鉴不是抽象的话语，并不仅仅停留在文本研讨层面，而是落实在共同开展知识生产的具体实践之中。以上外牵头的中埃联合考古萨卡拉项目为例，学校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建联合考古队，在当地开展神庙棺椁、金字塔遗存的实地发掘与数字化整理；项目取得的部分考古成果，还支撑了上海博物馆 “金字塔之巅 —— 古埃及文明大展” 的策展工作。来自不同文明的学者并肩开展田野作业、整理一手文物材料，共同完成学术产出，正是文明互鉴在知识生产层面的现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此前致大埃及博物馆开馆贺信中特别提到：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神秘的古埃及文明，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eaa36b3e-b864-4626-b15b-efa09845490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70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中埃联合考古队工作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73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0efa8386-d22a-4982-907b-7cb38db6027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09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中埃联合考古队专家在考古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3598db;"&gt;您提出外语研究者要从“懂语言”升级为“懂国家、懂文明、懂思想”。当下国内深耕阿拉伯中国学的青年学者非常稀缺，既需要阿拉伯语能力，又需要中国史、全球史、文明史视野。您认为这一交叉领域的青年学人，最核心的知识短板与成长路径是什么？&lt;/span&gt;&lt;/p&gt;&lt;p&gt;&lt;strong&gt;孟钟捷&lt;/strong&gt;：青年汉学家是最有潜力的有生力量。我们很欣喜，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正在逐步成长。前几天，上外的一名来自埃及的青年博士生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起了他对汉字“时”和“明”的理解：时间的“时”，右边一个“寸”，记录着光影尺度的位移，文明的“明”意味着“由日月同辉点亮世界”。从这个细节我们能够真切看到海外青年学者跨文化理解的独特视角。他既扎根于自身的文明底色，又沉浸式体悟汉字承载的东方哲思，在语言符号的细微处，触摸不同文明共通的时间观与宇宙观。这也说明，“懂国家、懂文明、懂思想”从来不是宏大空洞的概念，它就蕴含在青年个体的阅读、思考与感悟之中。&lt;/p&gt;&lt;p&gt;我认为，所有的知识短板都会在AI时代被快速补齐。语言不通，在AI的帮助下，可以快速学习、快速对话。具体历史知识的不足，在未来垂类模型建设的情况下，也会比较容易改变。但青年学人真正理解阿拉伯世界，需要的是什么？我想，一方面是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无论使用哪种学科方法——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等，都可以。只有真正生活在一起，不断面对面的交流，才能谈得上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青年学人还需要敏锐的提问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如同一切科学研究一样，区域国别研究亟须发现问题或者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AI无法自我生成的功能。这种能力来自对历史的感悟、对当下的体验、对未来的展望，来自反复阅读、不断接触，以及深度反思。最后还需要强调的，就是开放的心灵。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认同每一种文明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合理性，真正理解它们的过去和现代，尊重对方的每一种创造，愿意倾听他者的心声——即便它可能与自身理解是相悖的，也愿意平等交往。&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世界中国学</category>
      <category>文明互鉴</category>
      <category>私家历史</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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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多家上市房企发声：积极应对新政，调整经营策略</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5331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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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58:24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8·28”新政出台将近一个月时间，房企们已逐渐消化政策并积极采取举措应对新挑战。&lt;/p&gt;&lt;p&gt;9月24日，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金地集团董事长徐家俊表示，“8·28”新政涵盖商品房销售制度、个人住房信贷、房企融资、资本市场工具四大维度，系统重塑房地产制度架构，对房企开发运营、投资、融资等各个方面均提出更高要求。“公司将坚决贯彻落实新政要求，坚持稳健经营，聚焦产品品质与服务能力提升。”金地集团的应对措施涵盖了从投资端到产品端的多个链条，包括锚定股东回报和项目现金流、精准投资，拓宽项目层面融资渠道，推动融资模式与新政适配。强化项目全周期运营管理，加速去化与资金回笼，加快推动品牌、产品和交付能力向项目竞争力的转化等。&lt;/p&gt;&lt;p&gt;“8·28”之后召开业绩会的还有中国建筑、保利发展、信达地产等房企，对于现房销售这道难度颇高的经营考题，投资者希望管理层们能拿出可行的解题思路。&lt;/p&gt;&lt;p&gt;中国建筑在8月31日召开半年度业绩说明会，距离新政公布仅3天时间。在该公司副总裁黄杰看来，此次国家系统性重构了地产销售、信贷、资本等多项基础制度，代表地产行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建筑未来将立足主责主业，抢抓市场机遇，加快推进转型升级。&lt;/p&gt;&lt;p&gt;身为头部房企，保利发展如何看待、应对新政也备受投资者关注。9月15日，该公司总经理潘志华在业绩会上表示，现房销售和预售资金监管改变了过去行业“高周转”模式，公司已对新政进行积极评估，并根据各地细则调整经营策略和经营安排。接下来，保利发展将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部署要求，稳妥推进新旧模式有序衔接，通过提升产品力、优化开发节奏、强化成本管控等方式保持稳健经营。&lt;/p&gt;&lt;p&gt;关于新政后是否还能保持每年800亿元左右拿地规模的问题，潘志华的回答是今年前8月保利发展的拓展金额已达724亿元。他强调，新政对开发商土地投资、项目开发流程和成本管控均提出了更高要求，保利发展的后续投资规划是一方面继续聚焦核心城市、核心地段，提高投资确定性。另一方面，结合当地政策细化投资测算，保持审慎的投资标准。&lt;/p&gt;&lt;p&gt;至于新政对现金流及利润的冲击，保利发展董事会秘书黄海用了一组数据说明该公司仍具备较厚的安全垫。“公司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246亿元，连续第9年为正，截至6月底货币资金余额为1338亿元，同比增加109亿元，对短期债务保持充分覆盖，资金安全有保障。”&lt;/p&gt;&lt;p&gt;“长期来看，新政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修复市场信心，同时健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在9月18日的业绩说明会上，信达地产总经理宗卫国如此表示。据其介绍，为了应对未来的流动性考验，信达地产计划采取5项措施。包括，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推动重点项目去化，强化销售回款；优化工程款支付方案，在保障公司正常运转的同时压降一般性、行政性费用支出；以收定支，投融一体，布局优质资产；主动拜访金融机构，加强沟通交流，稳定融资规模；做好债券发行接续工作，维护良好信用。&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8·28”新政出台将近一个月时间，房企们已逐渐消化政策并积极采取举措应对新挑战。&lt;/p&gt;&lt;p&gt;9月24日，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金地集团董事长徐家俊表示，“8·28”新政涵盖商品房销售制度、个人住房信贷、房企融资、资本市场工具四大维度，系统重塑房地产制度架构，对房企开发运营、投资、融资等各个方面均提出更高要求。“公司将坚决贯彻落实新政要求，坚持稳健经营，聚焦产品品质与服务能力提升。”金地集团的应对措施涵盖了从投资端到产品端的多个链条，包括锚定股东回报和项目现金流、精准投资，拓宽项目层面融资渠道，推动融资模式与新政适配。强化项目全周期运营管理，加速去化与资金回笼，加快推动品牌、产品和交付能力向项目竞争力的转化等。&lt;/p&gt;&lt;p&gt;“8·28”之后召开业绩会的还有中国建筑、保利发展、信达地产等房企，对于现房销售这道难度颇高的经营考题，投资者希望管理层们能拿出可行的解题思路。&lt;/p&gt;&lt;p&gt;中国建筑在8月31日召开半年度业绩说明会，距离新政公布仅3天时间。在该公司副总裁黄杰看来，此次国家系统性重构了地产销售、信贷、资本等多项基础制度，代表地产行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建筑未来将立足主责主业，抢抓市场机遇，加快推进转型升级。&lt;/p&gt;&lt;p&gt;身为头部房企，保利发展如何看待、应对新政也备受投资者关注。9月15日，该公司总经理潘志华在业绩会上表示，现房销售和预售资金监管改变了过去行业“高周转”模式，公司已对新政进行积极评估，并根据各地细则调整经营策略和经营安排。接下来，保利发展将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部署要求，稳妥推进新旧模式有序衔接，通过提升产品力、优化开发节奏、强化成本管控等方式保持稳健经营。&lt;/p&gt;&lt;p&gt;关于新政后是否还能保持每年800亿元左右拿地规模的问题，潘志华的回答是今年前8月保利发展的拓展金额已达724亿元。他强调，新政对开发商土地投资、项目开发流程和成本管控均提出了更高要求，保利发展的后续投资规划是一方面继续聚焦核心城市、核心地段，提高投资确定性。另一方面，结合当地政策细化投资测算，保持审慎的投资标准。&lt;/p&gt;&lt;p&gt;至于新政对现金流及利润的冲击，保利发展董事会秘书黄海用了一组数据说明该公司仍具备较厚的安全垫。“公司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246亿元，连续第9年为正，截至6月底货币资金余额为1338亿元，同比增加109亿元，对短期债务保持充分覆盖，资金安全有保障。”&lt;/p&gt;&lt;p&gt;“长期来看，新政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修复市场信心，同时健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在9月18日的业绩说明会上，信达地产总经理宗卫国如此表示。据其介绍，为了应对未来的流动性考验，信达地产计划采取5项措施。包括，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推动重点项目去化，强化销售回款；优化工程款支付方案，在保障公司正常运转的同时压降一般性、行政性费用支出；以收定支，投融一体，布局优质资产；主动拜访金融机构，加强沟通交流，稳定融资规模；做好债券发行接续工作，维护良好信用。&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曾冬梅/中国房地产报</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现房销售</category>
      <category>地产界</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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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item>
      <title>一周能接四五十单！百亿级市场，在机器人的“骨折”中诞生</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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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d isPermaLink="true">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53310</guid>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54:53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近期，广东深圳机器人租赁生意先火了：订单比平常涨50%，一周能接四五十单。机器人表演“工伤”增多，“疗伤”也要排队。机器人维修正从冷门手艺变成热门赛道，还直接带火了维修培训班。一个百亿级的市场，正在机器人的“骨折”中诞生。&lt;/p&gt;&lt;p&gt;&lt;strong&gt;节前机器人租赁爆单&lt;/strong&gt;&lt;/p&gt;&lt;p&gt;&lt;strong&gt;机器人表演“工伤”催生“维保热”&lt;/strong&gt;&lt;/p&gt;&lt;p&gt;在深圳龙岗一家机器人6S门店，工作人员正抓紧给即将出库的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做最后的检修调试。进入9月之后，租赁订单量迅速攀升。创始人林枫介绍，订单量较平日上涨50%，每周可达四五十单。&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44a813a0-3172-4a9e-91b2-ac0e02c81304.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88" /&gt;&lt;p&gt;租赁订单里，表演类机器人最受欢迎。频繁做特技动作、高强度演出，也让机器小故障变多，维修业务同步进入旺季。&lt;/p&gt;&lt;p&gt;故障大&lt;/p&gt;&lt;p&gt;多集中在关节损坏、外壳破损，小故障如电池衰减、数据调整，工程师现场就能调试修复；若是底层系统问题，则需要寄回原厂处理，维修费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f9a121b3-1b04-41c8-b6cd-4f27a987ba63.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78" /&gt;&lt;p&gt;商演现场意外也不少见。有租赁负责人提到，机器人做后空翻落地不稳，直接摔裂腿部结构。这类故障在深圳华强北的第三方维修机构，几千元就能修好；如果走原厂返厂，成本会高出不少。&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4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9b07a006-ee3a-4f68-9a68-2ee111f08b20.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83" /&gt;&lt;p&gt;华强北不少第三方维修机构，专门承接这类紧急维修订单，更换排线、电容、电机等，快速解决商演应急故障。&lt;/p&gt;&lt;p&gt;但行业也存在短板，深圳市某科技公司维修部负责人表示，底层控制系统、加密芯片掌握在厂商手中，不开放技术与参数配件，遇到核心故障，第三方维修也只能返厂，这也是新兴行业现阶段的特点。&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4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a0ffb20e-127e-4283-bcf0-b5701b353c8f.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75" /&gt;&lt;p&gt;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达97%（数据来源：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行业预计，2026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增长超900%。&lt;/p&gt;&lt;p&gt;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前几年集中上市的消费级机器人陆续过了保修期，原厂“以换代修”的传统售后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对性价比和效率的双重需求，这也是第三方维修市场兴起的主要驱动因素。&lt;/p&gt;&lt;p&gt;&lt;strong&gt;维修培训班升温&lt;/strong&gt;&lt;/p&gt;&lt;p&gt;&lt;strong&gt;12天学费8000元 招生量翻倍&lt;/strong&gt;&lt;/p&gt;&lt;p&gt;维保市场火热，机器人维修培训也成了热门技能赛道。深圳不少培训机构开设机器人维修课程，学费不菲却依旧吸引各地学员前来学习。&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56906699-345c-472d-926e-f3f599c7bdb5.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86" /&gt;&lt;p&gt;安徽合肥的王巍原本和妻子经营美容店，特意奔赴深圳华强北，报班学习机器人维修。在他看来，未来机器人会像汽车一样走进大众生活，设备维保是一片蓝海。&lt;/p&gt;&lt;p&gt;这家机构开设三类机器人维修课程：12天基础拆装班，学习拆机换件，学费8000元；20天综合维修班，学习电机、电路、电池维修与焊接技术，学费12000元；35天以上实战班，可以上手真实客户订单实操，学费高达18000元。&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4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035e5d23-827c-4e2e-bda6-46ce4968dfee.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77" /&gt;&lt;p&gt;为什么课程定价较高？教学主任向东明解释，最大开销来自硬件。教学所用机器人、机器狗，便宜的几万元、贵的几十万元；学员工位配套的风枪、稳压电源等设备，要几百甚至上千元，维修台2000元左右，投入成本很高。&lt;/p&gt;&lt;p&gt;&lt;strong&gt;“学完月入两万元”？&lt;/strong&gt;&lt;/p&gt;&lt;p&gt;&lt;strong&gt;业内人士：起薪一般七八千元&lt;/strong&gt;&lt;/p&gt;&lt;p&gt;机构负责人张阳介绍，今年3月开班以来，每月招生5至8人，七八月份招生量直接翻倍，越来越多人看好这个新兴赛道。网络上甚至流传“学完机器人维修，月入两万元”的说法。&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c0574c4d-da4e-4849-91cb-65609b73f780.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74" /&gt;&lt;p&gt;面对火爆的培训市场，业内人士也提醒大家理性看待高薪传言。深圳市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孙丙松表示，行业确实缺维修人才，但“毕业就能月入数万”概率很低。&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48b7dbfe-0662-4735-a836-23560317517b.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86" /&gt;&lt;p&gt;真实行业薪资，新人起薪大多在每月七八千元，需要半年到一年项目沉淀，技术打磨成熟，才能拿到更高薪资。&lt;/p&gt;&lt;p&gt;随着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租赁、维保、技能培训等新职业不断涌现。机器人维修作为蓝海赛道，机遇与挑战交织，蕴藏着广阔发展空间。&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近期，广东深圳机器人租赁生意先火了：订单比平常涨50%，一周能接四五十单。机器人表演“工伤”增多，“疗伤”也要排队。机器人维修正从冷门手艺变成热门赛道，还直接带火了维修培训班。一个百亿级的市场，正在机器人的“骨折”中诞生。&lt;/p&gt;&lt;p&gt;&lt;strong&gt;节前机器人租赁爆单&lt;/strong&gt;&lt;/p&gt;&lt;p&gt;&lt;strong&gt;机器人表演“工伤”催生“维保热”&lt;/strong&gt;&lt;/p&gt;&lt;p&gt;在深圳龙岗一家机器人6S门店，工作人员正抓紧给即将出库的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做最后的检修调试。进入9月之后，租赁订单量迅速攀升。创始人林枫介绍，订单量较平日上涨50%，每周可达四五十单。&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44a813a0-3172-4a9e-91b2-ac0e02c81304.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88" /&gt;&lt;p&gt;租赁订单里，表演类机器人最受欢迎。频繁做特技动作、高强度演出，也让机器小故障变多，维修业务同步进入旺季。&lt;/p&gt;&lt;p&gt;故障大&lt;/p&gt;&lt;p&gt;多集中在关节损坏、外壳破损，小故障如电池衰减、数据调整，工程师现场就能调试修复；若是底层系统问题，则需要寄回原厂处理，维修费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f9a121b3-1b04-41c8-b6cd-4f27a987ba63.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78" /&gt;&lt;p&gt;商演现场意外也不少见。有租赁负责人提到，机器人做后空翻落地不稳，直接摔裂腿部结构。这类故障在深圳华强北的第三方维修机构，几千元就能修好；如果走原厂返厂，成本会高出不少。&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4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9b07a006-ee3a-4f68-9a68-2ee111f08b20.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83" /&gt;&lt;p&gt;华强北不少第三方维修机构，专门承接这类紧急维修订单，更换排线、电容、电机等，快速解决商演应急故障。&lt;/p&gt;&lt;p&gt;但行业也存在短板，深圳市某科技公司维修部负责人表示，底层控制系统、加密芯片掌握在厂商手中，不开放技术与参数配件，遇到核心故障，第三方维修也只能返厂，这也是新兴行业现阶段的特点。&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4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a0ffb20e-127e-4283-bcf0-b5701b353c8f.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75" /&gt;&lt;p&gt;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达97%（数据来源：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行业预计，2026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增长超900%。&lt;/p&gt;&lt;p&gt;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前几年集中上市的消费级机器人陆续过了保修期，原厂“以换代修”的传统售后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对性价比和效率的双重需求，这也是第三方维修市场兴起的主要驱动因素。&lt;/p&gt;&lt;p&gt;&lt;strong&gt;维修培训班升温&lt;/strong&gt;&lt;/p&gt;&lt;p&gt;&lt;strong&gt;12天学费8000元 招生量翻倍&lt;/strong&gt;&lt;/p&gt;&lt;p&gt;维保市场火热，机器人维修培训也成了热门技能赛道。深圳不少培训机构开设机器人维修课程，学费不菲却依旧吸引各地学员前来学习。&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56906699-345c-472d-926e-f3f599c7bdb5.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86" /&gt;&lt;p&gt;安徽合肥的王巍原本和妻子经营美容店，特意奔赴深圳华强北，报班学习机器人维修。在他看来，未来机器人会像汽车一样走进大众生活，设备维保是一片蓝海。&lt;/p&gt;&lt;p&gt;这家机构开设三类机器人维修课程：12天基础拆装班，学习拆机换件，学费8000元；20天综合维修班，学习电机、电路、电池维修与焊接技术，学费12000元；35天以上实战班，可以上手真实客户订单实操，学费高达18000元。&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4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035e5d23-827c-4e2e-bda6-46ce4968dfee.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77" /&gt;&lt;p&gt;为什么课程定价较高？教学主任向东明解释，最大开销来自硬件。教学所用机器人、机器狗，便宜的几万元、贵的几十万元；学员工位配套的风枪、稳压电源等设备，要几百甚至上千元，维修台2000元左右，投入成本很高。&lt;/p&gt;&lt;p&gt;&lt;strong&gt;“学完月入两万元”？&lt;/strong&gt;&lt;/p&gt;&lt;p&gt;&lt;strong&gt;业内人士：起薪一般七八千元&lt;/strong&gt;&lt;/p&gt;&lt;p&gt;机构负责人张阳介绍，今年3月开班以来，每月招生5至8人，七八月份招生量直接翻倍，越来越多人看好这个新兴赛道。网络上甚至流传“学完机器人维修，月入两万元”的说法。&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c0574c4d-da4e-4849-91cb-65609b73f780.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74" /&gt;&lt;p&gt;面对火爆的培训市场，业内人士也提醒大家理性看待高薪传言。深圳市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孙丙松表示，行业确实缺维修人才，但“毕业就能月入数万”概率很低。&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35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48b7dbfe-0662-4735-a836-23560317517b.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86" /&gt;&lt;p&gt;真实行业薪资，新人起薪大多在每月七八千元，需要半年到一年项目沉淀，技术打磨成熟，才能拿到更高薪资。&lt;/p&gt;&lt;p&gt;随着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租赁、维保、技能培训等新职业不断涌现。机器人维修作为蓝海赛道，机遇与挑战交织，蕴藏着广阔发展空间。&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央视财经</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机器人</category>
      <category>10%公司</category>
      <enclosure url="https://audios.thepaper.cn/input/34153310_2026092607552170c2d1-1976-46e1-ad73-70298184da68.mp3" type="audio/mpeg" length="0" />
    </item>
    <item>
      <title>大学堂｜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办</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24824</link>
      <guid isPermaLink="true">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24824</guid>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44:40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lt;u&gt;&lt;em&gt;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lt;/em&gt;&lt;/u&gt;&lt;/p&gt;&lt;p&gt;1900年，庚子战火席卷京城，创办不久的京师大学堂校舍被强占，被迫停办。《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在内外压力下开启新政，进行自救。当时，旧制积弊深重、新制百端待举，“兴学育才”呼声高涨。出身科举正途、历任学政要职的张百熙临危受命，担负起京师大学堂恢复重办之责。京师大学堂作为“各行省之倡”，是全国新式教育的风向标。如何继往开新？如何重点突破？既是张百熙重办京师大学堂的急务，也是其面临的现实难题，“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最重师范”是他的回答。张百熙因创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被尊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上的首任校长。&lt;/p&gt;&lt;p&gt;张百熙在清末教育政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是旧制中的朝廷重臣，却能破除积习、别立新章，于兴学改制坚执不让。他主持拟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法定学制，史作“壬寅学制”。他在“壬寅学制”框架下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揭开了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序幕。本文立足晚清新旧交替的时代变局，结合学堂章程等档案史料，回顾这位“湘中才俊”对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启始开基之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07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68992000_HP3TsC_179013534750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62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张百熙&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ba372a;"&gt;&lt;strong&gt;临危受命，担管学大臣之任&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张百熙，字埜秋，号潜斋，谥号“文达”，1847年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道光十五年举人。张百熙幼承庭训，胸襟阔大。他曾赋诗言少时心境：“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同治年间，张百熙入长沙城南书院受学，成为郭嵩焘的生徒，渐通经世致用之旨，常怀治世报国之志。他1870年中举人，1874年中进士，从此踏入晚清政坛。长期辗转山东、江西、四川、广东等地，任乡试考官或担当学政，也曾在翰林院、南书房任职，得以参与国家教育事务。他的一生，贯穿了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庚子国变，在一次次时局冲击与实务历练之中，张百熙成长为一名力图匡扶时局的改革者，站在了清末兴学变法的历史潮头。&lt;/p&gt;&lt;p&gt;隋唐以来，中国的教育是围绕科举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统治人才，服务于政治。张百熙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不但没有一味维护旧制，反而更悉制度背后的诸多弊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应付科举是读书人的第一要务，清末书院所传授的内容沿用惯例，仍以八股、经史为主干，很少涉猎算学、格致等时务课程。在军事外交等实用人才极为缺乏的现实面前，张百熙认识到，科举不破，新式教育无以立。早在任广东学政期间，张百熙就曾开明倡学，支持创办时敏学堂，以“敏于时务”为宗旨，弃考据辞章，转而主张研习天算地舆格致。长期主持地方文教事务的仕宦经历，为张百熙日后推行中央层面的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lt;/p&gt;&lt;p&gt;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持续百日便宣告失败，唯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张百熙认同变法图强，向朝廷保举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希望革新人才能够获得施展空间，也正因这一举动，戊戌政变后他遭受革职留任的惩处。1900年他致信瞿鸿禨陈述当时的心境：“迫于救时，切于保国，至不顾利害而汲汲为之。”张百熙亲历了戊戌变法骤起骤灭的全过程，此次顿挫也让他觉察到大刀阔斧的激进变革风险巨大，先行教育改良、培养新式人才，才是更为根本且稳妥的变革路径。&lt;/p&gt;&lt;p&gt;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火席卷京城，局势大乱。俄兵、德兵先后侵占京师大学堂，学生“均告假回散”。时任管学大臣许景澄上奏请求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得到批准。张百熙《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回顾了这段惨痛经历：“查大学堂去岁先被土匪，后住洋兵，房屋既残毁不堪，而堂中所储书籍仪器，亦同归无有。”&lt;/p&gt;&lt;p&gt;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正式开启清末新政。9月颁布“兴学诏书”，强调“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规定“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政令下达后，全国掀起建设新式学堂的浪潮，但新式教习却远远跟不上学堂开办的速度。旧式书院出身的传统士人熟稔经史，却不通算学等新式学科；聘请外国教习成本高昂，人数亦极为有限。&lt;/p&gt;&lt;p&gt;12月，清廷下达谕旨：“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着悉心妥议，随时具奏。”&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ba372a;"&gt;&lt;strong&gt;重建京师大学堂，首重师范&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重建京师大学堂是国家文教振兴的象征，朝野上下高度关切。正如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所言，京师大学堂“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应该“法制详尽，规模宏远”。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一则专门分科尚无合格生源，不具备办学条件；二则清末大力推行兴学新政，新式学堂遍地开办，但能够讲授新学的本国教习却少之又少；三则聘请外国教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外国教习的授课效果并不理想，语言与文化的隔阂造成知识传习的困难，多靠外国教习绝非长久之计。张百熙将“首重师范”的教育主张融入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实践。&lt;/p&gt;&lt;p&gt;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师范教育就为维新派所注重，在梁启超看来，富国强兵所需人才的匮缺，洋务派所办学堂的不敷其用，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他进一步强调，“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这也体现在他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章程》规定，“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然而京师大学堂师范斋未及开设而停办，直到师范馆的创办，这一筹划才成为了现实。&lt;/p&gt;&lt;p&gt;1902年2月，张百熙上呈《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提出先办预备科和速成科的构想。预备科三年卒业，考验合格升入正科。速成科“收急效而少弃才”“分二门：曰仕学馆，曰师范馆”。同年8月，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系统性学制方案。《章程》“全学纲领”指出：“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近200名学生中，师范馆学生达130余名。1903年，清廷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一同修订学堂章程，三人联衔上奏《重订学堂章程折》，延续“最重师范”的要旨，强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史称“癸卯学制”，其“学务纲要”再次申明：“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第一义”，“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首重师范”的办学思想，从张百熙开始，在清末教育新政中得以施行。&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132004000_hNdPdk_179013534748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7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02年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壬寅学制”为师范馆设计了单独的课程体系，涵盖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十四个门目，在普通学科之外，专门增设“教育学”课程，以强化学生的从教能力，培养合格新式学堂教员。师范馆学制四年，从教能力的培养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学习教育宗旨、教育原理及学校管理法等教育理论及各门类基础知识，最后一年安排教育实习及各门课程的教授方法，如伦理“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习字“授以教习字之次序方法”，算学“授以教算学及几何之次序方法”等等。师范馆虽以速成教育为初衷，但其课程体系既重视基础知识的习得，又培养实用的从教技能，体现了师范馆对于师范教育专门化的早期探索。&lt;/p&gt;&lt;p&gt;张百熙对师范馆的学生尤其重视，曾说“师范学生，最关紧要”。他在经济和政策上有意向师范生倾斜，在教育教学的培养上也倾尽所能。师范馆毕业的学生多年以后仍感叹在京师大学堂受到的优厚待遇。首届学生王道元回忆，师范馆学生“一概公费，供给社会宿舍，每人一间楼房，自修室每二人共一间。早餐是粥和面食，午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每人冬夏二季，各有官发的一套操衣，随便穿着”。俞同奎也回忆说，“如果饭菜不好，堂提调马上发起威风，惩罚厨子，倒用不着我们学生操心”。师范馆学生除免学费、住宿费，还享受各省提供的安家费和在京费用。比如湖北省向所送师范生提供每月安家银十二两，在京费用八两，待遇足以供养全家。每月月考，如成绩名列前茅，还有额外奖金。&lt;/p&gt;&lt;p&gt;在毕业政策上，师范馆学生也享受专门的奖励。“壬寅学制”中明文规定：“师范出身一项，系破格从优，以资鼓励。各省师范卒业生，亦得与京师大学堂师范生一律从优”，“现办速成科师范馆学生，今定俟四年卒业，由教习考验后，管学大臣复考如格，择优带领引见。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既颁发教习的文凭又授予官职的身份。如若有意继续深造，还有官费留学的机会。在科举尚未废除、师范教育方兴未艾的清末，这也是吸引优质人才从事教育事业的必要举措。&lt;/p&gt;&lt;p&gt;1903年，经张百熙奏请，京师大学堂选派47名学生赴东洋西洋留学，其中可查证的有37人为师范馆的学生，张百熙亲自到前门火车站送行。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自1902年开馆，共招收两期学生，分别于1907、1908年毕业，培养约300余名师范生，他们大多在全国各地高等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中担任教员，其中不乏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如何育杰、俞同奎、冯祖荀、华南圭等。&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6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70274000_RRM3h2_179013534751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1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03年京师大学堂第一期仕学师范师生暑期合影&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ba372a;"&gt;&lt;strong&gt;统筹擘画，倾力经营师范馆&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壬寅学制”在纵向上涵盖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五个学段，横向上又附设师范学堂及实业学堂。对各级各类学堂治理，“壬寅学制”均提供了系统的指导方案，在办学宗旨、办学层级、办学年限、学生额度、课程设置、功课教法、招考办法、聘用制度、管理规章等方面皆有详细规定，《清史稿》称：“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lt;/p&gt;&lt;p&gt;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诞生于“壬寅学制”的框架之下，其设立初衷是快速培养一批新式学堂教习。师范馆在人事、经费、教务、场地、章程等方面完全依附于京师大学堂，是大学堂的附设机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允许各省高等学堂附设师范学堂，但清末财政拮据，地方督抚对于兴办新式学堂有心无力，其中不乏态度消极者，已办学堂“大抵敷衍塞责，有名无实”，因此“壬寅学制”收效有限。待癸卯学制施行，张百熙等奏议“京城师范馆应即改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1904年师范馆承癸卯学制要求改办优级师范科。&lt;/p&gt;&lt;p&gt;师范馆的校舍设于马神庙和嘉公主府京师大学堂校园内，庚子战乱后，京师大学堂残毁不堪，加之面积狭小，“学堂四面围墙，计南北不过六十丈，东西不过四十丈”，房屋“仅敷讲堂及教习官役人等之用”，讲舍“共计不足百间”，“非大加开拓，万万不敷居住”。张百熙提出扩建校舍的计划，短期内修葺旧基，收购学堂周边民房，就地拓展增建校舍，向东、西、南三面拓开数十丈，容纳速成科学生。为切实加快建设进度，张百熙更是亲自勘视丈量。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西侧空地修建十四排平房，称作“西斋”，作为新生宿舍使用，包含师范馆后续班次的学生。师范馆首届学生俞同奎回忆说，师范馆的学生都住在南北两座宿舍楼，称作南楼北楼。“两排楼房中间空地为运动场，亦略有盘捍、天桥、秋千种种设备”，这些条件是能够满足当时需求的。&lt;/p&gt;&lt;p&gt;张百熙特别看重书籍仪器的配置。在他看来，“书籍仪器两项，在学堂正如农夫之粟，商贾之钱，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旧大学堂图书仪器全部被毁，重建之时一无所有，所以张百熙把购置书籍仪器作为办学的基础条件。1902年藏书楼兴建，在充实书籍方面，张百熙提出向各省官书局无偿调取。据统计，1903年广东、浙江、江苏巡抚缴送图书三百余种，共计近两千部。与此同时，随时购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及已译未译西书，归藏书楼典藏。1902至1905年期间，大学堂引进大量西方教科书，从德国、英国、日本采购书籍，译书局购买西方书籍近四百部、近千卷。仪器方面，先向上海、日本等处购办学堂普通要需，再向欧美各国广购，归入各专门应用，后陆续建成物化实验室、仪器室、材料室等供师范馆使用。&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74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68992000_ZpRJHG_179013534751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98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03年张之洞（前排右五）、张百熙（前排右四）与京师大学堂教师合影&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筹措经费是重建京师大学堂的最大难题。师范馆没有独立预算，经费总体由京师大学堂统一支配。张百熙奏请两项经费来源，皆获批准。一则户部存放华俄银行五百万两库平银的年息，计二十一万二千两全数拨归大学堂，二则各省合筹经费拨济京师，“大省每年筹款二万金，中省一万金，小省五千金，常年拨解京师”。事实上，各省经费常年不足，无法足额缴款，致使京师大学堂的经费也相对拮据。师范馆的学生学费、食宿一律全免，有些还能获得本省的经费补助。当时考取师范馆第一名的学生伦明，自行赴京投考至师范馆，虽然并非由省府咨送，但是他禀求广东善后总局按照湖北省的做法，申请发给津贴得以获准，先是每人每月20两，后来每月增拨80两，按名均摊。&lt;/p&gt;&lt;p&gt;张百熙除担任管学大臣外，还身兼吏部尚书，这使他在选材用材上自具高眼、敢于力行。对于京师大学堂教习的选用，他做出重大人事调整，以“经费无多”为由，将总教习丁韪良及原有欧美洋教习“一概辞退”，有意摆脱传教士对学堂事务的干涉。在总教习的人选上，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他曾多次劝请吴汝纶就任总教习之职，认为他“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但吴始终不愿履职，多番推辞，张百熙不惜“具衣冠拜之”。吴汝纶曾记述此事：“张埜秋尚书又来见过，谈及学堂，仍坚请，吾固辞，则拜跪以请，吾无实而窃虚名，愧恧无似。”张百熙托请多人一同劝说吴汝纶接受，并上奏请旨得到朝廷任命批准，吴汝纶只得“暂不言辞”。后来吴汝纶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先赴日本考察学务，在长达四个月的考察期中曾六次与张百熙通信，报送心得，归国后将访问材料汇集为《东游丛录》呈报张百熙等人，为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及“壬寅学制”的拟定工作提供了助力。在张百熙的主持下，张鹤龄、蒋式瑆、杨道霖、王舟瑶、屠寄、杨模、胡玉麟、陈黼宸、林纾等名家大贤汇聚京师。1902年5月，张百熙专门访问日本内田公使，在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协助下，聘请太田达人、矢部吉祯、氏家谦曹、桑野久任等理学士在师范馆教授数学、物理学、植物学、矿物学等新式课程。通过各种努力，京师大学堂拥有了一支中西兼取、新旧并蓄的教师队伍。&lt;/p&gt;&lt;p&gt;师范馆的招考标准、管理制度、毕业考核相当严明，以确保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其生源以“举贡生监”为主，分自愿投考及各省学政考选咨送两途，均需经大学堂复试才能录取。各省咨送有名额限制，大省7名，中省5名，小省3名，有的大省超额咨送，有的省份屡经考试也达不到要求。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举行第一次招生考试，师范馆报名370人，最后仅录取40人，考录比低至10%，可见其招考标准之严格。学生入堂后，在学习方面，要接受月考、期考、年考等各种考试，不仅要排列等级名次，总教习还要亲自查看考试成绩，“凡考学生之成绩，由教习将学生平日功课分数，数日一呈总教习，总教习通一月之分数而榜于堂”。如若升学考试不合格，则不能升班。在德行方面，举止行为皆由教习按日登记，“寝兴食息皆有定时”，不得无故请假，出入大门皆需查验，立簿记录。毕业考核范围广且难度高，师范馆毕业生回忆说，“将近五个年头的功课，几乎样样都要考”，每天四场考试，一共考了七天，“等到考完，我们每个都瘦了不少”。师范馆首届毕业生有107名，经学部统一派遣，分赴全国十余省担任中学堂、师范学堂的教学或管理职务，成为各地新式教育初创阶段的骨干力量。直隶籍最优等生王道元是北京四中的首任校长；广西籍优等第一名段廷珪在广西省南宁省立师范任校长，还亲自任南宁府中学堂教员；奉天籍最优等生邹大镛返乡后曾担任奉天中学堂校长。这批扎根各省教育一线的首届毕业生，真正实现了师范馆“速成教育”的办学初衷，也印证了壬寅学制下师范教育课程与管理制度设计的实际成效。&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9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132648000_mbnfij_179013534751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27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壬寅学制系统图（据1922年陶行知所绘）&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trong&gt;&lt;span style="color: #ba372a;"&gt;张百熙的启始开基之功&lt;/span&gt;&lt;/strong&gt;&lt;/p&gt;&lt;p&gt;“壬寅学制”将师范视为专门教育纳入国家系统性学制体系，初步拟定了附设于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的各级师范学堂的基本规制，虽然仍未脱离普通学堂的学制体系，但设置了独立的招考标准、培养目标，设计了教育学、教授法等专业课程。虽然《师范馆章程》“系仅就京城情形试办，尚属简略”，但从制度上已经与普通教育实现了剥离。1904年，癸卯学制施行，颁行《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从制度上构建了从初级到优级的独立师范教育体系。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但行政、校舍仍依附京师大学堂。直到1908年，京师大学堂筹备开分科大学，管理事务日益繁重，难以兼筹并顾，于是另行筹办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迁至新址，这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独立建制的重要标志。&lt;/p&gt;&lt;p&gt;1909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新址开学，时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的张之洞到场发表训辞：“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代表当时的中央政府表达了对于这所学校的定位与期望。作为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由“首重师范”的办学地位，进而引发的“做标准”“为北斗”的使命感已根植于她的生命源始。&lt;/p&gt;&lt;p&gt;一百多年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薪火相传、文脉赓续，历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1923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29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39年）、国立北平师范学院（1946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48年），1949年再称北京师范大学，一路走到今天。成立以来，她历经整合，曾在抗战烽火中西迁办学，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汇聚多方学术力量，不断沉淀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精神底色。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依托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等办学特色和综合优势，引领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于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理念，依旧在今日北师大的办学实践中沉潜有光。&lt;/p&gt;&lt;p&gt;张百熙在朝堂攻讦不休的环境里，在守旧力量与革新思潮持续拉扯的夹缝中，主持制订壬寅学制，创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发掘泉眼、疏通源流。今天，北京师范大学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为办学源头，尊张百熙为首任校长。一个多世纪高等师范教育的壮阔征程，本源处少不了这位清末兴学新政先行者在动荡年代的启始开基之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7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7882287002_RAYZ3D_179006932000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41" /&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lt;u&gt;&lt;em&gt;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lt;/em&gt;&lt;/u&gt;&lt;/p&gt;&lt;p&gt;1900年，庚子战火席卷京城，创办不久的京师大学堂校舍被强占，被迫停办。《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在内外压力下开启新政，进行自救。当时，旧制积弊深重、新制百端待举，“兴学育才”呼声高涨。出身科举正途、历任学政要职的张百熙临危受命，担负起京师大学堂恢复重办之责。京师大学堂作为“各行省之倡”，是全国新式教育的风向标。如何继往开新？如何重点突破？既是张百熙重办京师大学堂的急务，也是其面临的现实难题，“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最重师范”是他的回答。张百熙因创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被尊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上的首任校长。&lt;/p&gt;&lt;p&gt;张百熙在清末教育政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是旧制中的朝廷重臣，却能破除积习、别立新章，于兴学改制坚执不让。他主持拟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法定学制，史作“壬寅学制”。他在“壬寅学制”框架下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揭开了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序幕。本文立足晚清新旧交替的时代变局，结合学堂章程等档案史料，回顾这位“湘中才俊”对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启始开基之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07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68992000_HP3TsC_179013534750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62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张百熙&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ba372a;"&gt;&lt;strong&gt;临危受命，担管学大臣之任&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张百熙，字埜秋，号潜斋，谥号“文达”，1847年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道光十五年举人。张百熙幼承庭训，胸襟阔大。他曾赋诗言少时心境：“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同治年间，张百熙入长沙城南书院受学，成为郭嵩焘的生徒，渐通经世致用之旨，常怀治世报国之志。他1870年中举人，1874年中进士，从此踏入晚清政坛。长期辗转山东、江西、四川、广东等地，任乡试考官或担当学政，也曾在翰林院、南书房任职，得以参与国家教育事务。他的一生，贯穿了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庚子国变，在一次次时局冲击与实务历练之中，张百熙成长为一名力图匡扶时局的改革者，站在了清末兴学变法的历史潮头。&lt;/p&gt;&lt;p&gt;隋唐以来，中国的教育是围绕科举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统治人才，服务于政治。张百熙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不但没有一味维护旧制，反而更悉制度背后的诸多弊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应付科举是读书人的第一要务，清末书院所传授的内容沿用惯例，仍以八股、经史为主干，很少涉猎算学、格致等时务课程。在军事外交等实用人才极为缺乏的现实面前，张百熙认识到，科举不破，新式教育无以立。早在任广东学政期间，张百熙就曾开明倡学，支持创办时敏学堂，以“敏于时务”为宗旨，弃考据辞章，转而主张研习天算地舆格致。长期主持地方文教事务的仕宦经历，为张百熙日后推行中央层面的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lt;/p&gt;&lt;p&gt;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持续百日便宣告失败，唯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张百熙认同变法图强，向朝廷保举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希望革新人才能够获得施展空间，也正因这一举动，戊戌政变后他遭受革职留任的惩处。1900年他致信瞿鸿禨陈述当时的心境：“迫于救时，切于保国，至不顾利害而汲汲为之。”张百熙亲历了戊戌变法骤起骤灭的全过程，此次顿挫也让他觉察到大刀阔斧的激进变革风险巨大，先行教育改良、培养新式人才，才是更为根本且稳妥的变革路径。&lt;/p&gt;&lt;p&gt;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火席卷京城，局势大乱。俄兵、德兵先后侵占京师大学堂，学生“均告假回散”。时任管学大臣许景澄上奏请求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得到批准。张百熙《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回顾了这段惨痛经历：“查大学堂去岁先被土匪，后住洋兵，房屋既残毁不堪，而堂中所储书籍仪器，亦同归无有。”&lt;/p&gt;&lt;p&gt;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正式开启清末新政。9月颁布“兴学诏书”，强调“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规定“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政令下达后，全国掀起建设新式学堂的浪潮，但新式教习却远远跟不上学堂开办的速度。旧式书院出身的传统士人熟稔经史，却不通算学等新式学科；聘请外国教习成本高昂，人数亦极为有限。&lt;/p&gt;&lt;p&gt;12月，清廷下达谕旨：“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着悉心妥议，随时具奏。”&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ba372a;"&gt;&lt;strong&gt;重建京师大学堂，首重师范&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重建京师大学堂是国家文教振兴的象征，朝野上下高度关切。正如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所言，京师大学堂“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应该“法制详尽，规模宏远”。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一则专门分科尚无合格生源，不具备办学条件；二则清末大力推行兴学新政，新式学堂遍地开办，但能够讲授新学的本国教习却少之又少；三则聘请外国教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外国教习的授课效果并不理想，语言与文化的隔阂造成知识传习的困难，多靠外国教习绝非长久之计。张百熙将“首重师范”的教育主张融入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实践。&lt;/p&gt;&lt;p&gt;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师范教育就为维新派所注重，在梁启超看来，富国强兵所需人才的匮缺，洋务派所办学堂的不敷其用，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他进一步强调，“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这也体现在他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章程》规定，“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然而京师大学堂师范斋未及开设而停办，直到师范馆的创办，这一筹划才成为了现实。&lt;/p&gt;&lt;p&gt;1902年2月，张百熙上呈《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提出先办预备科和速成科的构想。预备科三年卒业，考验合格升入正科。速成科“收急效而少弃才”“分二门：曰仕学馆，曰师范馆”。同年8月，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系统性学制方案。《章程》“全学纲领”指出：“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近200名学生中，师范馆学生达130余名。1903年，清廷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一同修订学堂章程，三人联衔上奏《重订学堂章程折》，延续“最重师范”的要旨，强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史称“癸卯学制”，其“学务纲要”再次申明：“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第一义”，“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首重师范”的办学思想，从张百熙开始，在清末教育新政中得以施行。&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132004000_hNdPdk_179013534748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7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02年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壬寅学制”为师范馆设计了单独的课程体系，涵盖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十四个门目，在普通学科之外，专门增设“教育学”课程，以强化学生的从教能力，培养合格新式学堂教员。师范馆学制四年，从教能力的培养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学习教育宗旨、教育原理及学校管理法等教育理论及各门类基础知识，最后一年安排教育实习及各门课程的教授方法，如伦理“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习字“授以教习字之次序方法”，算学“授以教算学及几何之次序方法”等等。师范馆虽以速成教育为初衷，但其课程体系既重视基础知识的习得，又培养实用的从教技能，体现了师范馆对于师范教育专门化的早期探索。&lt;/p&gt;&lt;p&gt;张百熙对师范馆的学生尤其重视，曾说“师范学生，最关紧要”。他在经济和政策上有意向师范生倾斜，在教育教学的培养上也倾尽所能。师范馆毕业的学生多年以后仍感叹在京师大学堂受到的优厚待遇。首届学生王道元回忆，师范馆学生“一概公费，供给社会宿舍，每人一间楼房，自修室每二人共一间。早餐是粥和面食，午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每人冬夏二季，各有官发的一套操衣，随便穿着”。俞同奎也回忆说，“如果饭菜不好，堂提调马上发起威风，惩罚厨子，倒用不着我们学生操心”。师范馆学生除免学费、住宿费，还享受各省提供的安家费和在京费用。比如湖北省向所送师范生提供每月安家银十二两，在京费用八两，待遇足以供养全家。每月月考，如成绩名列前茅，还有额外奖金。&lt;/p&gt;&lt;p&gt;在毕业政策上，师范馆学生也享受专门的奖励。“壬寅学制”中明文规定：“师范出身一项，系破格从优，以资鼓励。各省师范卒业生，亦得与京师大学堂师范生一律从优”，“现办速成科师范馆学生，今定俟四年卒业，由教习考验后，管学大臣复考如格，择优带领引见。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既颁发教习的文凭又授予官职的身份。如若有意继续深造，还有官费留学的机会。在科举尚未废除、师范教育方兴未艾的清末，这也是吸引优质人才从事教育事业的必要举措。&lt;/p&gt;&lt;p&gt;1903年，经张百熙奏请，京师大学堂选派47名学生赴东洋西洋留学，其中可查证的有37人为师范馆的学生，张百熙亲自到前门火车站送行。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自1902年开馆，共招收两期学生，分别于1907、1908年毕业，培养约300余名师范生，他们大多在全国各地高等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中担任教员，其中不乏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如何育杰、俞同奎、冯祖荀、华南圭等。&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6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70274000_RRM3h2_179013534751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1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03年京师大学堂第一期仕学师范师生暑期合影&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ba372a;"&gt;&lt;strong&gt;统筹擘画，倾力经营师范馆&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壬寅学制”在纵向上涵盖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五个学段，横向上又附设师范学堂及实业学堂。对各级各类学堂治理，“壬寅学制”均提供了系统的指导方案，在办学宗旨、办学层级、办学年限、学生额度、课程设置、功课教法、招考办法、聘用制度、管理规章等方面皆有详细规定，《清史稿》称：“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lt;/p&gt;&lt;p&gt;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诞生于“壬寅学制”的框架之下，其设立初衷是快速培养一批新式学堂教习。师范馆在人事、经费、教务、场地、章程等方面完全依附于京师大学堂，是大学堂的附设机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允许各省高等学堂附设师范学堂，但清末财政拮据，地方督抚对于兴办新式学堂有心无力，其中不乏态度消极者，已办学堂“大抵敷衍塞责，有名无实”，因此“壬寅学制”收效有限。待癸卯学制施行，张百熙等奏议“京城师范馆应即改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1904年师范馆承癸卯学制要求改办优级师范科。&lt;/p&gt;&lt;p&gt;师范馆的校舍设于马神庙和嘉公主府京师大学堂校园内，庚子战乱后，京师大学堂残毁不堪，加之面积狭小，“学堂四面围墙，计南北不过六十丈，东西不过四十丈”，房屋“仅敷讲堂及教习官役人等之用”，讲舍“共计不足百间”，“非大加开拓，万万不敷居住”。张百熙提出扩建校舍的计划，短期内修葺旧基，收购学堂周边民房，就地拓展增建校舍，向东、西、南三面拓开数十丈，容纳速成科学生。为切实加快建设进度，张百熙更是亲自勘视丈量。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西侧空地修建十四排平房，称作“西斋”，作为新生宿舍使用，包含师范馆后续班次的学生。师范馆首届学生俞同奎回忆说，师范馆的学生都住在南北两座宿舍楼，称作南楼北楼。“两排楼房中间空地为运动场，亦略有盘捍、天桥、秋千种种设备”，这些条件是能够满足当时需求的。&lt;/p&gt;&lt;p&gt;张百熙特别看重书籍仪器的配置。在他看来，“书籍仪器两项，在学堂正如农夫之粟，商贾之钱，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旧大学堂图书仪器全部被毁，重建之时一无所有，所以张百熙把购置书籍仪器作为办学的基础条件。1902年藏书楼兴建，在充实书籍方面，张百熙提出向各省官书局无偿调取。据统计，1903年广东、浙江、江苏巡抚缴送图书三百余种，共计近两千部。与此同时，随时购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及已译未译西书，归藏书楼典藏。1902至1905年期间，大学堂引进大量西方教科书，从德国、英国、日本采购书籍，译书局购买西方书籍近四百部、近千卷。仪器方面，先向上海、日本等处购办学堂普通要需，再向欧美各国广购，归入各专门应用，后陆续建成物化实验室、仪器室、材料室等供师范馆使用。&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74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68992000_ZpRJHG_179013534751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98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1903年张之洞（前排右五）、张百熙（前排右四）与京师大学堂教师合影&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筹措经费是重建京师大学堂的最大难题。师范馆没有独立预算，经费总体由京师大学堂统一支配。张百熙奏请两项经费来源，皆获批准。一则户部存放华俄银行五百万两库平银的年息，计二十一万二千两全数拨归大学堂，二则各省合筹经费拨济京师，“大省每年筹款二万金，中省一万金，小省五千金，常年拨解京师”。事实上，各省经费常年不足，无法足额缴款，致使京师大学堂的经费也相对拮据。师范馆的学生学费、食宿一律全免，有些还能获得本省的经费补助。当时考取师范馆第一名的学生伦明，自行赴京投考至师范馆，虽然并非由省府咨送，但是他禀求广东善后总局按照湖北省的做法，申请发给津贴得以获准，先是每人每月20两，后来每月增拨80两，按名均摊。&lt;/p&gt;&lt;p&gt;张百熙除担任管学大臣外，还身兼吏部尚书，这使他在选材用材上自具高眼、敢于力行。对于京师大学堂教习的选用，他做出重大人事调整，以“经费无多”为由，将总教习丁韪良及原有欧美洋教习“一概辞退”，有意摆脱传教士对学堂事务的干涉。在总教习的人选上，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他曾多次劝请吴汝纶就任总教习之职，认为他“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但吴始终不愿履职，多番推辞，张百熙不惜“具衣冠拜之”。吴汝纶曾记述此事：“张埜秋尚书又来见过，谈及学堂，仍坚请，吾固辞，则拜跪以请，吾无实而窃虚名，愧恧无似。”张百熙托请多人一同劝说吴汝纶接受，并上奏请旨得到朝廷任命批准，吴汝纶只得“暂不言辞”。后来吴汝纶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先赴日本考察学务，在长达四个月的考察期中曾六次与张百熙通信，报送心得，归国后将访问材料汇集为《东游丛录》呈报张百熙等人，为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及“壬寅学制”的拟定工作提供了助力。在张百熙的主持下，张鹤龄、蒋式瑆、杨道霖、王舟瑶、屠寄、杨模、胡玉麟、陈黼宸、林纾等名家大贤汇聚京师。1902年5月，张百熙专门访问日本内田公使，在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协助下，聘请太田达人、矢部吉祯、氏家谦曹、桑野久任等理学士在师范馆教授数学、物理学、植物学、矿物学等新式课程。通过各种努力，京师大学堂拥有了一支中西兼取、新旧并蓄的教师队伍。&lt;/p&gt;&lt;p&gt;师范馆的招考标准、管理制度、毕业考核相当严明，以确保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其生源以“举贡生监”为主，分自愿投考及各省学政考选咨送两途，均需经大学堂复试才能录取。各省咨送有名额限制，大省7名，中省5名，小省3名，有的大省超额咨送，有的省份屡经考试也达不到要求。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举行第一次招生考试，师范馆报名370人，最后仅录取40人，考录比低至10%，可见其招考标准之严格。学生入堂后，在学习方面，要接受月考、期考、年考等各种考试，不仅要排列等级名次，总教习还要亲自查看考试成绩，“凡考学生之成绩，由教习将学生平日功课分数，数日一呈总教习，总教习通一月之分数而榜于堂”。如若升学考试不合格，则不能升班。在德行方面，举止行为皆由教习按日登记，“寝兴食息皆有定时”，不得无故请假，出入大门皆需查验，立簿记录。毕业考核范围广且难度高，师范馆毕业生回忆说，“将近五个年头的功课，几乎样样都要考”，每天四场考试，一共考了七天，“等到考完，我们每个都瘦了不少”。师范馆首届毕业生有107名，经学部统一派遣，分赴全国十余省担任中学堂、师范学堂的教学或管理职务，成为各地新式教育初创阶段的骨干力量。直隶籍最优等生王道元是北京四中的首任校长；广西籍优等第一名段廷珪在广西省南宁省立师范任校长，还亲自任南宁府中学堂教员；奉天籍最优等生邹大镛返乡后曾担任奉天中学堂校长。这批扎根各省教育一线的首届毕业生，真正实现了师范馆“速成教育”的办学初衷，也印证了壬寅学制下师范教育课程与管理制度设计的实际成效。&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9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132648000_mbnfij_179013534751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27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壬寅学制系统图（据1922年陶行知所绘）&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trong&gt;&lt;span style="color: #ba372a;"&gt;张百熙的启始开基之功&lt;/span&gt;&lt;/strong&gt;&lt;/p&gt;&lt;p&gt;“壬寅学制”将师范视为专门教育纳入国家系统性学制体系，初步拟定了附设于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的各级师范学堂的基本规制，虽然仍未脱离普通学堂的学制体系，但设置了独立的招考标准、培养目标，设计了教育学、教授法等专业课程。虽然《师范馆章程》“系仅就京城情形试办，尚属简略”，但从制度上已经与普通教育实现了剥离。1904年，癸卯学制施行，颁行《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从制度上构建了从初级到优级的独立师范教育体系。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但行政、校舍仍依附京师大学堂。直到1908年，京师大学堂筹备开分科大学，管理事务日益繁重，难以兼筹并顾，于是另行筹办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迁至新址，这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独立建制的重要标志。&lt;/p&gt;&lt;p&gt;1909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新址开学，时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的张之洞到场发表训辞：“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代表当时的中央政府表达了对于这所学校的定位与期望。作为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由“首重师范”的办学地位，进而引发的“做标准”“为北斗”的使命感已根植于她的生命源始。&lt;/p&gt;&lt;p&gt;一百多年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薪火相传、文脉赓续，历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1923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29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39年）、国立北平师范学院（1946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48年），1949年再称北京师范大学，一路走到今天。成立以来，她历经整合，曾在抗战烽火中西迁办学，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汇聚多方学术力量，不断沉淀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精神底色。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依托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等办学特色和综合优势，引领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于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理念，依旧在今日北师大的办学实践中沉潜有光。&lt;/p&gt;&lt;p&gt;张百熙在朝堂攻讦不休的环境里，在守旧力量与革新思潮持续拉扯的夹缝中，主持制订壬寅学制，创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发掘泉眼、疏通源流。今天，北京师范大学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为办学源头，尊张百熙为首任校长。一个多世纪高等师范教育的壮阔征程，本源处少不了这位清末兴学新政先行者在动荡年代的启始开基之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7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7882287002_RAYZ3D_179006932000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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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安美璇、魏书亮（北京师范大学）</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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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大学堂</category>
      <category>私家历史</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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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身体周刊 | 低糖低GI月饼，暗藏甜蜜陷阱</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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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44:34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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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周刊：在上海看见蓬皮杜</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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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38:2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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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蓬皮杜“落子”比利时：将汽车厂改造为卡纳尔艺术中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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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36:29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lt;u&gt;自西班牙马拉加蓬皮杜中心、上海西岸美术馆蓬皮杜合作项目、韩国首尔的韩华蓬皮杜中心之后，法国蓬皮杜中心的国际合作伙伴又增添了新成员——比利时布鲁塞尔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lt;/u&gt;&lt;/p&gt;&lt;p&gt;&lt;u&gt;澎湃新闻获悉，这一艺术场馆由汽车工厂改造而成，将融合视觉艺术、表演、舞蹈、音乐、电影与建筑等内容，将于11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开馆展中，最为重要的是与蓬皮杜合作的大展“浩瀚之旅”。&lt;/u&gt;&lt;/p&gt;&lt;p&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Kanal-Centre Pompidou）坐落于布鲁塞尔市中心，前身是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雪铁龙工厂，由国际建筑师联合团队改造而成。该项目改造团队由EM2N（苏黎世）、noAarchitecten（布鲁塞尔）及Sergison Bates architects（伦敦）组成，以Atelier Kanal之名共同开展设计工作。&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36_127dps_179026065499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航拍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该场馆所在的码头区于20世纪初完成建造。1912年至1916年，这一场地成为布鲁塞尔月亮公园，内设露天游艺场、保龄球馆、餐厅与剧院等，当时的人们喜爱来此漫步。20世纪30年代初，汽车巨头安德烈·雪铁龙购入这一地块，建设工厂。在其要求下，建筑师亚历克西斯·迪蒙、马塞尔·范·戈特姆、莫里斯‑雅克·拉瓦泽设计出一座 “汽车大教堂”。&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1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31_iC65Qf_179026065498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约1914‑1920 年，圣克特莱特广场及月亮公园入口，明信片&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6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471_FPRnyT_179026065499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比利时雪铁龙新大楼草图，1933年&amp;nbsp;&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是一座宏伟的现代主义综合体，混凝土、钢与玻璃构筑，配备大量工坊；街角矗立21米高的展示大厅，直面城市街道。二战结束后，为筹备1958年世界博览会，厂房旁的利奥波德二世大道修建了高架路。1953‑1966年间，厂房毗邻地块是布鲁塞尔直升机场，即如今的直升机场大道。&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6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33_Hnz8CC_179026065501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雪铁龙修理厂工坊&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7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97_brGhei_179026065502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约1958 年，圣克特莱特广场附近的库克尔贝格高架桥，布鲁塞尔 Colorprint出品明信片&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2015年，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城市开发机构 SAU‑MSI 从雪铁龙公司收购厂房，计划改造为国际文化中心。2017年，布鲁塞尔首都大区、 卡纳尔基金会、蓬皮杜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了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意在延续蓬皮杜中心跨学科实践的基础上，扎根布鲁塞尔本土文化土壤。据悉，这一合作将持续至2031年，蓬皮杜中心团队每年为卡纳尔带来两场特展。与此同时，双方将联合从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开发大展。&lt;/p&gt;&lt;p&gt;蓬皮杜中心主席洛朗·勒邦表示，“如今，蓬皮杜中心正处于修缮阶段。在修缮期间，这一机构将继续在法国本土与国际合作场馆开展项目。从马拉加到上海，再到布鲁塞尔，蓬皮杜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文化机构之一。我们的合作不只是出借作品、输出项目，更是分享机构内核精神：促成对话。”&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94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184_BKZZx7_179026065501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中厅效果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改造后的建筑内部保留了玻璃屋顶车间，室内道路将连接四个不同水平面的坡道和桥梁，以用作附加的艺术展示和装置的场地。环绕玻璃、旧汽车陈列室将成为该中心的“展示窗口”。另一边，电子显示屏将环绕前雪铁龙车间的顶部，用来显示信息，并融入艺术项目。&lt;/p&gt;&lt;p&gt;如今，这一场馆将融合视觉艺术、表演、舞蹈、音乐、电影与建筑。除展览与表演空间外，馆内涵盖书店、工作坊、社区空间、顶楼酒吧、餐厅、烘焙坊等，并拥有超过21,500平方米、向大众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182_wrcPXi_179026065502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内部通廊效果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33_BEyaQe_179026065500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阅览室效果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据了解，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开馆展包括来自蓬皮杜与卡纳尔馆藏的比利时及欧洲现当代艺术珍品的“浩瀚之旅”；探讨非裔艺术家的“无限之女：两幕黑色档案”；汇集布鲁塞尔医学博物馆与设计博物馆展品的“陷阱部”；以及巴努·琴内托卢、乔埃尔·图尔林克斯与奥托邦·恩坎加的个展。&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71_hr72CG_179026065500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1月，建设中的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408_HCJERk_179026065500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1月，建设中的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其中，“浩瀚之旅”为艺术中心最为重要的展览，亦标志着该艺术中心与蓬皮杜中心长期合作的正式开启。展览汇集逾350件作品，除蓬皮杜中心与卡纳尔馆藏外，亦包括来自比利时及世界各地公共与私人收藏的作品。这一特展的展品包括丽吉雅·克拉克、索尼娅·德劳内、阿尔伯托·贾科梅蒂、巴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等人的标志性作品，以及活跃于布鲁塞尔的艺术家作品。&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9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13_nRSwkk_179026065499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蒙德里安，《红、蓝、白构成 II》，1937年，巴黎蓬皮杜中心馆藏&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3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192_sPRF6K_179026065503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佚名，《蛇形舞［II］》，巴黎蓬皮杜中心馆藏&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0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02_HtWy3f_179026065503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安娜・玛丽亚・迈奥利诺，《对谈》，1981年，巴黎蓬皮杜中心馆藏&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展览“无限之女：两幕黑色档案”则聚焦芒贝图族女性形象和非洲裔艺术家；“陷阱部”则呈现来自医学博物馆、国家抵抗运动博物馆、布鲁塞尔设计博物馆等场馆的展品，与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并置展出，围绕“陷阱”这一概念展开思考。&lt;/p&gt;&lt;p&gt;除开幕展外，卡纳尔也将呈献两个特定场域项目：“游乐场”与“Yser Print Coop”。“游乐场”是特纳奖得主Assemble团队为四岁及以上的儿童与公众打造了700平方米的互动游乐场。这一互动装置以一片想象中的起伏山丘为景观，既呼应昔日沿运河运输、堆积成丘的煤炭，也令人联想到火山与遥远星球的地貌。绳索、轮胎、面具及其他可自由移动的元素，鼓励儿童自主探索与尝试；而“Yser Print Coop”为WERKER Collective设计的合作版画室。这里既是协作与共同创作的空间，也兼具聚会场所、图书馆与工作坊功能，开展孔版印刷、木刻及丝网印刷等实践。&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2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66_DXCsnj_179026065498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芭芭拉・沃克，《模特》，布面油画，2002年&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65_2ems1a_179026065501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约书亚・塞拉芬，《创造范式》&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卡西亚·雷济什说，“我们希望在这里搭建一个框架。博物馆不是终点，而是与观众共同演化、映照社会变迁的过程。”&lt;/p&gt;&lt;p&gt;&lt;u&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将于11月28日正式开馆。&lt;/u&gt;&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lt;u&gt;自西班牙马拉加蓬皮杜中心、上海西岸美术馆蓬皮杜合作项目、韩国首尔的韩华蓬皮杜中心之后，法国蓬皮杜中心的国际合作伙伴又增添了新成员——比利时布鲁塞尔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lt;/u&gt;&lt;/p&gt;&lt;p&gt;&lt;u&gt;澎湃新闻获悉，这一艺术场馆由汽车工厂改造而成，将融合视觉艺术、表演、舞蹈、音乐、电影与建筑等内容，将于11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开馆展中，最为重要的是与蓬皮杜合作的大展“浩瀚之旅”。&lt;/u&gt;&lt;/p&gt;&lt;p&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Kanal-Centre Pompidou）坐落于布鲁塞尔市中心，前身是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雪铁龙工厂，由国际建筑师联合团队改造而成。该项目改造团队由EM2N（苏黎世）、noAarchitecten（布鲁塞尔）及Sergison Bates architects（伦敦）组成，以Atelier Kanal之名共同开展设计工作。&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36_127dps_179026065499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航拍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该场馆所在的码头区于20世纪初完成建造。1912年至1916年，这一场地成为布鲁塞尔月亮公园，内设露天游艺场、保龄球馆、餐厅与剧院等，当时的人们喜爱来此漫步。20世纪30年代初，汽车巨头安德烈·雪铁龙购入这一地块，建设工厂。在其要求下，建筑师亚历克西斯·迪蒙、马塞尔·范·戈特姆、莫里斯‑雅克·拉瓦泽设计出一座 “汽车大教堂”。&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1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31_iC65Qf_179026065498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约1914‑1920 年，圣克特莱特广场及月亮公园入口，明信片&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6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471_FPRnyT_179026065499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比利时雪铁龙新大楼草图，1933年&amp;nbsp;&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是一座宏伟的现代主义综合体，混凝土、钢与玻璃构筑，配备大量工坊；街角矗立21米高的展示大厅，直面城市街道。二战结束后，为筹备1958年世界博览会，厂房旁的利奥波德二世大道修建了高架路。1953‑1966年间，厂房毗邻地块是布鲁塞尔直升机场，即如今的直升机场大道。&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6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33_Hnz8CC_179026065501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雪铁龙修理厂工坊&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7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97_brGhei_179026065502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约1958 年，圣克特莱特广场附近的库克尔贝格高架桥，布鲁塞尔 Colorprint出品明信片&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2015年，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城市开发机构 SAU‑MSI 从雪铁龙公司收购厂房，计划改造为国际文化中心。2017年，布鲁塞尔首都大区、 卡纳尔基金会、蓬皮杜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了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意在延续蓬皮杜中心跨学科实践的基础上，扎根布鲁塞尔本土文化土壤。据悉，这一合作将持续至2031年，蓬皮杜中心团队每年为卡纳尔带来两场特展。与此同时，双方将联合从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开发大展。&lt;/p&gt;&lt;p&gt;蓬皮杜中心主席洛朗·勒邦表示，“如今，蓬皮杜中心正处于修缮阶段。在修缮期间，这一机构将继续在法国本土与国际合作场馆开展项目。从马拉加到上海，再到布鲁塞尔，蓬皮杜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文化机构之一。我们的合作不只是出借作品、输出项目，更是分享机构内核精神：促成对话。”&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94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184_BKZZx7_179026065501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中厅效果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改造后的建筑内部保留了玻璃屋顶车间，室内道路将连接四个不同水平面的坡道和桥梁，以用作附加的艺术展示和装置的场地。环绕玻璃、旧汽车陈列室将成为该中心的“展示窗口”。另一边，电子显示屏将环绕前雪铁龙车间的顶部，用来显示信息，并融入艺术项目。&lt;/p&gt;&lt;p&gt;如今，这一场馆将融合视觉艺术、表演、舞蹈、音乐、电影与建筑。除展览与表演空间外，馆内涵盖书店、工作坊、社区空间、顶楼酒吧、餐厅、烘焙坊等，并拥有超过21,500平方米、向大众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182_wrcPXi_179026065502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内部通廊效果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333_BEyaQe_179026065500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阅览室效果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据了解，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开馆展包括来自蓬皮杜与卡纳尔馆藏的比利时及欧洲现当代艺术珍品的“浩瀚之旅”；探讨非裔艺术家的“无限之女：两幕黑色档案”；汇集布鲁塞尔医学博物馆与设计博物馆展品的“陷阱部”；以及巴努·琴内托卢、乔埃尔·图尔林克斯与奥托邦·恩坎加的个展。&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71_hr72CG_179026065500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1月，建设中的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408_HCJERk_179026065500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1月，建设中的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其中，“浩瀚之旅”为艺术中心最为重要的展览，亦标志着该艺术中心与蓬皮杜中心长期合作的正式开启。展览汇集逾350件作品，除蓬皮杜中心与卡纳尔馆藏外，亦包括来自比利时及世界各地公共与私人收藏的作品。这一特展的展品包括丽吉雅·克拉克、索尼娅·德劳内、阿尔伯托·贾科梅蒂、巴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等人的标志性作品，以及活跃于布鲁塞尔的艺术家作品。&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9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13_nRSwkk_179026065499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蒙德里安，《红、蓝、白构成 II》，1937年，巴黎蓬皮杜中心馆藏&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3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192_sPRF6K_179026065503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佚名，《蛇形舞［II］》，巴黎蓬皮杜中心馆藏&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0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02_HtWy3f_179026065503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安娜・玛丽亚・迈奥利诺，《对谈》，1981年，巴黎蓬皮杜中心馆藏&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展览“无限之女：两幕黑色档案”则聚焦芒贝图族女性形象和非洲裔艺术家；“陷阱部”则呈现来自医学博物馆、国家抵抗运动博物馆、布鲁塞尔设计博物馆等场馆的展品，与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并置展出，围绕“陷阱”这一概念展开思考。&lt;/p&gt;&lt;p&gt;除开幕展外，卡纳尔也将呈献两个特定场域项目：“游乐场”与“Yser Print Coop”。“游乐场”是特纳奖得主Assemble团队为四岁及以上的儿童与公众打造了700平方米的互动游乐场。这一互动装置以一片想象中的起伏山丘为景观，既呼应昔日沿运河运输、堆积成丘的煤炭，也令人联想到火山与遥远星球的地貌。绳索、轮胎、面具及其他可自由移动的元素，鼓励儿童自主探索与尝试；而“Yser Print Coop”为WERKER Collective设计的合作版画室。这里既是协作与共同创作的空间，也兼具聚会场所、图书馆与工作坊功能，开展孔版印刷、木刻及丝网印刷等实践。&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2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66_DXCsnj_179026065498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芭芭拉・沃克，《模特》，布面油画，2002年&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60624265_2ems1a_179026065501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约书亚・塞拉芬，《创造范式》&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卡西亚·雷济什说，“我们希望在这里搭建一个框架。博物馆不是终点，而是与观众共同演化、映照社会变迁的过程。”&lt;/p&gt;&lt;p&gt;&lt;u&gt;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将于11月28日正式开馆。&lt;/u&gt;&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陆林汉</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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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卡纳尔-蓬皮杜艺术中心</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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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当代艺术</category>
      <category>艺术评论</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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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视频｜馆长谈蓬皮杜的变与不变</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43975</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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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35:22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59533292_8dFzyM_1790259533382.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212a46eb243147f490a602507a51c757/hd/1790226566156_TGnsax_1790258906138.mp4"&gt;&lt;/video&gt;法国蓬皮杜中心是最知名的现代艺术收藏机构之一。在蓬皮杜与上海西岸美术馆合作展“计算万千世界”开幕之际，馆长泽维耶·莱向澎湃新闻讲述了蓬皮杜中心的变化与规划。</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59533292_8dFzyM_1790259533382.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212a46eb243147f490a602507a51c757/hd/1790226566156_TGnsax_1790258906138.mp4"&gt;&lt;/video&gt;法国蓬皮杜中心是最知名的现代艺术收藏机构之一。在蓬皮杜与上海西岸美术馆合作展“计算万千世界”开幕之际，馆长泽维耶·莱向澎湃新闻讲述了蓬皮杜中心的变化与规划。</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陆林汉 黄松</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蓬皮杜中心</category>
      <category>当代艺术</category>
      <category>馆长访谈</category>
      <category>艺术机构</category>
      <category>上海西岸美术馆</category>
      <category>艺术评论</category>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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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七嘴八舌｜文化出海需要更多“周深式开口”</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16351</link>
      <guid isPermaLink="true">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16351</guid>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34:40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lt;u&gt;让那些有辨识度、有真实感的人，站在世界面前开口。他们不必被包装成完美的“中国符号”，他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具体、复杂、难以被单一归类，也因此更容易被感知、信任和记住。&lt;/u&gt;&lt;/p&gt;&lt;p&gt;中秋夜，总台秋晚。中国歌手周深与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倾情合唱《夜之乐章》，并独唱《璀璨冒险人》。这是他第七次登上央视秋晚。两个节目独立呈现，并非串烧联唱。&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59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50308000_QJmzSR_1790350454327.jpe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08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央视中秋晚会周深与莎拉·布莱曼合唱《夜之乐章》及独唱《璀璨冒险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总台秋晚作为国家级文化窗口，节目编排往往会被外界赋予一定解读：谁获得完整舞台，谁与谁同台，都在传递某种判断。这一安排至少可被解读为，在文化出海议题中，给有辨识度的文化表达提供较完整的舞台，可能是一条值得重视的路径。&lt;/p&gt;&lt;p&gt;当然，空间只是前提。更值得讨论的是：谁在开口、用什么开口。&lt;/p&gt;&lt;p&gt;从选秀舞台到总台春晚、秋晚，再到国际巡演，周深已是华语乐坛具有国际传播力的青年歌手之一。他的传播辨识度，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声音和表达不易被既有类型框架归置。&lt;/p&gt;&lt;p&gt;周深曾在公开访谈中回忆，初中时因为声音与多数男生不同，常被同学讽刺，于是说话故意压低声音，基本不唱歌。后来，这个曾被他描述为“不合模板”的声音，却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辨识度。据 IFPI 2024 全球专辑实销榜，《反深代词》位列第 11 位，是该年度榜单唯一上榜的华语歌手专辑；继周杰伦2022年《最伟大的作品》之后，这是华语专辑第二次登上该榜单。据 Pollstar 等演出行业数据，其美国纽约、拉斯维加斯、西雅图三城四场演出上座率均达 100%；据香港文汇报等媒体转述票务信息，纽约巴克莱中心站开票时线上抢票人数达 5 万多人。这些数字至少说明，具有辨识度的表达在特定市场具备真实需求；当然，平台、曲目、华人受众和产业运作也在起作用。&lt;/p&gt;&lt;p&gt;这种主动选择，在文化传播中尤为难得。它很难仅靠免费赠票、行政安排或一次性猎奇获得。当这种选择发生，传播才更可能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连接。&lt;/p&gt;&lt;p&gt;所谓“周深式的开口”，可以概括为：有辨识度的个人表达，真实的人际连接，以及可持续的产业支撑。它既在于他“开口”开得好，也在于他不按标准答案“开口”，反而被部分听众记住。这个逻辑能否在其他领域成立，需要看具体场景，但已有一些案例可供观察。&lt;/p&gt;&lt;p&gt;吉林人李英俊，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大区公立中小学教中文，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原定两年的教学项目，因学校和家长要求延长到三年。他把二人转介绍给法国人，称之为“中国的乡村歌剧”。据其公开自述，一个全家年收入不足两万元的农村孩子，八岁那年，在阅读课上翻到一本《伊比利亚世界》地图册，被哈瓦那海滩和雪茄田的配图吸引，跟班主任说：我以后要去古巴。班主任告诉他，一万三千公里，普通人一辈子都去不了。后来，他真去了古巴，并在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参与重新搭建当地中文课程体系。&lt;/p&gt;&lt;p&gt;这类案例的意义，未必在于提供标准化的中国形象，而在于其具体的、可感知的真实感。一个说着东北话的吉林小伙，站在西班牙小学一二年级的教室里，课前课后满嘴东北腔混着西班牙语——"正道儿坐着""别上园子里扒着去"，孩子们记住的不是"中文很难"，而是"那个老师说话有意思"。他还教孩子们怎么种地、支鸡笼，黑土地上的活法，变成了另一种开口方式。文化传播的起点，往往就是这样一种具体的好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36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9984611605_s8bpcd_178998471848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17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李英俊和外国友人合唱《越来越好》&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文化出海谈了很多年，政策方向很清楚。在“十五五”文化产业相关部署中，“挖掘演艺等领域出口潜力”已被多次提及。真正有效的路径，可能比想象中更具体、更小、更依赖个人，但这仍取决于场景、渠道和支撑体系。除了搭建大平台、进行大宣发，也需要让那些有辨识度的人，有空间开口，有渠道被听见，有体系支撑他们走得更远。&lt;/p&gt;&lt;p&gt;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文化出海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先确定一个“代表中国”的符号，再投入资源把它推出去。但符号是固定的，人是流动的。一个可以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往往始于一个具体的人被另一个人真正看见。周深如此，李英俊也是如此。&lt;/p&gt;&lt;p&gt;这类案例也有边界需要厘清：李英俊的东北话多用于低龄学生的中文兴趣启蒙场景，正式知识点教学仍以标准普通话为主；从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考核规则来看，方言并不适用于备考教学。这也提示，“辨识度”并非普遍适用，它依赖场景匹配，依赖真实的教学关系，而非流量表演。但正因如此，这类案例才更有参考价值——它们往往很难仅靠策划复制，而更依赖真实的人际连接。&lt;/p&gt;&lt;p&gt;中秋夜，周深和莎拉·布莱曼中西合璧，没有谁压过谁。在西班牙的教室里，一群孩子正跟着一个吉林小伙说“估堆儿”。它们共同指向一件事：从这些场景看，中国走向世界的方式，至少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更深层的文化影响力，或许不只是让别人看见一个被描述的中国，也包括让世界听见具体的中国人自己在说话。周深在唱，李英俊在教，他们表达的内容不同，方式各异，但本质是同一件事：中国人自己开口，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lt;/p&gt;&lt;p&gt;文化出海更坚实的基础，可能就藏在这里。不是把标准答案翻译出去，而是让那些有辨识度、有真实感的人，站在世界面前开口。他们不必被包装成完美的“中国符号”，他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具体、复杂、难以被单一归类，也因此更容易被感知、信任和记住。&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lt;u&gt;让那些有辨识度、有真实感的人，站在世界面前开口。他们不必被包装成完美的“中国符号”，他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具体、复杂、难以被单一归类，也因此更容易被感知、信任和记住。&lt;/u&gt;&lt;/p&gt;&lt;p&gt;中秋夜，总台秋晚。中国歌手周深与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倾情合唱《夜之乐章》，并独唱《璀璨冒险人》。这是他第七次登上央视秋晚。两个节目独立呈现，并非串烧联唱。&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59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50308000_QJmzSR_1790350454327.jpe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08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央视中秋晚会周深与莎拉·布莱曼合唱《夜之乐章》及独唱《璀璨冒险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总台秋晚作为国家级文化窗口，节目编排往往会被外界赋予一定解读：谁获得完整舞台，谁与谁同台，都在传递某种判断。这一安排至少可被解读为，在文化出海议题中，给有辨识度的文化表达提供较完整的舞台，可能是一条值得重视的路径。&lt;/p&gt;&lt;p&gt;当然，空间只是前提。更值得讨论的是：谁在开口、用什么开口。&lt;/p&gt;&lt;p&gt;从选秀舞台到总台春晚、秋晚，再到国际巡演，周深已是华语乐坛具有国际传播力的青年歌手之一。他的传播辨识度，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声音和表达不易被既有类型框架归置。&lt;/p&gt;&lt;p&gt;周深曾在公开访谈中回忆，初中时因为声音与多数男生不同，常被同学讽刺，于是说话故意压低声音，基本不唱歌。后来，这个曾被他描述为“不合模板”的声音，却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辨识度。据 IFPI 2024 全球专辑实销榜，《反深代词》位列第 11 位，是该年度榜单唯一上榜的华语歌手专辑；继周杰伦2022年《最伟大的作品》之后，这是华语专辑第二次登上该榜单。据 Pollstar 等演出行业数据，其美国纽约、拉斯维加斯、西雅图三城四场演出上座率均达 100%；据香港文汇报等媒体转述票务信息，纽约巴克莱中心站开票时线上抢票人数达 5 万多人。这些数字至少说明，具有辨识度的表达在特定市场具备真实需求；当然，平台、曲目、华人受众和产业运作也在起作用。&lt;/p&gt;&lt;p&gt;这种主动选择，在文化传播中尤为难得。它很难仅靠免费赠票、行政安排或一次性猎奇获得。当这种选择发生，传播才更可能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连接。&lt;/p&gt;&lt;p&gt;所谓“周深式的开口”，可以概括为：有辨识度的个人表达，真实的人际连接，以及可持续的产业支撑。它既在于他“开口”开得好，也在于他不按标准答案“开口”，反而被部分听众记住。这个逻辑能否在其他领域成立，需要看具体场景，但已有一些案例可供观察。&lt;/p&gt;&lt;p&gt;吉林人李英俊，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大区公立中小学教中文，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原定两年的教学项目，因学校和家长要求延长到三年。他把二人转介绍给法国人，称之为“中国的乡村歌剧”。据其公开自述，一个全家年收入不足两万元的农村孩子，八岁那年，在阅读课上翻到一本《伊比利亚世界》地图册，被哈瓦那海滩和雪茄田的配图吸引，跟班主任说：我以后要去古巴。班主任告诉他，一万三千公里，普通人一辈子都去不了。后来，他真去了古巴，并在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参与重新搭建当地中文课程体系。&lt;/p&gt;&lt;p&gt;这类案例的意义，未必在于提供标准化的中国形象，而在于其具体的、可感知的真实感。一个说着东北话的吉林小伙，站在西班牙小学一二年级的教室里，课前课后满嘴东北腔混着西班牙语——"正道儿坐着""别上园子里扒着去"，孩子们记住的不是"中文很难"，而是"那个老师说话有意思"。他还教孩子们怎么种地、支鸡笼，黑土地上的活法，变成了另一种开口方式。文化传播的起点，往往就是这样一种具体的好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36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89984611605_s8bpcd_178998471848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17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李英俊和外国友人合唱《越来越好》&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文化出海谈了很多年，政策方向很清楚。在“十五五”文化产业相关部署中，“挖掘演艺等领域出口潜力”已被多次提及。真正有效的路径，可能比想象中更具体、更小、更依赖个人，但这仍取决于场景、渠道和支撑体系。除了搭建大平台、进行大宣发，也需要让那些有辨识度的人，有空间开口，有渠道被听见，有体系支撑他们走得更远。&lt;/p&gt;&lt;p&gt;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文化出海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先确定一个“代表中国”的符号，再投入资源把它推出去。但符号是固定的，人是流动的。一个可以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往往始于一个具体的人被另一个人真正看见。周深如此，李英俊也是如此。&lt;/p&gt;&lt;p&gt;这类案例也有边界需要厘清：李英俊的东北话多用于低龄学生的中文兴趣启蒙场景，正式知识点教学仍以标准普通话为主；从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考核规则来看，方言并不适用于备考教学。这也提示，“辨识度”并非普遍适用，它依赖场景匹配，依赖真实的教学关系，而非流量表演。但正因如此，这类案例才更有参考价值——它们往往很难仅靠策划复制，而更依赖真实的人际连接。&lt;/p&gt;&lt;p&gt;中秋夜，周深和莎拉·布莱曼中西合璧，没有谁压过谁。在西班牙的教室里，一群孩子正跟着一个吉林小伙说“估堆儿”。它们共同指向一件事：从这些场景看，中国走向世界的方式，至少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更深层的文化影响力，或许不只是让别人看见一个被描述的中国，也包括让世界听见具体的中国人自己在说话。周深在唱，李英俊在教，他们表达的内容不同，方式各异，但本质是同一件事：中国人自己开口，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lt;/p&gt;&lt;p&gt;文化出海更坚实的基础，可能就藏在这里。不是把标准答案翻译出去，而是让那些有辨识度、有真实感的人，站在世界面前开口。他们不必被包装成完美的“中国符号”，他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具体、复杂、难以被单一归类，也因此更容易被感知、信任和记住。&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白肉</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周深</category>
      <category>央视秋晚</category>
      <category>文化出海</category>
      <category>有戏</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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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独家｜蓬皮杜四位策展人联合解读上海西岸“计算万千世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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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31:59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lt;u&gt;今天，当人们谈起“数字艺术”，很容易想到人工智能、生成式AI、NFT、沉浸式影像，或者各种屏幕、算法与虚拟世界。但如果把时间往回拨到1950年代，会发现其中许多问题其实并不新鲜。&lt;/u&gt;&lt;/p&gt;&lt;p&gt;&lt;u&gt;谁是作品的作者？机器究竟是工具，还是参与创作的主体？艺术家如何与计算机合作？这些看似属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早在计算机进入艺术之初，就已经被提出。&lt;/u&gt;&lt;/p&gt;&lt;p&gt;&lt;u&gt;上海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中心合作呈现的展览“计算万千世界”于9月24日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对外展出，《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独家采访了四位策展人，请他们解读计算机与艺术。&lt;/u&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64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54942000_GbncME_179025588326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47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计算万千世界”四位策展人，从左至右依次为：维克多·盖冈（Victor Guégan）、奥利维耶·泽图恩（Olivier Zeitoun）、卡米尔·朗格卢瓦（Camille Lenglois）、菲利普·贝蒂内利（Philippe Bettinelli）&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据悉，展览由蓬皮杜中心新媒体、设计、建筑以及康定斯基图书馆等部门共同参与策划。这种跨部门的策展方式，本身也对应着展览所讨论的一个核心事实：数字创作从一开始就很难被放进传统的艺术分类体系中。&lt;/p&gt;&lt;p&gt;此次展览的四位策展人分别为菲利普·贝蒂内利（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新媒体部馆藏研究负责人）、卡米尔·朗格卢瓦（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部馆藏研究员）、奥利维耶·泽图恩（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设计与工业前瞻部馆藏研究员）、维克多·盖冈（蓬皮杜中心，康定斯基图书馆艺术家图册收藏负责人、联合策展人），他们没有把“数字艺术”当成一条单纯的技术发展史，也没有按照艺术、设计、建筑等传统学科进行切割，而是试图呈现一个不断交叉、重叠的世界：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程序员乃至数学家，在不同阶段共同进入计算机带来的新领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61000_wdsWKA_179025565481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西岸美术馆，“计算万千世界”展览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trong&gt;为什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lt;/strong&gt;&lt;/p&gt;&lt;p&gt;“计算万千世界”把时间起点放在20世纪50年代，并非为了简单梳理一条“计算机进入艺术”的技术史。对策展团队而言，19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计算、控制和信息处理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并逐渐进入艺术、设计和建筑领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67000_37S1Ys_179025565451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厅之外的序章部分，呈现了计算机发展的历史和中国艺术家ajiao的作品&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我们选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是因为这是今天技术世界的基础逐渐形成的时期。”奥利维耶·泽图恩说。彼时，围绕计算机已经形成了强烈的乌托邦想象，计算机开始从一种用于计算的机器，进入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的视野。艺术家尝试把它作为创作工具和媒介，设计师开始参与早期计算机的设计，建筑师则想象一种能够将技术革命纳入其中的未来世界。&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8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1548389_J3AKY1_1790301548642.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矶崎新，《空中的集群》，1960-1962&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一时期的重要性，也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足够长的历史视角。“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视觉艺术、建筑、设计和新媒体之间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领域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卡米尔·朗格卢瓦说。&lt;/p&gt;&lt;p&gt;菲利普·贝蒂内利则特别提到，许多今天看似属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其实在“二战”之后就已经出现。关于机器智能的讨论，已经进入计算机先驱的思考；而生成艺术的实践，也并非最近才出现。20世纪50年代末，艺术家维拉·莫尔纳已经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计算生成形式。“这些看起来非常当代的问题，同时也是历史问题。”&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2237398_6WYJ63_1790302237400.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7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赫伯特·W.弗兰克系列作品《电子之舞》&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谁是作者”。奥利维耶·泽图恩指出，“谁是作者”“机器与艺术家如何互动”等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lt;/p&gt;&lt;p&gt;与之相伴的，是人们对计算机角色的认识变化。贝蒂内利认为，就“谁是作者”而言，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者是向机器发出指令的人。”他甚至将这一问题追溯到摄影术发明之初：当创作者通过一种技术装置获得最终结果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创作者与机器之间的关系？&lt;/p&gt;&lt;p&gt;但另一方面，计算机也逐渐超越了单纯“工具”的位置。在贝蒂内利看来，计算机可以成为一种实体、一种“行动者”，人可以与它进行对话。“我们不只是把它当作工具使用，而是通过与它的互动，创造出一些最初并没有预料到的东西。”&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59000_PH6m24_179025565456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希瑟·杜威-哈格博格基于DNA创作的《陌生人的肖像》（2012 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种对于计算机“能动性”的思考，从早期控制论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人工智能。人们不断追问，能否赋予机器某种智能，以及机器在创作过程中究竟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lt;/p&gt;&lt;p&gt;也因此，展览把“作者”这个问题放在开头，又在最后关于智能数据的部分重新提出。它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从最初的“人如何让机器产生图像”，走到今天“机器是否已经参与图像的生成”，看似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间其实有一条连续的历史线索。&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9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2315829_5FmHfb_1790302315830.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最后一件作品，田岛美嘉，《负熵》，2016年，五卷本艺术家书和提花织物书盒。提花机的运用被认为是计算机创作的前奏。&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trong&gt;数字创作为什么天然跨学科？&lt;/strong&gt;&lt;/p&gt;&lt;p&gt;此次展览涉及蓬皮杜中心的不同部门，是一次跨部门联合策划，“这源自数字议题本身就跨越不同学科，也把不同的收藏部门连接在相同的问题之下。”卡米尔·朗格卢瓦说。各部门并不是分别提供一批作品，再将它们拼接在一起，而是围绕共同的问题重新寻找藏品。&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7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7957000_Ce6y5X_179030801037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70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拉斐尔・罗森达尔《地平线73》（上）和《独自在家》（下），不同创作方式构成的呼应作品。&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在奥利维耶·泽图恩看来，当策展团队试图建立一部“数字创作史”时，很快就会发现，跨学科并不是一种策展上的选择，而是这段历史本身的特点。“数字技术穿越了不同的创作领域，也超越了博物馆通常按照收藏部门和学科建立的分类方式。”他说。艺术家、工程师、设计师和建筑师，从一开始就被同一种“计算”逻辑吸引，而他们之间的身份和工作方式也远没有后来形成的学科边界那么清晰。&lt;/p&gt;&lt;p&gt;早期计算机艺术中，这种交叉尤其明显。“我们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种严格的分工：数学家负责理论，工程师负责实践，设计师赋予它形式，艺术家再使用这些成果。但实际上，情况要混杂得多。”菲利普·贝蒂内利说。例如1960年代的《电脑裸体（感知研究I）》（Computer Nude, Studies in Perception I），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肯·诺尔顿（Ken Knowlton）是一名工程师，莱昂·哈蒙（Leon Harmon）研究人类视觉感知，两人将一张照片转化为计算机图像，而这件作品最初在劳申伯格工作室展出。今天看来，这样的图像转换已经并不陌生，但在当时，它本身就是工程实践与艺术实验相遇的结果。&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3061000_48bH5n_179030307819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肯·诺尔顿与里昂·哈蒙，《电脑裸体（感知研究 I）》，1967年—2000年，纸上数字打印&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万塞讷艺术与计算机小组”（GAVI）则提供了另一种合作方式。这个成立于1969年的小组成员来自艺术、计算机、音乐和建筑等不同领域，他们共同学习计算机，也共同进行创作。&lt;/p&gt;&lt;p&gt;程序本身也曾成为不同领域之间交流的媒介。贝蒂内利提到，早期的Fortran、Algol等程序并不只服务于工程和计算，也被用于其他创作领域，例如编舞家曾借助程序记录和研究动作。对策展团队而言，这些案例说明，计算机进入创作后，并没有建立一个封闭的“数字艺术”领域，反而不断打开新的学科交叉。&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2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234696_HBDQwC_1790304234699.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5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曼弗雷德·莫尔，《立方极限》，1973-1974 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种关系同样存在于设计与建筑中。埃托·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参与设计意大利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Elea时，就把视觉艺术和设计经验带入了一个原本属于工程技术的领域。展厅中的Elea没有被处理成传统意义上的大型机器，而是由一系列彩色立柱和模块构成。&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0538000_PpEakh_1790300538607.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埃托·索特萨斯，《Elea 计算机》，1958-1963&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对泽图恩而言，这种艺术、设计与技术之间的交叉并非计算机时代独有。“在更早的艺术史中，艺术家与工程师也可以是同一个人，比如达·芬奇。”在他看来，把艺术、科学和工程严格区分开来，本身就是相对晚近才形成的观念。&lt;/p&gt;&lt;p&gt;建筑也很早就进入了这场关于计算和未来的想象。展览中的“建筑电讯派”（Archigram）《计算机城市》（Computer City，1964）并不是一座真正建造的城市，而是一种关于未来城市的想象：信息和通信技术进入城市系统，建筑可以随着环境和信息发生变化。计算机因此不仅改变了艺术家的创作工具，也开始改变设计师和建筑师对于城市、建筑乃至未来生活的想象。&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4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1932564_Q1W7Mr_179030193256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9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建筑电讯，《计算机城市》，1964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因此，展览并没有把艺术、设计和建筑分成三个彼此独立的展览区域，而是围绕几个问题展开。计算如何赋予形态？像素如何构建图像？代码如何成为新的语言和图像生产者？网络如何改变作品的传播？人工智能又如何改变创作？在此之外，展览还讨论数字技术与手工艺的关系，以及计算系统与生物系统之间的互动。”维克多·盖冈说。&lt;/p&gt;&lt;p&gt;&lt;strong&gt;代码遇到手工艺、蒙德里安与生物系统&lt;/strong&gt;&lt;/p&gt;&lt;p&gt;如果只把数字创作理解成屏幕上的图像，很容易错过它与传统艺术史之间复杂而漫长的关系。事实上，计算机出现之前，艺术家已经在通过数学、几何和计算构建视觉形式。计算机的出现，只是让这种原本存在于艺术中的方法获得了新的速度和规模。&lt;/p&gt;&lt;p&gt;展览中的一些作品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展开。&lt;/p&gt;&lt;p&gt;比如，迈克尔·诺尔曾受到蒙德里安的启发，用计算机生成具有类似结构的作品。当他的计算机生成作品与蒙德里安的作品放在一起时，甚至曾让观看者产生混淆。到了20世纪70年代，萨尔瓦多·达利也曾使用诺尔生成的形式。这意味着艺术与计算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新技术取代旧艺术”，而是存在一种双向的影响。&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70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0687000_43zpWj_179030080763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2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迈克尔·诺尔的计算机生成作品，能感受到受到蒙德里安的启发&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另一条线索可以从保罗·克利延伸出来。在展览中克利的绘画语言被重新转化为程序和算法。原本属于绘画的形式关系，在经过程序化之后，又成为机器可以执行的规则。艺术家并没有简单复制克利，而是把他的视觉语言转译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2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268811_dwynTW_1790304268813.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1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薇拉·莫尔纳，《无题》，1970 年，《无题》出自一组致敬画家保罗·克利的作品。&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萨米娅·哈拉比的作品则把这条历史带向了风景。她使用早期个人电脑和视觉程序，将中央公园等景象转化为抽象形式。这种方法让人联想到蒙德里安从自然景观出发不断提炼形式的过程，但工具已经从画笔转向了计算机程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334000_dwi7iM_179030443992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70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萨米娅·哈拉比作品《中央公园 8》&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策展团队特别希望强调，这段历史也并非只有男性艺术家和工程师。包括维拉·莫尔纳、萨米娅·哈拉比等女性艺术家，都在数字创作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重要实践。&lt;/p&gt;&lt;p&gt;与此同时，展览也有意让观众看到数字创作并不等于“屏幕”。&lt;/p&gt;&lt;p&gt;“数字工艺”章节追溯了计算机与纺织之间的关系。19世纪初的提花机使用穿孔卡片控制织物图案，被视为早期程控机器的重要案例。穿孔卡片、代码、纺织与计算机之间，因此形成了一条比个人电脑诞生更早的历史线索。&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950000_SSWD81_179030499814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70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数字工艺”章节，右红色编织作品为，库罗什·阿斯加尔-伊拉尼，《自适应地毯》，2019 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到了今天，数字技术又重新进入手工艺和制造领域。&lt;/p&gt;&lt;p&gt;“数字生态”章节展示了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如何借助生成设计、3D打印以及金属打印等技术，将生命体的生长、复制和进化过程转化为新的结构形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63000_exPG7t_179025565468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数字生态”章节&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Joris Laarman的“Bowl Chair”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设计师借用了汽车工业中的优化算法，以类似骨骼生长的方式设计椅子的结构。原本用于工业生产、提高结构效率的计算工具，被转移到设计领域，最终生成一种介于自然形态与工业制造之间的物件。&lt;/p&gt;&lt;p&gt;这也是数字创作的重要变化：计算机不再只是帮助艺术家“画出一张图”，而是开始参与材料、结构、制造乃至整个生产流程。&lt;/p&gt;&lt;p&gt;因此，策展团队更愿意使用“数字创作”而不是狭义的“数字艺术”。因为“数字创作”能够涵盖艺术、设计、建筑等不同领域，也能够容纳那些很难被归入传统艺术门类的实践。&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96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951000_ne8ERh_179030499812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2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MAD 建筑事务所（马岩松），《哈尔滨大剧院》，2015&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trong&gt;从“原作”到NFT：当一件作品可以无限复制&lt;/strong&gt;&lt;/p&gt;&lt;p&gt;数字创作带来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是作品的复制与流通。&lt;/p&gt;&lt;p&gt;传统艺术史中，“原作”通常具有明确的物质形态。但数字作品可以被复制、传输、重新显示，甚至在几秒钟内抵达世界另一端。&lt;/p&gt;&lt;p&gt;在贝蒂内利看来，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讨论，在数字时代再次获得新的意义。&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0537000_r5ZpH4_179030053861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弗雷德·福雷斯特的一组作品，其中包括《NFT-考古学》内含一封致藏家的信（右），以及创作于 1966年的绘画《网络人》（左）这件绘画在诞生三十年后的1996年被发布于“网络地块”网站上。&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法国新媒体艺术家弗雷德·福雷斯特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1996年，他曾拍卖一件网络作品，购买者获得的是进入该网站的密码。作品本身并不是一件可以带回家的物件，而是一种网络空间中的访问权。&lt;/p&gt;&lt;p&gt;大约25年后，NFT出现。&lt;/p&gt;&lt;p&gt;“NFT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现象。它重新提出了一个早期数字艺术已经提出的问题：当作品可以被复制时，究竟什么构成它的价值？”贝蒂内利说，“福雷斯特后来创作了与NFT相关的作品《NFT考古》，通过一种带有观念性的方式，把自己此前关于网络作品流通的实践与NFT联系起来。”&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9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5446264_6aE4Z6_1790305446494.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雷德·福雷斯特《NFT-考古学》中一封致藏家的信&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背后其实存在一个更大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一张图像可以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也可以被无数次复制。作品的市场价值与它的美学价值因此可能发生分离：即便一件作品可以被随意复制、打印，它原有的视觉力量并不会因此自动消失。&lt;/p&gt;&lt;p&gt;问题于是变成：到底什么才是原作？&lt;/p&gt;&lt;p&gt;不同艺术家有不同答案。有的艺术家认为，代码才是作品真正的原作。只要代码保持不变，无论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打印在纸张上，还是今天重新呈现在屏幕上，都仍然是同一件作品。另一些艺术家则更重视作品的物质性，认为第一次生成、第一次打印或者最初的制造过程本身不可替代。&lt;/p&gt;&lt;p&gt;《OPAL》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1972年，热罗姆·沙尤（Jérôme Chailoux）创作了这一视觉算法程序。对于艺术家而言，作品并不只是最终呈现在墙上的视觉结果，代码本身与最终生成的图像共同构成作品。&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59000_5hd3RC_179025565456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后为热罗姆·沙尤的作品《OPAL 1A 001D》&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因此，在展览中，作品的呈现方式也特别强调其背后的程序逻辑。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结果”，还被提醒去思考：产生这个结果的代码，是不是作品本身的一部分？&lt;/p&gt;&lt;p&gt;这一问题到了NFT时代，变得更加尖锐。虽然，NFT热潮已经退去，但NFT并没有从数字艺术生态中消失。对于不少数字艺术家而言，它仍然是一种新的展示、交易和谋生方式，也仍然提供着技术与美学实验的空间。&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59000_BCFsyX_179025565481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西岸美术馆，“计算万千世界”展览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策展团队同时注意到，NFT背后的区块链技术也继承了某种“乌托邦”想象。围绕区块链出现的一些技术社群，曾寄托过关于去中心化、永久保存乃至数字永生的想象。因此，展览并没有把NFT简单作为一个已经过去的市场热点，而是把它放进更长的技术史中。&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0537000_f8hMHt_179030053861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策展人讲述约翰・杰勒德，《黑烟之手（深色版）》（2022 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也意味着，“计算万千世界”并不试图给出一部封闭的数字创作史。四位策展人更在意的是，在不同年代、不同媒介和不同文化背景中，一些问题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又为什么会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产生新的答案。&lt;/p&gt;&lt;p&gt;这种策展方法也体现在展厅的具体安排中。展览并没有把历史作品与当代作品截然分开，而是在每一个章节中让不同年代的作品相遇。策展团队希望通过这种并置，让观众看到数字创作并不是一段已经完成的历史，而是一段仍在发生的文化史。&lt;/p&gt;&lt;p&gt;&lt;u&gt;展览持续至2027年2月14日&lt;/u&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lt;u&gt;今天，当人们谈起“数字艺术”，很容易想到人工智能、生成式AI、NFT、沉浸式影像，或者各种屏幕、算法与虚拟世界。但如果把时间往回拨到1950年代，会发现其中许多问题其实并不新鲜。&lt;/u&gt;&lt;/p&gt;&lt;p&gt;&lt;u&gt;谁是作品的作者？机器究竟是工具，还是参与创作的主体？艺术家如何与计算机合作？这些看似属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早在计算机进入艺术之初，就已经被提出。&lt;/u&gt;&lt;/p&gt;&lt;p&gt;&lt;u&gt;上海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中心合作呈现的展览“计算万千世界”于9月24日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对外展出，《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独家采访了四位策展人，请他们解读计算机与艺术。&lt;/u&gt;&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64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54942000_GbncME_179025588326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47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计算万千世界”四位策展人，从左至右依次为：维克多·盖冈（Victor Guégan）、奥利维耶·泽图恩（Olivier Zeitoun）、卡米尔·朗格卢瓦（Camille Lenglois）、菲利普·贝蒂内利（Philippe Bettinelli）&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据悉，展览由蓬皮杜中心新媒体、设计、建筑以及康定斯基图书馆等部门共同参与策划。这种跨部门的策展方式，本身也对应着展览所讨论的一个核心事实：数字创作从一开始就很难被放进传统的艺术分类体系中。&lt;/p&gt;&lt;p&gt;此次展览的四位策展人分别为菲利普·贝蒂内利（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新媒体部馆藏研究负责人）、卡米尔·朗格卢瓦（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部馆藏研究员）、奥利维耶·泽图恩（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设计与工业前瞻部馆藏研究员）、维克多·盖冈（蓬皮杜中心，康定斯基图书馆艺术家图册收藏负责人、联合策展人），他们没有把“数字艺术”当成一条单纯的技术发展史，也没有按照艺术、设计、建筑等传统学科进行切割，而是试图呈现一个不断交叉、重叠的世界：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程序员乃至数学家，在不同阶段共同进入计算机带来的新领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61000_wdsWKA_179025565481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西岸美术馆，“计算万千世界”展览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trong&gt;为什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lt;/strong&gt;&lt;/p&gt;&lt;p&gt;“计算万千世界”把时间起点放在20世纪50年代，并非为了简单梳理一条“计算机进入艺术”的技术史。对策展团队而言，19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计算、控制和信息处理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并逐渐进入艺术、设计和建筑领域。&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67000_37S1Ys_179025565451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厅之外的序章部分，呈现了计算机发展的历史和中国艺术家ajiao的作品&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我们选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是因为这是今天技术世界的基础逐渐形成的时期。”奥利维耶·泽图恩说。彼时，围绕计算机已经形成了强烈的乌托邦想象，计算机开始从一种用于计算的机器，进入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的视野。艺术家尝试把它作为创作工具和媒介，设计师开始参与早期计算机的设计，建筑师则想象一种能够将技术革命纳入其中的未来世界。&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8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1548389_J3AKY1_1790301548642.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矶崎新，《空中的集群》，1960-1962&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一时期的重要性，也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足够长的历史视角。“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视觉艺术、建筑、设计和新媒体之间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领域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卡米尔·朗格卢瓦说。&lt;/p&gt;&lt;p&gt;菲利普·贝蒂内利则特别提到，许多今天看似属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其实在“二战”之后就已经出现。关于机器智能的讨论，已经进入计算机先驱的思考；而生成艺术的实践，也并非最近才出现。20世纪50年代末，艺术家维拉·莫尔纳已经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计算生成形式。“这些看起来非常当代的问题，同时也是历史问题。”&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5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2237398_6WYJ63_1790302237400.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7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赫伯特·W.弗兰克系列作品《电子之舞》&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谁是作者”。奥利维耶·泽图恩指出，“谁是作者”“机器与艺术家如何互动”等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lt;/p&gt;&lt;p&gt;与之相伴的，是人们对计算机角色的认识变化。贝蒂内利认为，就“谁是作者”而言，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者是向机器发出指令的人。”他甚至将这一问题追溯到摄影术发明之初：当创作者通过一种技术装置获得最终结果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创作者与机器之间的关系？&lt;/p&gt;&lt;p&gt;但另一方面，计算机也逐渐超越了单纯“工具”的位置。在贝蒂内利看来，计算机可以成为一种实体、一种“行动者”，人可以与它进行对话。“我们不只是把它当作工具使用，而是通过与它的互动，创造出一些最初并没有预料到的东西。”&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59000_PH6m24_179025565456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希瑟·杜威-哈格博格基于DNA创作的《陌生人的肖像》（2012 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种对于计算机“能动性”的思考，从早期控制论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人工智能。人们不断追问，能否赋予机器某种智能，以及机器在创作过程中究竟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lt;/p&gt;&lt;p&gt;也因此，展览把“作者”这个问题放在开头，又在最后关于智能数据的部分重新提出。它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从最初的“人如何让机器产生图像”，走到今天“机器是否已经参与图像的生成”，看似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间其实有一条连续的历史线索。&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9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2315829_5FmHfb_1790302315830.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最后一件作品，田岛美嘉，《负熵》，2016年，五卷本艺术家书和提花织物书盒。提花机的运用被认为是计算机创作的前奏。&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trong&gt;数字创作为什么天然跨学科？&lt;/strong&gt;&lt;/p&gt;&lt;p&gt;此次展览涉及蓬皮杜中心的不同部门，是一次跨部门联合策划，“这源自数字议题本身就跨越不同学科，也把不同的收藏部门连接在相同的问题之下。”卡米尔·朗格卢瓦说。各部门并不是分别提供一批作品，再将它们拼接在一起，而是围绕共同的问题重新寻找藏品。&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7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7957000_Ce6y5X_1790308010372.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70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拉斐尔・罗森达尔《地平线73》（上）和《独自在家》（下），不同创作方式构成的呼应作品。&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在奥利维耶·泽图恩看来，当策展团队试图建立一部“数字创作史”时，很快就会发现，跨学科并不是一种策展上的选择，而是这段历史本身的特点。“数字技术穿越了不同的创作领域，也超越了博物馆通常按照收藏部门和学科建立的分类方式。”他说。艺术家、工程师、设计师和建筑师，从一开始就被同一种“计算”逻辑吸引，而他们之间的身份和工作方式也远没有后来形成的学科边界那么清晰。&lt;/p&gt;&lt;p&gt;早期计算机艺术中，这种交叉尤其明显。“我们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种严格的分工：数学家负责理论，工程师负责实践，设计师赋予它形式，艺术家再使用这些成果。但实际上，情况要混杂得多。”菲利普·贝蒂内利说。例如1960年代的《电脑裸体（感知研究I）》（Computer Nude, Studies in Perception I），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肯·诺尔顿（Ken Knowlton）是一名工程师，莱昂·哈蒙（Leon Harmon）研究人类视觉感知，两人将一张照片转化为计算机图像，而这件作品最初在劳申伯格工作室展出。今天看来，这样的图像转换已经并不陌生，但在当时，它本身就是工程实践与艺术实验相遇的结果。&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3061000_48bH5n_179030307819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肯·诺尔顿与里昂·哈蒙，《电脑裸体（感知研究 I）》，1967年—2000年，纸上数字打印&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万塞讷艺术与计算机小组”（GAVI）则提供了另一种合作方式。这个成立于1969年的小组成员来自艺术、计算机、音乐和建筑等不同领域，他们共同学习计算机，也共同进行创作。&lt;/p&gt;&lt;p&gt;程序本身也曾成为不同领域之间交流的媒介。贝蒂内利提到，早期的Fortran、Algol等程序并不只服务于工程和计算，也被用于其他创作领域，例如编舞家曾借助程序记录和研究动作。对策展团队而言，这些案例说明，计算机进入创作后，并没有建立一个封闭的“数字艺术”领域，反而不断打开新的学科交叉。&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2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234696_HBDQwC_1790304234699.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5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曼弗雷德·莫尔，《立方极限》，1973-1974 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种关系同样存在于设计与建筑中。埃托·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参与设计意大利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Elea时，就把视觉艺术和设计经验带入了一个原本属于工程技术的领域。展厅中的Elea没有被处理成传统意义上的大型机器，而是由一系列彩色立柱和模块构成。&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0538000_PpEakh_1790300538607.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埃托·索特萨斯，《Elea 计算机》，1958-1963&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对泽图恩而言，这种艺术、设计与技术之间的交叉并非计算机时代独有。“在更早的艺术史中，艺术家与工程师也可以是同一个人，比如达·芬奇。”在他看来，把艺术、科学和工程严格区分开来，本身就是相对晚近才形成的观念。&lt;/p&gt;&lt;p&gt;建筑也很早就进入了这场关于计算和未来的想象。展览中的“建筑电讯派”（Archigram）《计算机城市》（Computer City，1964）并不是一座真正建造的城市，而是一种关于未来城市的想象：信息和通信技术进入城市系统，建筑可以随着环境和信息发生变化。计算机因此不仅改变了艺术家的创作工具，也开始改变设计师和建筑师对于城市、建筑乃至未来生活的想象。&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4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1932564_Q1W7Mr_179030193256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9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建筑电讯，《计算机城市》，1964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因此，展览并没有把艺术、设计和建筑分成三个彼此独立的展览区域，而是围绕几个问题展开。计算如何赋予形态？像素如何构建图像？代码如何成为新的语言和图像生产者？网络如何改变作品的传播？人工智能又如何改变创作？在此之外，展览还讨论数字技术与手工艺的关系，以及计算系统与生物系统之间的互动。”维克多·盖冈说。&lt;/p&gt;&lt;p&gt;&lt;strong&gt;代码遇到手工艺、蒙德里安与生物系统&lt;/strong&gt;&lt;/p&gt;&lt;p&gt;如果只把数字创作理解成屏幕上的图像，很容易错过它与传统艺术史之间复杂而漫长的关系。事实上，计算机出现之前，艺术家已经在通过数学、几何和计算构建视觉形式。计算机的出现，只是让这种原本存在于艺术中的方法获得了新的速度和规模。&lt;/p&gt;&lt;p&gt;展览中的一些作品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展开。&lt;/p&gt;&lt;p&gt;比如，迈克尔·诺尔曾受到蒙德里安的启发，用计算机生成具有类似结构的作品。当他的计算机生成作品与蒙德里安的作品放在一起时，甚至曾让观看者产生混淆。到了20世纪70年代，萨尔瓦多·达利也曾使用诺尔生成的形式。这意味着艺术与计算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新技术取代旧艺术”，而是存在一种双向的影响。&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70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0687000_43zpWj_179030080763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2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迈克尔·诺尔的计算机生成作品，能感受到受到蒙德里安的启发&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另一条线索可以从保罗·克利延伸出来。在展览中克利的绘画语言被重新转化为程序和算法。原本属于绘画的形式关系，在经过程序化之后，又成为机器可以执行的规则。艺术家并没有简单复制克利，而是把他的视觉语言转译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2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268811_dwynTW_1790304268813.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81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薇拉·莫尔纳，《无题》，1970 年，《无题》出自一组致敬画家保罗·克利的作品。&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萨米娅·哈拉比的作品则把这条历史带向了风景。她使用早期个人电脑和视觉程序，将中央公园等景象转化为抽象形式。这种方法让人联想到蒙德里安从自然景观出发不断提炼形式的过程，但工具已经从画笔转向了计算机程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334000_dwi7iM_179030443992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70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萨米娅·哈拉比作品《中央公园 8》&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策展团队特别希望强调，这段历史也并非只有男性艺术家和工程师。包括维拉·莫尔纳、萨米娅·哈拉比等女性艺术家，都在数字创作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重要实践。&lt;/p&gt;&lt;p&gt;与此同时，展览也有意让观众看到数字创作并不等于“屏幕”。&lt;/p&gt;&lt;p&gt;“数字工艺”章节追溯了计算机与纺织之间的关系。19世纪初的提花机使用穿孔卡片控制织物图案，被视为早期程控机器的重要案例。穿孔卡片、代码、纺织与计算机之间，因此形成了一条比个人电脑诞生更早的历史线索。&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2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950000_SSWD81_179030499814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70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数字工艺”章节，右红色编织作品为，库罗什·阿斯加尔-伊拉尼，《自适应地毯》，2019 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到了今天，数字技术又重新进入手工艺和制造领域。&lt;/p&gt;&lt;p&gt;“数字生态”章节展示了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如何借助生成设计、3D打印以及金属打印等技术，将生命体的生长、复制和进化过程转化为新的结构形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63000_exPG7t_179025565468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数字生态”章节&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Joris Laarman的“Bowl Chair”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设计师借用了汽车工业中的优化算法，以类似骨骼生长的方式设计椅子的结构。原本用于工业生产、提高结构效率的计算工具，被转移到设计领域，最终生成一种介于自然形态与工业制造之间的物件。&lt;/p&gt;&lt;p&gt;这也是数字创作的重要变化：计算机不再只是帮助艺术家“画出一张图”，而是开始参与材料、结构、制造乃至整个生产流程。&lt;/p&gt;&lt;p&gt;因此，策展团队更愿意使用“数字创作”而不是狭义的“数字艺术”。因为“数字创作”能够涵盖艺术、设计、建筑等不同领域，也能够容纳那些很难被归入传统艺术门类的实践。&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96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4951000_ne8ERh_179030499812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2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MAD 建筑事务所（马岩松），《哈尔滨大剧院》，2015&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trong&gt;从“原作”到NFT：当一件作品可以无限复制&lt;/strong&gt;&lt;/p&gt;&lt;p&gt;数字创作带来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是作品的复制与流通。&lt;/p&gt;&lt;p&gt;传统艺术史中，“原作”通常具有明确的物质形态。但数字作品可以被复制、传输、重新显示，甚至在几秒钟内抵达世界另一端。&lt;/p&gt;&lt;p&gt;在贝蒂内利看来，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讨论，在数字时代再次获得新的意义。&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0537000_r5ZpH4_179030053861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弗雷德·福雷斯特的一组作品，其中包括《NFT-考古学》内含一封致藏家的信（右），以及创作于 1966年的绘画《网络人》（左）这件绘画在诞生三十年后的1996年被发布于“网络地块”网站上。&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法国新媒体艺术家弗雷德·福雷斯特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1996年，他曾拍卖一件网络作品，购买者获得的是进入该网站的密码。作品本身并不是一件可以带回家的物件，而是一种网络空间中的访问权。&lt;/p&gt;&lt;p&gt;大约25年后，NFT出现。&lt;/p&gt;&lt;p&gt;“NFT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现象。它重新提出了一个早期数字艺术已经提出的问题：当作品可以被复制时，究竟什么构成它的价值？”贝蒂内利说，“福雷斯特后来创作了与NFT相关的作品《NFT考古》，通过一种带有观念性的方式，把自己此前关于网络作品流通的实践与NFT联系起来。”&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69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5446264_6aE4Z6_1790305446494.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弗雷德·福雷斯特《NFT-考古学》中一封致藏家的信&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背后其实存在一个更大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一张图像可以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也可以被无数次复制。作品的市场价值与它的美学价值因此可能发生分离：即便一件作品可以被随意复制、打印，它原有的视觉力量并不会因此自动消失。&lt;/p&gt;&lt;p&gt;问题于是变成：到底什么才是原作？&lt;/p&gt;&lt;p&gt;不同艺术家有不同答案。有的艺术家认为，代码才是作品真正的原作。只要代码保持不变，无论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打印在纸张上，还是今天重新呈现在屏幕上，都仍然是同一件作品。另一些艺术家则更重视作品的物质性，认为第一次生成、第一次打印或者最初的制造过程本身不可替代。&lt;/p&gt;&lt;p&gt;《OPAL》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1972年，热罗姆·沙尤（Jérôme Chailoux）创作了这一视觉算法程序。对于艺术家而言，作品并不只是最终呈现在墙上的视觉结果，代码本身与最终生成的图像共同构成作品。&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59000_5hd3RC_179025565456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展览现场，后为热罗姆·沙尤的作品《OPAL 1A 001D》&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因此，在展览中，作品的呈现方式也特别强调其背后的程序逻辑。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结果”，还被提醒去思考：产生这个结果的代码，是不是作品本身的一部分？&lt;/p&gt;&lt;p&gt;这一问题到了NFT时代，变得更加尖锐。虽然，NFT热潮已经退去，但NFT并没有从数字艺术生态中消失。对于不少数字艺术家而言，它仍然是一种新的展示、交易和谋生方式，也仍然提供着技术与美学实验的空间。&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082559000_BCFsyX_179025565481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0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西岸美术馆，“计算万千世界”展览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策展团队同时注意到，NFT背后的区块链技术也继承了某种“乌托邦”想象。围绕区块链出现的一些技术社群，曾寄托过关于去中心化、永久保存乃至数字永生的想象。因此，展览并没有把NFT简单作为一个已经过去的市场热点，而是把它放进更长的技术史中。&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0537000_f8hMHt_179030053861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2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策展人讲述约翰・杰勒德，《黑烟之手（深色版）》（2022 年）&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也意味着，“计算万千世界”并不试图给出一部封闭的数字创作史。四位策展人更在意的是，在不同年代、不同媒介和不同文化背景中，一些问题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又为什么会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产生新的答案。&lt;/p&gt;&lt;p&gt;这种策展方法也体现在展厅的具体安排中。展览并没有把历史作品与当代作品截然分开，而是在每一个章节中让不同年代的作品相遇。策展团队希望通过这种并置，让观众看到数字创作并不是一段已经完成的历史，而是一段仍在发生的文化史。&lt;/p&gt;&lt;p&gt;&lt;u&gt;展览持续至2027年2月14日&lt;/u&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计算机艺术</category>
      <category>蓬皮杜中心</category>
      <category>西岸美术馆</category>
      <category>NFT</category>
      <category>艺术评论</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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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全国首家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将满两岁，缘何而设？如何育才？</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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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31:28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2026年9月，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启动第三届学员招生，短短时间报名人数超过了400人，再创新高。后续经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环节后，学院将从中择优录取。&lt;/p&gt;&lt;p&gt;到今年10月，这所由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与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携手打造的全国首家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将成立满两年。走过两年的创新探索后，这所与“年轻的事业”有关的青学院，正探索将AI人才的培养前置，形成小、初、高贯通式培养机制。&lt;/p&gt;&lt;p&gt;学院的定位是什么？他们是如何招生的？学员的感受如何？未来有什么规划？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日走进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在中福会少年宫、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上课地点。&lt;/p&gt;&lt;p&gt;&lt;strong&gt;培养颠覆性创新人才&lt;/strong&gt;&lt;/p&gt;&lt;p&gt;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诞生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42年前。&lt;/p&gt;&lt;p&gt;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观看中福会少年宫学员计算机操作后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42年来，少年宫培养了几十万名学员，其中走出了国际奥林匹克信息学竞赛金牌得主、中国头部科技企业联合创始人，以及众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士。&lt;/p&gt;&lt;p&gt;2024年8月21日，中福会与上海交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成立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之后启动首届学员招生等工作。同年10月10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李斌与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共同为学院揭牌，首批50名学员被正式录取。这也是全国首家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2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45744_pcitDw_1790244220471.webp?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4年10月，全国首家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揭牌。中福会少年宫 供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上海交通大学为何要与中福会少年宫合作成立这样一所针对青少年的人工智能学院？&lt;/p&gt;&lt;p&gt;“我们觉得，AI人才培养也要‘从娃娃做起’。”谈到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成立的初衷，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王延峰教授说，在邓小平提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的40年后，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和中福会少年宫携手成立这所学院，就是希望在新的时代，将AI人才的培养前置。“AI正在变革世界，我们办学院最终的目标是培养变革AI的颠覆性创新人才。”&lt;/p&gt;&lt;p&gt;&lt;strong&gt;如何培养青少年人工智能人才&lt;/strong&gt;&lt;/p&gt;&lt;p&gt;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面向全市选拔优秀的高中一年级新生，每届学习周期为两年。报名需通过所在学校推荐或个人自荐等方式提交材料，经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环节择优录取。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项目主管叶潇告诉记者，学院首届报名200多人，录取两个班共50人；第二届报名人数更多，增加了一个实验班。今年已是第三届招生，招生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21687_SWfje8_1790244220498.webp?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4年11月2日，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首批50名学员与教师、专家代表等在开学第一课现场。中福会少年宫供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学院招生，为何要面向高一新生这个群体？&lt;/p&gt;&lt;p&gt;“这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想先做好高中和大学的衔接。”中福会少年宫副主任郑思晨说，人工智能是面向年轻人的事业，高中生是数字原住民，普遍具备较好的AI发展潜力，部分学生的能力起点也比较高。&lt;/p&gt;&lt;p&gt;学院是如何培养青少年人工智能人才的？&lt;/p&gt;&lt;p&gt;郑思晨介绍，学员的上课地点主要在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和中福会少年宫轮动，每周六固定三小时。在教学模式上，学院创新打造了“2+2+X”模式：春秋学期系统开设高等数学、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课程；寒暑假开展集中集训，聚焦大语言模型架构解析、智能体开发等内容；高二阶段进入科研项目攻坚阶段，学员经选拔进入前沿AI项目组，在高校导师指导下开展真实课题研究。&lt;/p&gt;&lt;p&gt;学院的老师分别来自中福会少年宫和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各有十多位教师参与教学。“高一阶段打好扎实的基础：基础课程、项目实践、赛事集训；高二阶段注重个性化创新课题的孵化：导师制课题辅导、项目实习、赛事集训。”叶潇说，在学费方面，学院保持公益性收费。&lt;/p&gt;&lt;p&gt;&lt;strong&gt;学员们有哪些成长？&lt;/strong&gt;&lt;/p&gt;&lt;p&gt;学院成立两年以来，已经招收了两届学员，其中首届学员已毕业。&lt;/p&gt;&lt;p&gt;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闵行分校的宋明岳是首届学员。他告诉记者，自己参加过学院寒假冬令营的“黑客松”项目，在DeepSeek爆火之前，少年宫的老师们就带着学生用DeepSeek插件做了智能体项目。之后，他跟着学院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人工智能奥林匹克学术活动，与多国学生交流并展示自己的项目：以AI技术串联社区特色小店、节日活动等文化碎片，实时更新数据并生成个性化打卡路线，打造“会讲故事的社区窗口”。&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3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76636_wcXa57_179024422048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5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5年8月，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首届学生宋明岳（中）参加第二届国际人工智能奥林匹克学术活动（IOAI），其研究成果受到外国学生的关注。&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在学院的学习中，宋明岳有个课题是“医学多语言大模型的构建”。他选择这个方向有自己的理由：爷爷、妈妈、弟弟和他本人都有严重的过敏症状，爷爷和外公还有心血管问题，“网上查不到这方面的个性化医疗咨询服务。”在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助理教授吴超逸的课题组里，他完成了论文阅读、数据收集和大语言模型微调，了解了从零构建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流程。&lt;/p&gt;&lt;p&gt;来自上外附中的贾茗予也是首届学员，她曾两次登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舞台。在学院，她加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严骏驰团队的课题组，主攻智能小车全局规划与动态避障算法，提出了一套新的具身智能范式，研究成果已整理成文并在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刊物上发表。从项目展示者到提出原创算法范式的科研参与者，贾茗予用一年时间完成了跨越式成长。&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9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73799_FBE6nG_179024422049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5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首届仅有的两名女学员之一、来自上外附中的贾茗予同学在2026年7月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进行成果展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学院依托中福会与交大的产学研资源，在设备、师资、实操锻炼上的优势是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贾茗予的妈妈余佳琳是一名工程师，她告诉记者，孩子读高一时是周六半天在学院学习数学、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高二则进入交大导师项目组参与课题，同样是周六半天，对日常学业影响不大，“高二选导师时，学院提供交大教授及团队的研究方向名单，我们结合孩子兴趣选择了具身智能方向的严骏驰教授。”说到未来的升学方向，余佳琳透露，贾茗予希望就读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相关专业。&lt;/p&gt;&lt;p&gt;&lt;strong&gt;将人工智能的普及普惠延伸至初中、小学&lt;/strong&gt;&lt;/p&gt;&lt;p&gt;除了学院的课程和项目，学员们还有更大的舞台。&lt;/p&gt;&lt;p&gt;2026年8月，由中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上海举行，共设置人工智能基础知识、人工智能工具应用、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具身智能、大语言模型应用五大前沿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856名选手同台竞技。此次大赛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也是首个落户上海的自然科学素养类“白名单”赛事。据中福会少年宫介绍，学院两届学员参加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的共有21人，最终获得一等奖的有13人，获得拔尖人才“智星奖”的有5人。&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51244_iQ1QyD_179024422050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61"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8月，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场大赛与学院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纽带：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是大赛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基地，大赛则是青少年展示学习成果的全国性舞台。在决赛中，学院学员在大语言模型应用、具身智能等赛道表现突出，宋明岳、贾茗予等多位学员获得全国一等奖。&lt;/p&gt;&lt;p&gt;“学院的学员既在课堂上学习，也在大赛中检验；大赛中发现的优秀苗子，又通过学院持续跟踪培养。”中福会少年宫主任郑允华表示，大赛秉持公益性、普惠性原则，赛道分层覆盖中小学全学段。&lt;/p&gt;&lt;p&gt;在“人工智能基础知识”赛道中，小学生提出的问题让专家印象深刻：“AI是否真的能提前预测几年之后会发生的台风或自然灾害？”“如果AI通过拍照看看星空的样子，可不可以发现一些我们还没发现的星球、卫星或是陨石？”“如何设计一个不用人际举报的机制，让遛狗牵绳这一规定自动生效？”&lt;/p&gt;&lt;p&gt;大赛评委们认为，AI时代，会提问的能力更加重要，年龄越小的孩子想象力越丰富，这些奇思妙想非常有价值。也有专家指出，AI最重要的缺陷就是只能回答人定义好的问题，本身无法主动提出问题，未来人的核心价值在于能不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lt;/p&gt;&lt;p&gt;作为学院的首届学员之一，宋明岳对AI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说，“（AI）弥补了自学过程中缺少老师和同学集中反馈的痛点”，但他也警惕：“如果习惯于把困惑直接丢给AI，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意愿都会下降。”&lt;/p&gt;&lt;p&gt;“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对AI怀有好奇的青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郑思晨透露，学院计划在今年11月将首届毕业典礼与第三届开学典礼合并举办。下一步，学院会把贯通培养的理念进一步落地，将人工智能的普及普惠延伸至初中、小学等更低年龄段。&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2026年9月，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启动第三届学员招生，短短时间报名人数超过了400人，再创新高。后续经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环节后，学院将从中择优录取。&lt;/p&gt;&lt;p&gt;到今年10月，这所由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与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携手打造的全国首家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将成立满两年。走过两年的创新探索后，这所与“年轻的事业”有关的青学院，正探索将AI人才的培养前置，形成小、初、高贯通式培养机制。&lt;/p&gt;&lt;p&gt;学院的定位是什么？他们是如何招生的？学员的感受如何？未来有什么规划？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日走进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在中福会少年宫、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上课地点。&lt;/p&gt;&lt;p&gt;&lt;strong&gt;培养颠覆性创新人才&lt;/strong&gt;&lt;/p&gt;&lt;p&gt;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诞生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42年前。&lt;/p&gt;&lt;p&gt;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观看中福会少年宫学员计算机操作后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42年来，少年宫培养了几十万名学员，其中走出了国际奥林匹克信息学竞赛金牌得主、中国头部科技企业联合创始人，以及众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士。&lt;/p&gt;&lt;p&gt;2024年8月21日，中福会与上海交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成立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之后启动首届学员招生等工作。同年10月10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李斌与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共同为学院揭牌，首批50名学员被正式录取。这也是全国首家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2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45744_pcitDw_1790244220471.webp?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4年10月，全国首家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揭牌。中福会少年宫 供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上海交通大学为何要与中福会少年宫合作成立这样一所针对青少年的人工智能学院？&lt;/p&gt;&lt;p&gt;“我们觉得，AI人才培养也要‘从娃娃做起’。”谈到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成立的初衷，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王延峰教授说，在邓小平提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的40年后，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和中福会少年宫携手成立这所学院，就是希望在新的时代，将AI人才的培养前置。“AI正在变革世界，我们办学院最终的目标是培养变革AI的颠覆性创新人才。”&lt;/p&gt;&lt;p&gt;&lt;strong&gt;如何培养青少年人工智能人才&lt;/strong&gt;&lt;/p&gt;&lt;p&gt;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面向全市选拔优秀的高中一年级新生，每届学习周期为两年。报名需通过所在学校推荐或个人自荐等方式提交材料，经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环节择优录取。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项目主管叶潇告诉记者，学院首届报名200多人，录取两个班共50人；第二届报名人数更多，增加了一个实验班。今年已是第三届招生，招生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6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21687_SWfje8_1790244220498.webp?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4年11月2日，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首批50名学员与教师、专家代表等在开学第一课现场。中福会少年宫供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学院招生，为何要面向高一新生这个群体？&lt;/p&gt;&lt;p&gt;“这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想先做好高中和大学的衔接。”中福会少年宫副主任郑思晨说，人工智能是面向年轻人的事业，高中生是数字原住民，普遍具备较好的AI发展潜力，部分学生的能力起点也比较高。&lt;/p&gt;&lt;p&gt;学院是如何培养青少年人工智能人才的？&lt;/p&gt;&lt;p&gt;郑思晨介绍，学员的上课地点主要在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和中福会少年宫轮动，每周六固定三小时。在教学模式上，学院创新打造了“2+2+X”模式：春秋学期系统开设高等数学、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课程；寒暑假开展集中集训，聚焦大语言模型架构解析、智能体开发等内容；高二阶段进入科研项目攻坚阶段，学员经选拔进入前沿AI项目组，在高校导师指导下开展真实课题研究。&lt;/p&gt;&lt;p&gt;学院的老师分别来自中福会少年宫和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各有十多位教师参与教学。“高一阶段打好扎实的基础：基础课程、项目实践、赛事集训；高二阶段注重个性化创新课题的孵化：导师制课题辅导、项目实习、赛事集训。”叶潇说，在学费方面，学院保持公益性收费。&lt;/p&gt;&lt;p&gt;&lt;strong&gt;学员们有哪些成长？&lt;/strong&gt;&lt;/p&gt;&lt;p&gt;学院成立两年以来，已经招收了两届学员，其中首届学员已毕业。&lt;/p&gt;&lt;p&gt;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闵行分校的宋明岳是首届学员。他告诉记者，自己参加过学院寒假冬令营的“黑客松”项目，在DeepSeek爆火之前，少年宫的老师们就带着学生用DeepSeek插件做了智能体项目。之后，他跟着学院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人工智能奥林匹克学术活动，与多国学生交流并展示自己的项目：以AI技术串联社区特色小店、节日活动等文化碎片，实时更新数据并生成个性化打卡路线，打造“会讲故事的社区窗口”。&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37"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76636_wcXa57_179024422048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5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5年8月，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首届学生宋明岳（中）参加第二届国际人工智能奥林匹克学术活动（IOAI），其研究成果受到外国学生的关注。&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在学院的学习中，宋明岳有个课题是“医学多语言大模型的构建”。他选择这个方向有自己的理由：爷爷、妈妈、弟弟和他本人都有严重的过敏症状，爷爷和外公还有心血管问题，“网上查不到这方面的个性化医疗咨询服务。”在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助理教授吴超逸的课题组里，他完成了论文阅读、数据收集和大语言模型微调，了解了从零构建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流程。&lt;/p&gt;&lt;p&gt;来自上外附中的贾茗予也是首届学员，她曾两次登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舞台。在学院，她加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严骏驰团队的课题组，主攻智能小车全局规划与动态避障算法，提出了一套新的具身智能范式，研究成果已整理成文并在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刊物上发表。从项目展示者到提出原创算法范式的科研参与者，贾茗予用一年时间完成了跨越式成长。&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99"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73799_FBE6nG_179024422049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5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首届仅有的两名女学员之一、来自上外附中的贾茗予同学在2026年7月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进行成果展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学院依托中福会与交大的产学研资源，在设备、师资、实操锻炼上的优势是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贾茗予的妈妈余佳琳是一名工程师，她告诉记者，孩子读高一时是周六半天在学院学习数学、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高二则进入交大导师项目组参与课题，同样是周六半天，对日常学业影响不大，“高二选导师时，学院提供交大教授及团队的研究方向名单，我们结合孩子兴趣选择了具身智能方向的严骏驰教授。”说到未来的升学方向，余佳琳透露，贾茗予希望就读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相关专业。&lt;/p&gt;&lt;p&gt;&lt;strong&gt;将人工智能的普及普惠延伸至初中、小学&lt;/strong&gt;&lt;/p&gt;&lt;p&gt;除了学院的课程和项目，学员们还有更大的舞台。&lt;/p&gt;&lt;p&gt;2026年8月，由中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上海举行，共设置人工智能基础知识、人工智能工具应用、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具身智能、大语言模型应用五大前沿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856名选手同台竞技。此次大赛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也是首个落户上海的自然科学素养类“白名单”赛事。据中福会少年宫介绍，学院两届学员参加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的共有21人，最终获得一等奖的有13人，获得拔尖人才“智星奖”的有5人。&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244151244_iQ1QyD_179024422050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61"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8月，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这场大赛与学院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纽带：上海青少年人工智能学院是大赛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基地，大赛则是青少年展示学习成果的全国性舞台。在决赛中，学院学员在大语言模型应用、具身智能等赛道表现突出，宋明岳、贾茗予等多位学员获得全国一等奖。&lt;/p&gt;&lt;p&gt;“学院的学员既在课堂上学习，也在大赛中检验；大赛中发现的优秀苗子，又通过学院持续跟踪培养。”中福会少年宫主任郑允华表示，大赛秉持公益性、普惠性原则，赛道分层覆盖中小学全学段。&lt;/p&gt;&lt;p&gt;在“人工智能基础知识”赛道中，小学生提出的问题让专家印象深刻：“AI是否真的能提前预测几年之后会发生的台风或自然灾害？”“如果AI通过拍照看看星空的样子，可不可以发现一些我们还没发现的星球、卫星或是陨石？”“如何设计一个不用人际举报的机制，让遛狗牵绳这一规定自动生效？”&lt;/p&gt;&lt;p&gt;大赛评委们认为，AI时代，会提问的能力更加重要，年龄越小的孩子想象力越丰富，这些奇思妙想非常有价值。也有专家指出，AI最重要的缺陷就是只能回答人定义好的问题，本身无法主动提出问题，未来人的核心价值在于能不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lt;/p&gt;&lt;p&gt;作为学院的首届学员之一，宋明岳对AI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说，“（AI）弥补了自学过程中缺少老师和同学集中反馈的痛点”，但他也警惕：“如果习惯于把困惑直接丢给AI，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意愿都会下降。”&lt;/p&gt;&lt;p&gt;“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对AI怀有好奇的青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郑思晨透露，学院计划在今年11月将首届毕业典礼与第三届开学典礼合并举办。下一步，学院会把贯通培养的理念进一步落地，将人工智能的普及普惠延伸至初中、小学等更低年龄段。&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韩晓蓉 栾晓娜</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AI人才</category>
      <category>人工智能</category>
      <category>浦江头条</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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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视频丨“平平”“福双”将赴美，中美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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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25:44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78331439_rDMncx_1790378331656.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80a7e945f4864fc6a09a3c776294cea0/hd/1790378306045_AAeYcs_1790378326298.mp4"&gt;&lt;/video&gt;&lt;p&gt;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99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92d62ede-4fe5-4352-92f3-b1d6172fd1ab.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920" /&gt;&lt;p&gt;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形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99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c3ab6423-9407-4826-b046-3006a0da7e42.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920" /&gt;&lt;p&gt;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lt;/p&gt;&lt;p&gt;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至2024年结束，其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lt;/p&gt;&lt;p&gt;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video class="cont_video" controls="controls" poster="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78331439_rDMncx_1790378331656.png" preload="preload" src="https://cloudvideo.thepaper.cn/video/80a7e945f4864fc6a09a3c776294cea0/hd/1790378306045_AAeYcs_1790378326298.mp4"&gt;&lt;/video&gt;&lt;p&gt;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99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92d62ede-4fe5-4352-92f3-b1d6172fd1ab.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920" /&gt;&lt;p&gt;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形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99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c3ab6423-9407-4826-b046-3006a0da7e42.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920" /&gt;&lt;p&gt;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lt;/p&gt;&lt;p&gt;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至2024年结束，其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lt;/p&gt;&lt;p&gt;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央视新闻</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大熊猫</category>
      <category>大国外交</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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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理想国》?</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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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22:51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9月19日，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柏拉图《理想国》新译本新书首发对谈在涵芬楼书店举行。本次活动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理想国》”为主题，新译本译者、中山大学教授詹文杰与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董事顾青展开对谈，围绕《理想国》在世界知识谱系中的地位、正义问题的当代意义、百年汉译简史与新译本的翻译原则等话题进行了交流。&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62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510183_6PDn2b_179032551748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93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对谈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e67e23;"&gt;&lt;strong&gt;“不读《理想国》，无以言西方”&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活动伊始，顾青表示，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经典阅读，而《理想国》堪称西方文明知识体系中最具奠基性的文本之一。他请詹文杰从“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理想国》”这一核心问题谈起，说明该书在世界的知识谱系中所处的地位。&lt;/p&gt;&lt;p&gt;詹文杰指出，《理想国》首先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为西方”。西方文明既有希腊的哲学源头，也有罗马的法律传统、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并由此生发出近现代的科学、政治制度、教育与艺术体系；而希腊哲学正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柏拉图又在希腊哲学的奠基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要了解西方文明之所以为西方，就不能绕过柏拉图，正如理解中国文化精神，不能不读孔孟老庄。&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13"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002388_yTRWNr_179032554062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19"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詹文杰译《理想国》&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顾青做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类比：“它有点相当于要知道中国学问的话，《论语》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经典。《理想国》这个书就相当于孔夫子这个系列中《论语》的这个地位。”他进而引《论语》中“不学诗，无以言”来作比：“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的学术传统来说，是不学柏拉图很难对知识体系有正常的认识——‘不学柏拉图，无以言’的这个概念。”&lt;/p&gt;&lt;p&gt;詹文杰认为这个类比可以成立，但更关键的是《理想国》的“开端性”：“因为它作为古代奠基性、开端性文本，跟后来的很不一样。黑格尔、卢梭、尼采、海德格尔这些人，你在字里行间读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在回应古代提出来的问题。如果你不了解柏拉图、没读过《理想国》，有时就错过了他在回应什么。”&lt;/p&gt;&lt;p&gt;顾青从出版人的角度补充道，商务印书馆在全民阅读中强调经典阅读，正是要回到这些最基本的经典里：“任何新的创造都不可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它一定有传承。你现在要回答这个时代的问题，一定要进入某种知识体系里，进入文明的基因里面，你的创造才有依据。”&lt;/p&gt;&lt;p&gt;詹文杰认为，经典的存续不在于它被供奉于图书馆或博物馆，而在于它仍被阅读、被谈论、被用来激发思想与指导生活。古代的思想基因，依然流淌在现代的教育、人文作品与日常对话之中。牛顿等科学家同样深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古代的诸多思想与科学萌芽，早已作为文化的、思想的、学术的基因被现代社会所继承。因此，《理想国》不是一部死去的古籍，而是一部活着的经典。西方20世纪重要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整个欧洲哲学传统，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lt;/p&gt;&lt;p&gt;&lt;strong&gt;&lt;span style="color: #e67e23;"&gt;对正义的探讨超越时空&lt;/span&gt;&lt;/strong&gt;&lt;/p&gt;&lt;p&gt;针对“孔夫子没坐过飞机、柏拉图不懂计算机，古人为什么还能指导今天”的疑问，詹文杰辨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差异。他承认，自然科学的知识会随时代迭代淘汰，如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但正义、善恶、好生活等伦理与政治问题，并不会因社会结构变迁而丧失意义。&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2a54f969-8a91-4bd9-9572-1ca6a9c2a9ed.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46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公元前1世纪，庞贝古城出土的&lt;span class="highlight"&gt;&lt;span class="highlight"&gt;柏拉&lt;/span&gt;图&lt;/span&gt;学院马赛克。现藏于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顾青问道：“这涉及到《理想国》里到底讨论的是什么样的话题。您刚才提到最重要的就是‘谈正义是什么’，它关于正义有什么特别经典的论述吗？”&lt;/p&gt;&lt;p&gt;詹文杰梳理了书中的层层追问：从“诚实守信、欠债还钱”的大众观念，到“帮助朋友、损害敌人”的战争视野，再到苏格拉底超越敌我立场的思辨——正义不会损害任何人，因为正义使人变得更好。这些探讨指向的是超越时空、全人类共同关切的终极问题，而非某个时代的现成答案。&lt;/p&gt;&lt;p&gt;“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当代人为什么还要读柏拉图，因为他探讨的问题是穿越时空的、普世的。再回到《理想国》这个文本来说，值得我们去读它，就是因为它探讨了人类终极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在研究。但是，《理想国》里面谈论的相关问题，是不是现在就是终极的结论、拿出一个说你就应该这么办”，顾青总结道。&lt;/p&gt;&lt;p&gt;詹文杰坦言并非如此：“我们阅读《理想国》，并不是把它当成一套可直接套用的完美社会方案。”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构想，历史上也曾引发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猛烈批评，被指为极权主义的源头。但波普尔只是众多视角之一：也有人认为，柏拉图的思想恰恰可以反思现代性、纠偏启蒙以来的政治方案。《理想国》是一个复杂而开放的文本，它是一面镜子，映照理想与现实，提示后人何为值得借鉴、何为需要警惕。&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e67e23;"&gt;&lt;strong&gt;为何要重译这部经典？&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顾青将话题引向新译本本身，抛出一个尖锐问题：“古希腊文本，尤其柏拉图，您为什么要重译呢？您是觉得此前我们翻译的作品不够好？还是觉得您自己独树一帜、开宗立派？”&lt;/p&gt;&lt;p&gt;詹文杰首先梳理了商务印书馆翻译这部著作的百年简史。1920年，吴献书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柏拉图著作在中国的首个完整中译本，也被视作柏拉图对话汉译的开端。吴献书创造性地将&lt;em&gt;The Republic&lt;/em&gt;译为“理想国”（初版书名《柏拉图之理想国》），这一译名后来成为该书最通行的汉语名称。顾青补充了历史背景：“1920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各类思想大规模涌入中国，尽快把西方经典文献推出中文译本，是当时知识界和商务印书馆下大力气干的一件工作。”&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99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272693_6A3JbQ_179032561576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4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吴献书译《理想国》&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1986年，郭斌和、张竹明译本出版，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中文流畅、通俗易懂而影响深远。2024年，商务又推出希汉对照版《理想国（政制）》，由溥林翻译，采用希腊文与中文对照排版，直接追溯原典。多版本重译，是学术积累与语言变迁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不同时代需要符合当代阅读习惯的语言；另一方面，学界对经典本身的认识不断深化，译者有条件依据更优秀的古希腊底本、借鉴多语种版本趋近原意。&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0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315660_RfTX7A_179032564990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10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溥林译《理想国（政制）》&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顾青追问：“在翻译的时候，您有一个理念，叫‘语境优先，兼顾统一’，其实刚才这个希腊语的例子就是‘语境优先’的一个实践。”&lt;/p&gt;&lt;p&gt;詹文杰以希腊文“φυλάσσω”一词的处理为例解释了这一原则：该词在原文中可对应“保管、看管、防御、预防、守护”等多种汉语表达，若强行“一词一译”则中文佶屈聱牙，若分别译出又会遮蔽原文同源关系。经与编辑反复斟酌，他最终选择根据语境灵活处理，同时在万川学术平台上提供术语索引作为补偿。&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e67e23;"&gt;&lt;strong&gt;哲学的事业永远在路上&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谈及自己与柏拉图长达二十年的学术缘分，詹文杰笑称“有点想告别”——从博士阶段研究《智者篇》，到《泰阿泰德篇》《普罗泰戈拉篇》的译介，《理想国》是其最新的译著。他形容柏拉图既是严肃的理论家，又带有诗人的气质：柏拉图的学园以“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著称，其文本却充满修辞、神话与叙事的魅力。在詹文杰看来，柏拉图是一位“诗人哲学家”，也是一位值得长久相伴的导师。&lt;/p&gt;&lt;p&gt;顾青回应道：“詹老师谈论柏拉图的时候就像谈论他的一个家人——有时很理性，有时很快乐。柏拉图已经变成了您生命中、学术中就像家里人一样的这种感觉。我们读经典的时候，特别希望大家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当做一个能够进入你生命内部的文本。”&lt;/p&gt;&lt;p&gt;随后，顾青朗读了詹译本导言的结尾段落：&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7e8c8d;"&gt;愿这本《理想国》能够陪伴读者进入柏拉图的哲学世界，愿苏格拉底的提问能够激发读者自己的思考，愿两千四百年前的对话能够在今天继续展开。因为正义的问题永远不会过时，什么是好生活永远值得追问，哲学的事业永远在路上。&lt;/span&gt;&lt;/p&gt;&lt;p&gt;【互动环节】&lt;/p&gt;&lt;p&gt;现场互动环节，有读者问及新译本对汉语哲学界的可能影响。詹文杰表示，自己的目标很朴素——在准确度与可读性上较旧译有所提高，为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提供切实帮助。“至于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不敢说这样大的话。”他坦言，译本的效果与命运终须交给读者与时间。&lt;/p&gt;&lt;p&gt;针对“中华文化能否在接受西方哲学与科学后更加茂盛”，詹文杰主张平等交流，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西方在译介老子、孙子兵法，中国学者也在向西方取经，文明互学本是常态。顾青补充说，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识字人口与阅读人口，西方经典进入中国后，柏拉图因而拥有了全球最多的读者群；中国也是翻译各国文献最多的国家之一，图书市场与文化建设前景可期。他还以《全唐诗》现存近五万首为例，说明流传之不易：“唐代诗人绝不只是写了这不到五万首，只是今天能找到的才五万多首。”&lt;/p&gt;&lt;p&gt;活动最后，就读者“是否会推出详细导读”的提问，詹文杰回应，撰写覆盖全书的分章导读将是“一本书的规模”，可作为长期任务，并推荐读者参考余纪元等学者的既有导读文献。&lt;/p&gt;&lt;p&gt;互动环节结束后，现场读者拿着新书请詹文杰签名。他不仅签了名，还在书上盖下一枚印章，印文是一句出自《理想国》的希腊格言：χαλεπὰ τὰ καλά（美的事物是艰难的），出自《理想国》435c。这句话既是对读者的祝福，也是一种鼓励：美好的事物从来不易，但正因如此，更值得追问与坚持。&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9月19日，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柏拉图《理想国》新译本新书首发对谈在涵芬楼书店举行。本次活动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理想国》”为主题，新译本译者、中山大学教授詹文杰与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董事顾青展开对谈，围绕《理想国》在世界知识谱系中的地位、正义问题的当代意义、百年汉译简史与新译本的翻译原则等话题进行了交流。&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62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510183_6PDn2b_1790325517484.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93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对谈现场&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span style="color: #e67e23;"&gt;&lt;strong&gt;“不读《理想国》，无以言西方”&lt;/strong&gt;&lt;/span&gt;&lt;/p&gt;&lt;p&gt;活动伊始，顾青表示，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经典阅读，而《理想国》堪称西方文明知识体系中最具奠基性的文本之一。他请詹文杰从“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理想国》”这一核心问题谈起，说明该书在世界的知识谱系中所处的地位。&lt;/p&gt;&lt;p&gt;詹文杰指出，《理想国》首先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为西方”。西方文明既有希腊的哲学源头，也有罗马的法律传统、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并由此生发出近现代的科学、政治制度、教育与艺术体系；而希腊哲学正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柏拉图又在希腊哲学的奠基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要了解西方文明之所以为西方，就不能绕过柏拉图，正如理解中国文化精神，不能不读孔孟老庄。&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713"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002388_yTRWNr_179032554062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19" /&gt;&lt;p class="image_desc"&gt;詹文杰译《理想国》&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顾青做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类比：“它有点相当于要知道中国学问的话，《论语》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经典。《理想国》这个书就相当于孔夫子这个系列中《论语》的这个地位。”他进而引《论语》中“不学诗，无以言”来作比：“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的学术传统来说，是不学柏拉图很难对知识体系有正常的认识——‘不学柏拉图，无以言’的这个概念。”&lt;/p&gt;&lt;p&gt;詹文杰认为这个类比可以成立，但更关键的是《理想国》的“开端性”：“因为它作为古代奠基性、开端性文本，跟后来的很不一样。黑格尔、卢梭、尼采、海德格尔这些人，你在字里行间读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在回应古代提出来的问题。如果你不了解柏拉图、没读过《理想国》，有时就错过了他在回应什么。”&lt;/p&gt;&lt;p&gt;顾青从出版人的角度补充道，商务印书馆在全民阅读中强调经典阅读，正是要回到这些最基本的经典里：“任何新的创造都不可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它一定有传承。你现在要回答这个时代的问题，一定要进入某种知识体系里，进入文明的基因里面，你的创造才有依据。”&lt;/p&gt;&lt;p&gt;詹文杰认为，经典的存续不在于它被供奉于图书馆或博物馆，而在于它仍被阅读、被谈论、被用来激发思想与指导生活。古代的思想基因，依然流淌在现代的教育、人文作品与日常对话之中。牛顿等科学家同样深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古代的诸多思想与科学萌芽，早已作为文化的、思想的、学术的基因被现代社会所继承。因此，《理想国》不是一部死去的古籍，而是一部活着的经典。西方20世纪重要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整个欧洲哲学传统，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lt;/p&gt;&lt;p&gt;&lt;strong&gt;&lt;span style="color: #e67e23;"&gt;对正义的探讨超越时空&lt;/span&gt;&lt;/strong&gt;&lt;/p&gt;&lt;p&gt;针对“孔夫子没坐过飞机、柏拉图不懂计算机，古人为什么还能指导今天”的疑问，詹文杰辨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差异。他承认，自然科学的知识会随时代迭代淘汰，如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但正义、善恶、好生活等伦理与政治问题，并不会因社会结构变迁而丧失意义。&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50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2a54f969-8a91-4bd9-9572-1ca6a9c2a9ed.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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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澎湃讯</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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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理想国</category>
      <category>商务印书馆</category>
      <category>翻书党</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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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世赛直击｜照亮前程的手，改变世界的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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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21:55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2026年9月25日，世界技能大赛各项目激烈竞争中。各国选手们用他们的手，创造出技能之美。&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6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6315294_5TZCrZ_179032632283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9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家具制作”选手张思佳正在刨木。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02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92_SRBwxQ_179032563228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048"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香港“瓷砖贴面”选手戴心怡正在切割瓷砖。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12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30428657_TMBXpT_179033046123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681"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澳门“无人机系统”选手周子濠正在调试无人机。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35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6382132_2xYbWm_179032639404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03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台湾“抹灰与隔墙系统”选手刘宇恩正在测量。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手是任何技能最核心的实施载体。本届大赛的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赛场上，选手的双手完成了裁剪、打磨、美容、调试、涂装、缝制等一道道工序。精度、速度、经验和美都在手中迸发。澎湃新闻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手，它们诉说着选手们日复一日的汗水，也标出了技能成才的路径。&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69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6734026_zCrPzW_179032674606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03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阿联酋“电气装置”选手 Ibrahim Alsaffar 正在安装电器。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72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82_nD4JF5_179032563225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588"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纳米比亚“时装技术”选手 Wilhelmina N M Amadhila 正在缝纫。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1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86_x2ZGWG_179032563227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27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西班牙“烘焙”选手 Èrik Ortega Sisó 正在给面包撒粉。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80_6cxK5P_179032563225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311"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赞比亚“水处理技术”选手 Shereen Anayawa Mayaba 正在调试。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15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78_Rsd6XK_179032563228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74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德国“机电一体化”选手 Markus Lober 正在做机电最后检查。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4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6762188_kkJpiy_179031226604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72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选手郭夏亭正在操作。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60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11142423_mPX3GN_179031226605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90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英国“美容”选手 Neve Dunn 正在做面部按摩。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40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7226856_Kik7AH_179031226604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108"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美国“木工”选手 Tristan Coates 正在锉削‌。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173"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4990168_mPQ13J_179032500952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76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瑞典“砌筑”选手 Elias Tieva Dullbo 正用水泥贴砖。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34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6590251_nb2WsQ_179031226601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01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数控铣”选手李卓平正在检查零件。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60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84_TYh2X7_179032563225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411"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日本“珠宝加工”选手 Risako Tsuchida 正在打磨。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02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11173625_by23BX_179031226605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03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加拿大“园艺”选手 Charlie Veronneau 正在准备处理土壤。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8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7248607_thy5jd_179031226601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78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美发”选手李锌正在剪发。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05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7156683_pMkhTn_179032716739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07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加拿大“糖艺/西点制作”选手 Marianne Masson 的手。因在比赛中割伤了手指，Marianne 被紧急送往医院缝针，她坚持完成了比赛。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2026年9月25日，世界技能大赛各项目激烈竞争中。各国选手们用他们的手，创造出技能之美。&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166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6315294_5TZCrZ_179032632283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249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家具制作”选手张思佳正在刨木。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02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92_SRBwxQ_179032563228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048"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香港“瓷砖贴面”选手戴心怡正在切割瓷砖。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12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30428657_TMBXpT_179033046123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681"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澳门“无人机系统”选手周子濠正在调试无人机。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35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6382132_2xYbWm_179032639404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034"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台湾“抹灰与隔墙系统”选手刘宇恩正在测量。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手是任何技能最核心的实施载体。本届大赛的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赛场上，选手的双手完成了裁剪、打磨、美容、调试、涂装、缝制等一道道工序。精度、速度、经验和美都在手中迸发。澎湃新闻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手，它们诉说着选手们日复一日的汗水，也标出了技能成才的路径。&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69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6734026_zCrPzW_179032674606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03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阿联酋“电气装置”选手 Ibrahim Alsaffar 正在安装电器。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72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82_nD4JF5_1790325632258.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588"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纳米比亚“时装技术”选手 Wilhelmina N M Amadhila 正在缝纫。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1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86_x2ZGWG_179032563227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27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西班牙“烘焙”选手 Èrik Ortega Sisó 正在给面包撒粉。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5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80_6cxK5P_1790325632259.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311"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赞比亚“水处理技术”选手 Shereen Anayawa Mayaba 正在调试。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158"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78_Rsd6XK_179032563228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742"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德国“机电一体化”选手 Markus Lober 正在做机电最后检查。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48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6762188_kkJpiy_179031226604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72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选手郭夏亭正在操作。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60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11142423_mPX3GN_1790312266057.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903"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英国“美容”选手 Neve Dunn 正在做面部按摩。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405"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7226856_Kik7AH_179031226604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108"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美国“木工”选手 Tristan Coates 正在锉削‌。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173"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4990168_mPQ13J_179032500952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76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瑞典“砌筑”选手 Elias Tieva Dullbo 正用水泥贴砖。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34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6590251_nb2WsQ_1790312266011.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01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数控铣”选手李卓平正在检查零件。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602"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5619984_TYh2X7_1790325632250.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411"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日本“珠宝加工”选手 Risako Tsuchida 正在打磨。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402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11173625_by23BX_1790312266056.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6036"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加拿大“园艺”选手 Charlie Veronneau 正在准备处理土壤。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385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07248607_thy5jd_1790312266013.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5785"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美发”选手李锌正在剪发。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 &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051"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1790327156683_pMkhTn_1790327167395.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1024"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3077" /&gt;&lt;p class="image_desc"&gt;2026年9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加拿大“糖艺/西点制作”选手 Marianne Masson 的手。因在比赛中割伤了手指，Marianne 被紧急送往医院缝针，她坚持完成了比赛。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世界技能大赛</category>
      <category>快看</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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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经济日报：告别野蛮生长，AI降速并非坏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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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17:30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lt;u&gt;放缓不等于停滞，收紧也不等于踩刹车。构建与技术能力相匹配的安全边界与治理框架，并不是产业发展的对立面，其真正目的在于让AI从野蛮生长走向可持续发展。&lt;/u&gt;&lt;/p&gt;&lt;p&gt;近期，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接连出现两大标志性事件：OpenAI等海外AI头部企业集体提出放缓前沿大模型迭代节奏，暂时搁置部分扩张计划；我国监管部门收紧具身智能企业IPO审核标准，对行业融资准入提出了更清晰规范的要求。一时间，全球资本市场AI概念股价应声而降，有关“AI产业急刹车”的讨论此起彼伏。有市场人士将此解读为行业红利消退的开始，甚至认为持续数年的AI高增长周期将就此画上句号。&lt;/p&gt;&lt;p&gt;首先必须厘清一个误区：放缓不等于停滞，收紧也不等于踩刹车。尽管技术发展与安全规范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但当AI技术的能力边界已逐步扩张到社会安全红线时，及时为产业补上安全治理短板是必要之举。也就是说，构建与技术能力相匹配的安全边界与治理框架，并不是产业发展的对立面，其真正目的在于让AI从野蛮生长走向可持续发展。&lt;/p&gt;&lt;p&gt;回溯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从70年前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到如今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在一次次重大突破中加速迭代。尤其是近3年来，AI产业发展远超市场预期，前沿大模型在语言理解、科学推理、任务执行等多个维度的能力已快速逼近甚至局部超越人类基准，不少此前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已开始在真实测试环境中落地应用。&lt;/p&gt;&lt;p&gt;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这是科学家们前不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共识。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突破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潜在安全风险也在加速集聚。近期海外爆出的AI智能体自主逃出测试环境、协同篡改操作记录、绕开安全限制执行非预期任务等事件，已经给全行业敲响了警钟。&lt;/p&gt;&lt;p&gt;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头部企业主动减速、监管部门收紧资本市场准入规则，本质上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一段时间以来，全球AI产业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比拼迭代速度，试图用最快速度抢占行业发展先机，这种做法在很多行业并不鲜见，客观上也确实能够在产业萌芽期起到快速推进作用，但无上限的狂奔必然会带来很多隐患。比如，前沿模型能力可能已经超出了技术管控范围，而资本市场AI题材过热，在商业模式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投资泡沫等。&lt;/p&gt;&lt;p&gt;发展人工智能的最终目的，是让其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这意味着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正变得愈发重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lt;/p&gt;&lt;p&gt;当行业不再单纯比拼谁的模型参数更大、迭代更快，反而有助于帮助企业把有限的资源投向服务创新、场景应用等领域，避免AI概念炒作给投资者带来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行业“内卷”与低水平重复建设。而这些，恰恰是支撑AI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坚实底座。&lt;/p&gt;&lt;p&gt;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去发展甚至畏惧创新。从产业发展规律看，搭建起与人工智能能力相匹配的安全框架，本身就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年7月，由中方牵头发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可谓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应时而生向国际社会传递出明确信号：只有在创新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在审慎与进取中协同前行，人工智能发展才不会迷失方向；只有坚持以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发展，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lt;u&gt;放缓不等于停滞，收紧也不等于踩刹车。构建与技术能力相匹配的安全边界与治理框架，并不是产业发展的对立面，其真正目的在于让AI从野蛮生长走向可持续发展。&lt;/u&gt;&lt;/p&gt;&lt;p&gt;近期，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接连出现两大标志性事件：OpenAI等海外AI头部企业集体提出放缓前沿大模型迭代节奏，暂时搁置部分扩张计划；我国监管部门收紧具身智能企业IPO审核标准，对行业融资准入提出了更清晰规范的要求。一时间，全球资本市场AI概念股价应声而降，有关“AI产业急刹车”的讨论此起彼伏。有市场人士将此解读为行业红利消退的开始，甚至认为持续数年的AI高增长周期将就此画上句号。&lt;/p&gt;&lt;p&gt;首先必须厘清一个误区：放缓不等于停滞，收紧也不等于踩刹车。尽管技术发展与安全规范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但当AI技术的能力边界已逐步扩张到社会安全红线时，及时为产业补上安全治理短板是必要之举。也就是说，构建与技术能力相匹配的安全边界与治理框架，并不是产业发展的对立面，其真正目的在于让AI从野蛮生长走向可持续发展。&lt;/p&gt;&lt;p&gt;回溯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从70年前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到如今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在一次次重大突破中加速迭代。尤其是近3年来，AI产业发展远超市场预期，前沿大模型在语言理解、科学推理、任务执行等多个维度的能力已快速逼近甚至局部超越人类基准，不少此前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已开始在真实测试环境中落地应用。&lt;/p&gt;&lt;p&gt;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这是科学家们前不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共识。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突破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潜在安全风险也在加速集聚。近期海外爆出的AI智能体自主逃出测试环境、协同篡改操作记录、绕开安全限制执行非预期任务等事件，已经给全行业敲响了警钟。&lt;/p&gt;&lt;p&gt;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头部企业主动减速、监管部门收紧资本市场准入规则，本质上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一段时间以来，全球AI产业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比拼迭代速度，试图用最快速度抢占行业发展先机，这种做法在很多行业并不鲜见，客观上也确实能够在产业萌芽期起到快速推进作用，但无上限的狂奔必然会带来很多隐患。比如，前沿模型能力可能已经超出了技术管控范围，而资本市场AI题材过热，在商业模式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投资泡沫等。&lt;/p&gt;&lt;p&gt;发展人工智能的最终目的，是让其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这意味着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正变得愈发重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lt;/p&gt;&lt;p&gt;当行业不再单纯比拼谁的模型参数更大、迭代更快，反而有助于帮助企业把有限的资源投向服务创新、场景应用等领域，避免AI概念炒作给投资者带来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行业“内卷”与低水平重复建设。而这些，恰恰是支撑AI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坚实底座。&lt;/p&gt;&lt;p&gt;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去发展甚至畏惧创新。从产业发展规律看，搭建起与人工智能能力相匹配的安全框架，本身就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年7月，由中方牵头发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可谓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应时而生向国际社会传递出明确信号：只有在创新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在审慎与进取中协同前行，人工智能发展才不会迷失方向；只有坚持以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发展，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顾阳/经济日报</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AI降速</category>
      <category>舆论场</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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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title>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稳定的经贸关系为美中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52936</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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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3:01:50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美中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不仅有助于巩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势头，也向工商界释放出积极信号。”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lt;/p&gt;&lt;p&gt;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两国关系新定位，明确两国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携手努力，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谭森表示，元首外交对保持双边关系稳定具有战略引领作用。美中元首北京会晤明确了双方推动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向前发展的共同意愿。无论是面对面会晤，还是通话、互致信函，两国领导人保持沟通都有助于增进了解、稳定预期。“美中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双方保持沟通、维护关系稳定十分重要。”他表示，工商界期待此次元首会晤进一步巩固双方稳定发展双边关系的共识。&lt;/p&gt;&lt;p&gt;稳定的双边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重要支撑。谭森表示，美国企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一些关于“美国企业不愿再同中国做生意”“美国企业正在普遍撤离中国”的说法，都不符合事实。今年7月底，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特区，同美国工商界开展交流，美国企业积极参与。美国工商界人士期待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美国企业仍然十分看重中国市场，也希望继续同中国企业开展合作。”谭森说。&lt;/p&gt;&lt;p&gt;在谭森看来，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市场规模。“中国在技术创新、产业体系和供应链领域形成的优势，不只服务于中国市场。”谭森说，美国企业通过参与中国市场竞争、加强同中国伙伴合作，可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这不仅有助于美国企业增强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也有助于提升其全球竞争力”。&lt;/p&gt;&lt;p&gt;经贸合作应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谭森表示，美中两国经济体量大、市场规模大，企业之间长期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稳定的经贸关系为美中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谭森说，良性的贸易往来能让两国都实现更好发展，富有成效的双向投资也会让双方受益。他表示，美中经贸合作的意义已经超越双边范畴。两国加强贸易投资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经济增长，也有助于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有利的环境。&lt;/p&gt;&lt;p&gt;“美中两国元首保持沟通、双方继续拓展商业合作，符合两国工商界的共同期待。”谭森表示，“我们期待此次会晤进一步稳定双边关系，为美中两国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创造条件。”&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美中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不仅有助于巩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势头，也向工商界释放出积极信号。”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lt;/p&gt;&lt;p&gt;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两国关系新定位，明确两国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携手努力，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谭森表示，元首外交对保持双边关系稳定具有战略引领作用。美中元首北京会晤明确了双方推动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向前发展的共同意愿。无论是面对面会晤，还是通话、互致信函，两国领导人保持沟通都有助于增进了解、稳定预期。“美中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双方保持沟通、维护关系稳定十分重要。”他表示，工商界期待此次元首会晤进一步巩固双方稳定发展双边关系的共识。&lt;/p&gt;&lt;p&gt;稳定的双边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重要支撑。谭森表示，美国企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一些关于“美国企业不愿再同中国做生意”“美国企业正在普遍撤离中国”的说法，都不符合事实。今年7月底，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特区，同美国工商界开展交流，美国企业积极参与。美国工商界人士期待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美国企业仍然十分看重中国市场，也希望继续同中国企业开展合作。”谭森说。&lt;/p&gt;&lt;p&gt;在谭森看来，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市场规模。“中国在技术创新、产业体系和供应链领域形成的优势，不只服务于中国市场。”谭森说，美国企业通过参与中国市场竞争、加强同中国伙伴合作，可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这不仅有助于美国企业增强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也有助于提升其全球竞争力”。&lt;/p&gt;&lt;p&gt;经贸合作应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谭森表示，美中两国经济体量大、市场规模大，企业之间长期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稳定的经贸关系为美中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谭森说，良性的贸易往来能让两国都实现更好发展，富有成效的双向投资也会让双方受益。他表示，美中经贸合作的意义已经超越双边范畴。两国加强贸易投资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经济增长，也有助于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有利的环境。&lt;/p&gt;&lt;p&gt;“美中两国元首保持沟通、双方继续拓展商业合作，符合两国工商界的共同期待。”谭森表示，“我们期待此次会晤进一步稳定双边关系，为美中两国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创造条件。”&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李志伟/人民日报</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中美关系</category>
      <category>大国外交</category>
    </item>
    <item>
      <title>人民日报钟声：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52935</link>
      <guid isPermaLink="true">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52935</guid>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2:51:00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lt;u&gt;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lt;/u&gt;&lt;/p&gt;&lt;p&gt;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一次传承友谊之旅、拓展合作之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之旅。两国元首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向世界释放了确定性信号”，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更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了希望。&lt;/p&gt;&lt;p&gt;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两国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长期交往、彼此尊重，成为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过去一年多来，两国元首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明确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这一重要论述，为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明确了路径，也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lt;/p&gt;&lt;p&gt;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这再次印证，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方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从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lt;/p&gt;&lt;p&gt;明确原则底线，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lt;/p&gt;&lt;p&gt;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在人工智能领域，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特朗普总统表示，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lt;/p&gt;&lt;p&gt;会谈中，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中美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lt;/p&gt;&lt;p&gt;今年是中美各自发展的关键之年，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lt;u&gt;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lt;/u&gt;&lt;/p&gt;&lt;p&gt;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一次传承友谊之旅、拓展合作之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之旅。两国元首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向世界释放了确定性信号”，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更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了希望。&lt;/p&gt;&lt;p&gt;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两国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长期交往、彼此尊重，成为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过去一年多来，两国元首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明确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这一重要论述，为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明确了路径，也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lt;/p&gt;&lt;p&gt;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这再次印证，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方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从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lt;/p&gt;&lt;p&gt;明确原则底线，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lt;/p&gt;&lt;p&gt;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在人工智能领域，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特朗普总统表示，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lt;/p&gt;&lt;p&gt;会谈中，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中美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lt;/p&gt;&lt;p&gt;今年是中美各自发展的关键之年，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人民日报</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中美关系</category>
      <category>习近平访美</category>
      <category>舆论场</category>
    </item>
    <item>
      <title>言短意长｜被网暴的符文迪、韩雅平，把“恶意”甩在了身后</title>
      <link>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50971</link>
      <guid isPermaLink="true">https://m.thepaper.cn/detail/34150971</guid>
      <pubDate>Fri, 25 Sep 2026 22:38:22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p&gt;曾因高考誓师大会上热血演讲遭网暴的符文迪，有了新消息。符文迪9月24日在社交平台晒出的截图显示，她成功保研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lt;/p&gt;&lt;p&gt;2023年2月，湖南桑植一中举行高考百日誓师大会，符文迪作为高三学生代表发表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讲，“凌晨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不过，相关视频上网后，引来了大量对她讽刺挖苦的评论，有的人嘲笑她的表情，还有的上升到了对她精神、人格层面的攻击。压力之下，符文迪最终以645分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开启了大学生活的她，并没有因为曾经的网暴而排斥互联网，也没有因此而排斥媒介。相反，她选择了新闻专业。随后通过沉心学习、持续努力，交出了这份最新答卷。&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74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4b7999cc-cd88-4444-9b85-bca534f8a09f.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符文迪&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面对网暴，符文迪没有停下来解释，没有把网暴当成接下来人生叙事的主轴，更没有让它定义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这正是“不沉沦”最真实的模样：不是咬牙切齿的对抗，不是悲情叙事的自我消费，是把那些恶意甩在身后，继续走自己本来就要走的路。&lt;/p&gt;&lt;p&gt;这也让人想到今年报考清华的被网暴河南农家女孩韩雅平。当她基本敲定报考清华大学“卓医班”时，却遭到一些网友的质疑和嘲讽：“吃了没手机的亏，学医去了”““还不如学理工科”“绝对会后悔”。她劝诫同龄人“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的言论也引发指责，一句“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的留言获得几十万赞。&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10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c0c0d68c-31f6-4cb6-be74-c0f3d42ff83d.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韩雅平&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她们的答案是一样的：不理会，继续向前走。今年8月，韩雅平已赴清华报到，开始了自己的清华园生活，之后还在大学宿舍平静地与河南郏县母校学弟学妹交流，分享自己的感悟和体会。&lt;/p&gt;&lt;p&gt;这并不是某种“逆袭”的叙事，被网暴者不需要用后续的成功来证明网暴者的错误。符文迪将继续在新闻学院里钻研，韩雅平也开始了她漫长的医学训练，她们做的不是证明，而是生长。那些嘲讽的评论还在各个角落挂着，几十万点赞也不会消失。但遭遇网暴的人，并未就此沉沦。她们，没有停留在“评论区”。&lt;/p&gt;&lt;p&gt;出发，到新的天地中去。&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12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1/512d0cc9-91eb-42b5-83d9-85ece1649804.pn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82" /&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p&gt;曾因高考誓师大会上热血演讲遭网暴的符文迪，有了新消息。符文迪9月24日在社交平台晒出的截图显示，她成功保研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lt;/p&gt;&lt;p&gt;2023年2月，湖南桑植一中举行高考百日誓师大会，符文迪作为高三学生代表发表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讲，“凌晨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不过，相关视频上网后，引来了大量对她讽刺挖苦的评论，有的人嘲笑她的表情，还有的上升到了对她精神、人格层面的攻击。压力之下，符文迪最终以645分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开启了大学生活的她，并没有因为曾经的网暴而排斥互联网，也没有因此而排斥媒介。相反，她选择了新闻专业。随后通过沉心学习、持续努力，交出了这份最新答卷。&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74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4b7999cc-cd88-4444-9b85-bca534f8a09f.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48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符文迪&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面对网暴，符文迪没有停下来解释，没有把网暴当成接下来人生叙事的主轴，更没有让它定义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这正是“不沉沦”最真实的模样：不是咬牙切齿的对抗，不是悲情叙事的自我消费，是把那些恶意甩在身后，继续走自己本来就要走的路。&lt;/p&gt;&lt;p&gt;这也让人想到今年报考清华的被网暴河南农家女孩韩雅平。当她基本敲定报考清华大学“卓医班”时，却遭到一些网友的质疑和嘲讽：“吃了没手机的亏，学医去了”““还不如学理工科”“绝对会后悔”。她劝诫同龄人“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的言论也引发指责，一句“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的留言获得几十万赞。&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1034"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5/c0c0d68c-31f6-4cb6-be74-c0f3d42ff83d.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韩雅平&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她们的答案是一样的：不理会，继续向前走。今年8月，韩雅平已赴清华报到，开始了自己的清华园生活，之后还在大学宿舍平静地与河南郏县母校学弟学妹交流，分享自己的感悟和体会。&lt;/p&gt;&lt;p&gt;这并不是某种“逆袭”的叙事，被网暴者不需要用后续的成功来证明网暴者的错误。符文迪将继续在新闻学院里钻研，韩雅平也开始了她漫长的医学训练，她们做的不是证明，而是生长。那些嘲讽的评论还在各个角落挂着，几十万点赞也不会消失。但遭遇网暴的人，并未就此沉沦。她们，没有停留在“评论区”。&lt;/p&gt;&lt;p&gt;出发，到新的天地中去。&lt;/p&gt;&lt;img alt="" class="img_default" height="212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1/512d0cc9-91eb-42b5-83d9-85ece1649804.pn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982" /&gt;</content:encoded>
      <author>钟煜豪</author>
      <source url="http://rsshub.yuzhen.pub/thepaper/featured">澎湃新闻</source>
      <category>言短意长</category>
      <category>网暴</category>
      <category>出发</category>
      <category>中国政库</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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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详讯丨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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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26 16:53:04 GMT</pubDate>
      <description>&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4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0eac71ad-fd18-44cc-837d-55e28266aa25.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lt;/p&gt;&lt;p&gt;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lt;/p&gt;&lt;p&gt;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4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7dd4ff89-5c39-4e6c-9567-f31c00a88dae.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这是两国元首夫妇合影。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54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2d4547a4-e4ca-4f12-a665-5b724ce980f5.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娅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娅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54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e7fb5bdc-6092-4311-9620-cc233327ed6c.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娅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lt;/p&gt;</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4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0eac71ad-fd18-44cc-837d-55e28266aa25.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lt;/p&gt;&lt;p&gt;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lt;/p&gt;&lt;p&gt;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480"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7dd4ff89-5c39-4e6c-9567-f31c00a88dae.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这是两国元首夫妇合影。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54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2d4547a4-e4ca-4f12-a665-5b724ce980f5.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娅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娅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lt;/p&gt;&lt;img alt=""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height="546" src="https://imgpai.thepaper.cn/newpai/image/20260926/e7fb5bdc-6092-4311-9620-cc233327ed6c.jpg" style="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720" /&gt;&lt;p class="image_desc"&gt;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娅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lt;p&gt;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lt;/p&gt;</content:encoded>
      <author>新华社</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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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要闻</category>
      <category>大国外交</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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