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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里老戏骨的对手戏，做对了什么？

白肉 — Sun, 20 Sep 2026 23:59:29 GMT

《交锋》开播即爆，中后段却出现一种有代表性的反馈：主线博弈张力弱了。问题不在演员，在主线人物节奏被切碎。

要理解这个问题，得回到谍战剧对手戏的基本机制——每句台词都有第二层意思，每个动作同时做两件事：交流，和隐藏交流。观众看的不是谁赢了，而是一个怎么藏，另一个怎么察觉。张力从这里长出来。

电视剧《交锋》海报

核心可拆成两个字：给和读。传递是主动的，读取是被动的。给的人每一帧都在放“信息”，读的人才有东西可读。给和读之间的咬合，才是对手戏真正的张力来源。举个简单例子。开局机舱戏，王凯饰演的马憩借索要报纸顺势试探，演出完整起承转合：借报纸时从探究到婉转，拿到后真诚感谢。祖峰饰演的朱应甲回应：转过脸时嘴角还维持上扬弧度，但眼神已经沉下来了。

马憩在读那个“维持”——笑容还在，但眼神不在了。朱应甲也在读马憩：为什么这时借报纸？感谢是真松弛，还是松给你看？观众在旁边手心攥汗读他们俩。马憩捕捉到眼神变化，脸上却没有任何反应。那个“看到了但不能反应”的瞬间，就是读取发生的地方。

祖峰饰演的朱应甲

王凯饰演的马憩

这个逻辑不只在马憩和朱应甲之间。高捷饰演的郑桂平和朱应甲也在互相给、互相读。

两位老戏骨的对手戏一直很好看。最好看的一场戏在车里。

高捷与祖峰的车上对手戏

朱应甲听到电视里李某说导弹是“空包弹”，赶去找郑桂平，说这会暴露大陆潜伏人员。郑桂平不接话，拿出一包点心递给他，让他放宽心。朱应甲继续争辩：“都是自己人，都是在你我面前宣过誓的，我把他们派到大陆去，置他们于水火，我怎么交代。”郑桂平只说：“别把自己人说得多伟大，有人骗经费，有人交过期情报，今年和去年连标点都不改。”

那包点心就是“给”。郑桂平给的是一个态度：这件事不值得你紧张。朱应甲读到“不重视”，他没有反应成“被说服”——他继续愁，继续试探。郑桂平也在读朱应甲：你是真担心一线，还是担心自己布置的局出事？

真正读取在后面。朱应甲被数落完，怨气咽回去，路上给妻子打电话改指令。前面让全抛，这会儿让全抄底，家里有多少钱买多少，股价越烂越买。他不是不管下属死活，是管不了。既然管不了，那就先管钱。这场戏的“读”是双层的：朱应甲读郑桂平态度，郑桂平读朱应甲焦虑。但真正信息不在郑桂平态度里，在朱应甲转手改指令那个动作里。

李某在电视上稳定民心，郑某在车里收割下属的心，朱某在电话里收割股市。公开政治要效果，机构逻辑要产出，个人生存要退路——三层各算各的账，共用的是同一条底线：离前线越近的人，越先被牺牲；离话筒越近的人，越先被保护。给出去的是一包点心，藏起来的是一次抄底。这场戏把张力拉到满级。

内地线的“给和读”是另一种演法。董勇饰演的吴声来和成泰燊饰演的魏广进，是搭档多年的老战友。吴越饰演的蒋在珍牺牲后，魏广进汇报说内鬼就在身边。吴声来问：“是他吗？”魏广进摇头。吴声来等了一拍，追问：“摇头是什么意思？是不好说，还是不能说？”那个停顿就是读取发生的地方。后来行动收网前，魏广进请示：“人呢，抓不抓？”吴声来只回一个字：“收。”没有解释，没有部署，魏广进转身就走。前面读得越细，这里给得越干脆。

《交锋》在表演层面值得关注的探索，是它把读取对象也打开了。传统谍战剧的读取对象是人。林看山不同：探查驻军调动，不靠窃听或技术入侵，而是打探小卖部外地香烟走货数量，冒充卫生部门致电医院询问祛湿药和防暑药销量变化。这些数据交叉比对，就能推断部队调防情况。剧中一句话点得透：人会撒谎，但生活细节不会。情报载体从“密码”变成“市井符号”，散落在明处，不需要窃取，只需要阅读。

林看山（欧豪饰）打探小卖部外地香烟走货数量。

表演含义也跟着变：演员任务从“演一个在偷东西的人”，变成“演一个在过日子的人，但他的日子在替他执行任务”。王凯演的马憩，泡面头、胡茬、旧夹克，蹲在码头吃鱼丸，审讯室里不拍桌，笔录推半寸，问话像闲聊。这些动作的质感不是“我在执行任务”，是“我在过日子”。祖峰演的朱应甲也是：种菜、浇花、叠报纸，每个动作都是“正常人”的动作。但给郑桂平滴眼药水那场戏，朱应甲低眉顺眼地滴，郑桂平一边让他滴，一边语气平静地讲情报工作有轻重缓急。他演的不是“伪装”，是“两种真实之间的无缝切换”。

朱应甲给郑桂平滴眼药水

《交锋》的出发点很高级，读取对象从“一张脸”扩展到了“一整座城市的日常肌理”。

那后半段为什么讨论声量转向了？不是老戏骨活儿不在了。最直接的问题，是主线人物节奏被切碎。马憩和朱应甲本来可以在一整条线上慢慢给、慢慢读，但中后段这条线被压到每集几分钟。“给/读”需要连续对手戏来累积，碎片里演得再好，也攒不出张力。

回到标题：老戏骨在对手戏里做对了什么？他们在做一件事：给对手一个可以读的东西。李凤歌教新人锦兰“宁可说不知道，也绝不编瞎话”，目的是让她给对手一个可以读的真东西。朱应甲选那个“傻实在”的林看山，也是因为他身上的真东西最多、最不容易被读穿。王凯和祖峰在机舱里给对方的都是可以读的真东西。董勇演的吴声来给得更深，一个字“收”，魏广进读到的是一份信任。

而观众在读什么？读他们“给”和“读”之间的那道缝。

什么叫“漏”？就是没打算给，但它自己出来了。像水龙头没拧紧。没想放水，可它一直在滴。滴答，滴答，声音不大，但屋里的人都听得见。

谍战剧的对手戏，看的就是这个。

给的人不一定想漏，但人会漏。读的人不一定点破，但他得接住。观众比戏里人多知道一层：你听见的是台词，看见的是漏。机舱里，祖峰嘴上客气，眼神却沉下来，这是漏。王凯读到了，脸上不能有反应，这也是漏——他漏的是“我看见了，但我得装没看见”。车里，朱应甲嘴上说“我怎么交代”，转头却打电话让家里全抄底。嘴上全是担心，心里全是生意。这也是漏。他漏的不是秘密，是真实优先级。吴声来那句“收”，几乎不漏。魏广进读的不是破绽，是信任。这也是一种漏——漏的不是心虚，是托底。

所以“给”和“读”之间那道缝，能让观众颅内高潮的就是漏。漏太少，没戏可读；漏太多，底牌早翻。老戏骨厉害的地方，不是不漏，是控制漏的剂量，刚刚好。

吴越饰演蒋在珍

《交锋》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回答了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老戏骨在对手戏里做对了什么，以及当主线人物节奏被切碎之后，会发生什么。老戏骨的表演提供了足够支点，叙事未能持续供给“读取”素材。这既是《交锋》后段争议的关键，也是同类国安题材创作可资借鉴之处。

为了共同繁荣的梦想——习近平主席引领全球发展倡议造福世界

Sun, 20 Sep 2026 23:57:18 GMT

为了共同繁荣的梦想——习近平主席引领全球发展倡议造福世界

大方之谈丨对话郁金泰：一个医生想用“大数据”跑赢阿尔茨海默病

澎湃新闻记者卢雁隋肖峰何锴编辑吴佳颖调色江勇海报王璐瑶 — Sun, 20 Sep 2026 23:55:27 GMT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大方之谈》第二十二期对话复旦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华山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郁金泰。人为什么会忘记？如果有一天忘记了爱的人，我还是我吗？从预防、照护到科学探索，谈如何面对遗忘与未知。

新书经眼｜外婆的硬菜与苦茶

方晓燕 — Sun, 20 Sep 2026 23:48:55 GMT

《外婆的苦茶》，陈晓雯著，海豚出版社

2017年8月25日，母亲当年同窗婉香姨来电，说外婆生前有重要的嘱托务必请她传达，这个电话揭开了作者未曾逆料的身世之谜。

外婆以一百零六岁高龄安然离世，关于作者的亲生父亲是谁这个秘密，她和母亲隐藏了五十八年，作者说，相对于她们两代人所经历的时代惊涛，身世之谜或只如外婆茶杯里的一点涟漪，而她沿着这一点涟漪的波纹追下去，揭开了身世，也试图遥遥地打开外婆和母亲的心扉，打开家族的秘密，她用了八年的时间，一步步挖掘出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的生平轨迹。

外婆的这杯苦茶里，藏着三代女性的坚韧和一个家族在时代洪流中浮沉的故事。而尤其令人唏嘘的是三代女性、两对母女之间被作者称为“相爱相杀”的关系，“母亲当年被迫斩断情缘，不得不仓促寻觅一人，以解腹中孩子无父的燃眉之急。虽然母亲后来渐渐被父亲日复一日的真情打动，愿与他共度余生，母亲为了隐瞒我的身世真相，当年乃至一生所经历的苦楚，她都无法亲口向我诉说。但我仍能深切地感同身受。母亲终其一生未曾原谅外婆，或许是将一生无处倾诉的委屈尽数倾泻在外婆身上。我想外婆心中同样满是酸涩。记忆中，她嘴上总絮絮叨叨地埋怨，心里却深爱着自己的女儿。”而“我与母亲关系”的矛盾爆发同样是因为母亲对“婚恋横加干涉与操控。我们母女皆怀文艺情怀，却未能从文艺作品中参透何为理想的母女相处之道。我逐渐领悟，中国家庭里的母女关系，母慈女孝并非主旋律，‘相爱相杀’才是常态。自幼目睹母亲与外婆的爱恨纠缠，我常被迫站队，不得不用善意的谎言抚平她们的情绪波澜。当我自己成为母亲针锋相对的对象时，转而与外婆结成同盟，这无异于在她灼热的情绪上再添猛火。我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始终是一场暗流汹涌的无声较量。”

《被美食治愈一万次》，张银生、张鹏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本书是在“一食谈”非虚构写作平台首发的美食非虚构散文结集，四十篇创作被分为“时光深处”“餐饭之间”“街巷烟火”“苦辣辛酸”“生活微甜”五个篇章，编者说，“食物是时间的门”，“从一开始，我们谈的就不只是美食，而是生活，是生活里的人，以及不同的人在生活里品出的滋味”。

在文集的第一篇《外婆的硬菜，能挡子弹》中，毛尖老师写道：“（十八鲜）这个听上去能进入满汉全席的名字，其实是70年代的一个纪念碑。猪肉自由都没实现的70年代，家家户户的目标都差不多，吃饱穿暖。一个主妇如果有点追求，也无非在有限的食品供应里做点花样。……在老母鸡的汤底上，加上甬江里钓的各种鱼杂，弄堂20岁上下男生组，一起捉了泥鳅，捉了青蛙，还有人搞来了滩涂上的小螃蟹。保吉弄10岁年龄组的我们，集体去铁路边的一个野池塘，捞了满满一网兜的螺蛳。我阿姨在蔬菜公司工作，应该是动用了一点关系，搞了很多肉皮，从保吉弄1号到18号的主妇都出动了，以肉皮冻为核心，做了一脸盆的肉丸、鱼丸。弄堂里的年轻姑娘们负责清洗，我们家的井水，用我外婆的话说，整整下去了一米。……十八鲜在我们家开的锅，因为我们家是多人口家庭，有可以煮猪头的超级大灶。母鸡汤里加入各种丸子、卤蛋、卤脚爪、小鱼小虾，各类豆腐、萝卜、竹笋，开锅的那一刻，成为我们保吉弄最魂飞魄散的瞬间。我们呆呆地看着争先恐后浮上人间的各种丸子、各种鱼杂，理解了不虚此生的终极意义。不知道谁说了句，慈禧太后都不可能吃过这么香的菜，大家才回过神，每家派一个代表盛走一大碗，然后集体开饭。那天，飘散在弄堂里的激情，在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岁月里，都无法被复刻，但又终生渴望重返。”

论保罗·策兰：作为我们时代语言的抒情诗

[德]奥托·珀格勒/文钟皓楠/译 — Sun, 20 Sep 2026 23:48:55 GMT

导论

政治与艺术，尤其是与诗歌的关系始终难以讲述。那位罗马皇帝与那位诗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诺瓦利斯想要通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婚姻预言国家的统一，国王更是清醒地对此表现出愤怒。“诗人”可以向统治者指出起到作用的强权，还是相反，不得不服从于强权的命令？我们在二十世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鲜明记忆，有关国家如何试图钳制和操纵艺术与诗歌。俄国革命首先伴随着新文学与新艺术的到来，但这种自由很快就被残暴地扼杀。纳粹主义导致重要诗人与艺术家流亡，最终甚至演变为新的“圣像破坏运动”。民主德国直接将工人之子莱纳·昆策训练成诗人，昆策在早期的确以惊人的诗篇对他的国家进行了赞颂。但抒情诗要求自发的言说。当这种言说出现，国家就又只剩下一个办法，将它的诗人驱逐出境。古老的历史再次重演。

民主党派建立起了分权制度，政治与艺术也得以分离，这样一来，我们就给艺术留下了自己的空间。但如果艺术完全不介入公共事务，那么它是否会变得过于温和？从国家代表的方面出发，他们至少需要在节日和纪念日提醒人们想起那种以政治为前提、却无法由政治建立的共同精神实质。例如，在所谓的“水晶之夜”五十周年纪念日，在独裁期间艰难生存十二年的犹太裔演员伊达·艾荷在德国联邦议院朗诵了策兰的《死亡赋格》，这位演员在不久后去世。在诗人话语的衬托之下，联邦议院主席菲利普·延宁格平素无可指摘的发言也显得缺乏真情实感，最终成为导致他下台（人们正在计划这样做）的一个因素。难道诗歌不依然是政治话语的尺度，至少在强调反思的时刻，诗歌也是一种纠正？

保罗·策兰

保罗·策兰本人从罗马尼亚的劳役营中幸存下来，而他的父母在被占领的乌克兰被杀。有一次，他告诉我，《死亡赋格》这首诗是在有关强制劳动营与灭绝屠杀营最早的确切报告出现时写下的。诗中可以听到受难者被赶往死亡的声音。“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这行诗成为了一句口号。但很快就有人质疑：这首诗是不是在将恐怖的事件审美化。与他们相反，阿多诺改变了自己的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诗歌无法存在”，认为“诗歌必须从奥斯维辛出发”。如果我们的抒情诗不触碰这些伤及根本的经验，那么它还能有什么意义？策兰本人禁止这首最为著名的诗歌再版，因为它被教科书滥用，成为了学校课堂的讲解对象。这首诗不应成为免除对过去具体责任的“不在场证明”。但在策兰去世后，这首诗被多次谱曲，甚至被一个犹太裔德国舞蹈团排演成舞蹈。在德国，人们至今仍习惯把“大屠杀”（Holokaust）里的“k”写成“c”，仿佛这个词不得不始终作为来自美国的外来词，无法彻底进入德语。在制造纪念碑的领域，德国人的确是专家，甚至盼望出口这种纪念活动。但大屠杀的纪念碑与策兰的《死亡赋格》始终是一个问题：这种“美学化”与“博物馆化”的解决方案反而中和了苦难。策兰本人从未否认或者撤回《死亡赋格》。他真正的问题是：人如何才能怀着不加掩饰的记忆生活下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他于1944年至1945年间写下这首诗后，他又写作了二十五年。

为了引发思考，策兰持续不断地在德国各个城市朗诵自己的诗作。对铁路旅行者而言，科隆是通往德国北部与西部的门户。但他的诗作《科隆，宫殿街》的具体写作时间还无法确定，其中提到无形的大教堂、无声的河流还有“深入人心的钟”。策兰曾说，他使用《科隆，宫殿街》这个题目（而不是通常的会面点莱夏尔特咖啡馆），是因为这能使人联想到“维也纳，宫殿街”。策兰的家乡位于布科维纳，那里曾经是奥匈帝国的领地，对那里的居民而言，维也纳就是梦寐以求的目标。而“宫殿街”的地名也能使人想起巴本贝格家族曾经在此赞助吟游诗歌，使瓦尔特·冯·德·福格魏德等人有机会登台朗诵。许多犹太移民途经维也纳，在科隆或杜塞尔多夫找到新归宿。因此在1964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将大型艺术奖授予保罗·策兰，这个举动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个奖项多次授予重要画家和诗人，这主要归功于长期以来担任德国文化部长的保罗·米卡特，他后来被选为德意志学院的院长）。但当策兰在杜塞尔多夫领奖时，他的熟人大吃一惊。他因患病憔悴不堪，被受迫害妄想折磨着：荒谬的抄袭指控一度加剧了这种状况。卢梭早已清楚，文学家与艺术家往往会向我们呈现出失控竞争的恐怖之处。如今我们大致可以断言，这是一种与先天条件有关的精神分裂症，伴随着抑郁症的交替发作，反复给他带来新的折磨。1967年，策兰再次离开精神病院，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庭，因为他在发作期有伤人的风险。在一次心理治疗后（由著名的苏黎世精神病学家费尔登克赖斯进行诊治），策兰一度自以为已经痊愈。例如，他在1969年至1970年前往耶路撒冷、波恩和弗莱堡等地旅行。他也制定了许多新计划（例如他想参观乌佩塔尔和波鸿，因为他妻子的版画作品早已在那里展出——在1958年与1967年）。但患病的策兰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他无法长期服药，因为药物会扼杀他的诗歌创作。最终病魔追上了他：1970年5月1日，人们在塞纳河中打捞起他的遗体。

1967年12月15日，保罗·策兰前往德国西部及柏林旅行，以一种类似遗嘱的方式请求他的好友、日耳曼文学学者贝达·阿勒曼将他的诗作与译作汇编出版。在他去世后，这项任务变得尤为紧迫。德意志研究基金会很快就为编辑这位刚刚离世的诗人的全集提供了资助，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特例。但最初的尝试并没有达成目标。在州长兼德意志学院管理人约翰内斯·劳的友善帮助下，人们重新开始。策兰研究中心在波恩建立。德意志学院成立了一个策兰委员会来推动工作。瓦尔特·辛克在德意志学院的讲座《作为诗人之镜的诗歌》中指出，策兰实际上在德语战后抒情诗中扮演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也对策兰作品做了许多编辑工作。当然，波恩方面的努力特别值得一提。他们遵循汉斯·策勒在编辑康拉德·斐迪南·迈耶全集时开发的方式，企图从文本生成学的角度将诗歌写作呈现为一个包含多个草稿阶段的过程。我们也许会问，这种强调文本生成的思路是否更适合保罗·瓦莱里这样的作者，却不是那么符合策兰的意图。但无论如何，在这些具体的编辑计划之外，还有一项任务，也就是完整地呈现策兰流传下来的文本，不做任何主观层面的筛选，因为筛选总是充满争议。这一系列诗集是否能够证明抒情诗将我们时代的深层经验转化为语言的结果？我们在这之前就可以确定一点，在这些诗集中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在演说，一种排斥了任何学院化与追随者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我们与我们时代的对话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正是我们在这里通过对若干诗作的讨论要探究的问题。

《策兰诗全集（全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 99读书人，2026年6月出版

切诺维茨与布加勒斯特的开端

1951年，维也纳的杂志《词与真》发表了一首小诗，诗歌的作者尚还默默无闻。他于1920年出生在切诺维茨。但此时他已不再使用自己的德语化犹太本名“安切尔”（Antschel），而是通过罗马尼亚形式的字母重组，创造出“保罗·策兰”（Paul Celan）这个名字。他曾向我解释，作为抒情诗人，叫“安切尔”就像叫“秃头”一样不可能得到认可。那首无题诗是这样的：

世界已不再知晓

时间如何分岔，

夏天拉琴的地方，

一片海洋冻结。

遗忘知晓

心出自什么。

箱箧，神龛和橱柜里

时间真切地生长。

于是一个优美的词

唤起莫大的愁苦。

在那个地方

你了解一切。

根据第一节，世界已不愿知晓时间给它带来了什么；生命在夏日庆祝自己的盛放与成熟，如一首自由自在的提琴舞曲；但在对生活的渴望之外，一片海洋冻结。策兰的父母死于乌克兰的冰雪，因此这片冻结的生命之海可能指惨遭屠杀的东欧犹太人。（夏尔芬《保罗·策兰：青年时期的传记》）下一节使用了古老珍贵的词语：遗忘在此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它通晓人心，使时间在箱箧、神龛与橱柜里长成开敞的真理。在第三节，被毁灭的与已丧失的事物的愁苦得到了一个优美的词，这个词就是“诗”。这三节诗遵循传统的押韵方式，每节前三行采用三步抑扬格，在最后一行缩减为二步，赋予了每节一种冷峻的收束。这种收束从海洋冻结引向隐蔽的时间逐渐显现的过程，最终抵达赋予了诗人语言的那种确凿性。但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还能继续追寻“优美”吗，甚至还是以如此传统的形式？

1946年，诗歌选集《来自深处》试图展示，在独裁与战争年代，德语抒情诗如何违抗官方话语发声。这些声音注定要像巴洛克诗人们的十四行诗、圣咏与箴言那样，超越转瞬即逝的将帅荣耀与三十年战争的恐怖。十四行诗的形式在其中占据主导。例如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夫在莫阿比特监狱里以十四行诗作为死亡之路上的支撑。古老的抒情语调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延续，例如君特·艾希在战俘营的作品。伊丽莎白·朗格塞尔继续使用古老的神话与诗篇，迎接从奥斯维辛归来的女儿就像迎接普洛塞佩娜从冥府归来，并将自己比作遭遇海难的奥德修斯，意外遇见了瑙西卡。但如果我们在今天阅读她那位被归为纯血犹太人的私生女写下的苦难经历，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诗歌写作只是在制造幻象，自欺欺人地掩盖真实的苦难。那么诗歌是否必须在恐怖面前保持沉默，直至使用一种新的言说保存记忆？1953年，受众广泛的选集《被撼动的生存》将战后德语抒情诗介绍为对格奥尔格、霍夫曼斯塔尔与里尔克这些引路人形象的继承，但年轻的保罗·策兰却得到了这样的评价，说他利用的只不过是三十年前（超现实主义）所提供的诗歌可能性。

超现实主义的确是策兰创作道路上的一步，但只是有限的一步。如今，策兰的早期诗作也已编辑出版，我们得以整体回顾他的创作历程。策兰青年时居住的切诺维茨是奥匈帝国布科维纳省的首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片“山毛榉之地”并入罗马尼亚，但就在这时，那里出现了德语诗歌迟来的繁荣，大部分诗人都是讲德语的犹太人。除了策兰，真正得到德国文学界接纳的只有罗丝·奥斯兰德。她更强烈地保留着传统的抒情语调，以更温和的方式谈论时代的恐怖。策兰于1920年出生，是家中独子，父亲是木材贸易行业的工程师，母亲则把他引向德语诗歌。他最早保存下来的诗作是写于1938年母亲节的一首十四行诗。他的早期诗作吸收了民谣与童话元素，之后与里尔克的语调、格奥尔格的姿态还有特拉克尔的忧郁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瓦莱里一首翻译成德语的诗作被错误地收进了策兰自己的诗集。策兰在图尔开始了医学院的学习生涯。战争开始时，他不得不在切诺维茨改学英语文学。他认识了一位意第绪城市剧院的女演员，露特·克拉夫特，尽管他们分手过一次，但她还是成了他母亲般的女友、姐姐般的恋人。可以用一件事说明策兰曾经以近乎根本的方式接近浪漫主义传统，有一次，他在清早来找自己的女友，“手腕鲜血淋漓”，用平板的声音表示懊悔：“我本想死在昨晚。”

当罗马尼亚军队与德国军队进驻，当他的父母最终被转运并惨死，策兰在罗马尼亚的劳役营中幸存下来。即便在那里，他仍把自己的诗作寄给女友，其中包括一组花卉组诗。当策兰于1944年2月回到切诺维茨后，他把这些诗全部工整地抄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赠送给她。这首《罂粟》写于1943年4月20日：

此夜佩戴奇特的火焰，

征服了星星中间拍打的事物，

我的渴望能否像大火燃烧，

九次飘出你浑圆的水罐。

你得相信炽热罂粟的庄严，

它们骄傲地挥霍夏日的恩赐；

并存活下来，在你的眉间

猜你的灵魂是否在嫣红中入梦。

它只怕它的火焰燃尽，

因为园中的香气很少惊扰它，

它为众眼之中最甜美的眼睛

揭露它的心，因忧伤变黑。

这首诗完全遵循传统。三节诗歌，每节四行。诗行采用五步抑扬格，类似英德戏剧语言中的无韵诗，但又押韵，因此带有更浓厚的传统色彩。基本意象也非常传统：黑夜与星辰、渴望的烈焰、罐中的鲜花、恋人的双眼。而还有什么比意象之间的关联更为传统？根据第一节，罐中的鲜花是渴望的象征，渴望具有宇宙般的力量，那就是星星的火焰。根据第二节，罂粟依然在夏日生长与成熟，在恋人的眉间揣测爱意：在嫣红中入梦，因为这是生命与爱情的颜色。第三节承认罂粟是夏日最短暂的花朵，它漆黑的种荚带着鸦片的毒性，暗示诗人的忧郁。正是这种知晓一切美好都转瞬即逝的忧郁催生了诗歌，如同催生一场鸦片之梦。这样一来，这首诗更甚于德国浪漫主义，也概括了法国浪漫主义教给诗人的一切。即使在大屠杀的岁月里，这个受强迫的劳动者仍为此努力。策兰就是这样锤炼出一种语言，在日后的作品中不断转化，却始终持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甚至将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编成一个组诗，延续对这种传统财富的保存，其实他在切诺维茨就开始了这样的努力。对年轻恋人的赞颂也以彼特拉克的方式归结为爱情的代价。伦盖尔先生在他的学院讲座中证明了策兰的尝试也与格奥尔格对莎士比亚的翻译有关。（伦盖尔《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德语翻译：斯特凡·格奥尔格与保罗·策兰》）

1940年苏军进入切诺维茨

1944年4月，苏军解放切诺维茨，策兰终于可以恢复学业，但这时他转而攻读罗曼语言文学，自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他在作品中以尼伯龙根的覆灭、头戴棘冠的基督的神秘象征以及亚瑟王前往极乐岛的神话暗示战争的恐怖与民族的灭绝。无论如何，犹太人得到许可离开。1945年春，策兰随亲属来到布加勒斯特。他在这个“东方的巴黎”度过了近三年的爆发期，无论是在对生活的渴望方面，还是在文学创作的方面。他抛下自己在切诺维茨的恋人不顾，只为与朋友们肆无忌惮地在新年夜狂欢，四处旅行，例如去海滨疗养胜地曼加利亚。在这段时间里，策兰在“俄罗斯书籍”出版社担任译者，将莱蒙托夫与契诃夫等人的作品译成罗马尼亚语。他还做了一件之后在巴黎禁止自己继续做的事情：用罗马尼亚语写作诗歌与散文。对他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的是超现实主义，这种风格他早在1938至1939年在法国学习医学时就已谙熟。布勒东本人曾访问布加勒斯特。策兰的短诗集《警句》证明了他的语言如何点燃自身，通过惊人的组合揭示生命的深渊。

在众多语言交汇的地方，语言是否会沦为一种可处理、可交换的工具，服从于一种主权式与玩弄式的统治？这种倾向在策兰的创作中始终存在。1965年1月，他计划把这类诗作汇编成册，与《逆光》，也就是《警句》汇编在一起。接下来，这首祝贺朋友生日的诗歌于1962年收入一个向出版商史托姆普表示敬意的集子。1964年，这首诗再次收入《山雀提琴》，一个专门收录“当代无意义诗歌”的集子。策兰在手稿印刷的时候还特意强调了一点，他把“毕加索”的名字拆解成了“鼠-兔（毕加索？）[“Pik- As(so?)]”：

莫大生日之蓝的连韵与半韵

在R—米塔格

挂着蓝色侍童。

它挂在那里，套索：

它来自鼠-兔（毕加索？）

谁把它挂在了那里？

随意飘动的纸。

带它去哪里？

去诺伊鲁平。

于是你们能找它。

于是你们能找到它，

在哥林斯

来自蓝色时代

在国王以左，

杜塞河以右，

在一把蓝钥匙里。

他蜷在山上

向晕眩的女人发誓。

庆祝生日时经常听到的“Blabla”（胡言乱语）在这里变成了“蓝”（Blaublau）。传统的韵脚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与声响结合起来。语言游戏导向目的明确的联想：史托姆普出版过一位在“蓝色时代”意义重大的诗人。这位出版商在战后建立了隐士出版社，于是诗歌转向圣彼得堡的“隐士宫”（冬宫）。尽管这座闻名世界的画廊名字得到了扭曲，但还是提到了来自毕加索的蓝色侍童。韵脚要求将其挂在“套索”里。画家的名字也这样被分解。“兔”可以使人联想到挖掘、翻找，在法语里使人联想到长矛或者战戟。1954年，策兰曾为了生计翻译过毕加索的一部戏剧。这部戏剧还附有一些诗作。毕加索在诗中谈及了童年有关蓝色的记忆，将眼睛称为“非常蓝的”，策兰译为“蓝又蓝（Blaublau）的眼睛”。早已被用来嘲讽毕加索的艺术的“随意飘动的纸”，挂在圣彼得堡的本不存在的蓝色侍童，被带到了诺伊鲁平。诺伊鲁平配有图像诗的画册将原本可能成为艺术的东西在无意之间变成了讽刺。那么，如果毕加索的革命性形式最终被视为可以进入博物馆的成熟作品，那么这里是不是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蓝色侍童来到杜塞尔多夫的过程更为轻易，因为这座城市拥有古老的法国传统。在国王大道左侧和杜塞河右侧，也就是在佩佩福特区，我们会发现这个蓝色侍童：1962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艺术收藏馆成立。这个美术馆从1963年起就开始收藏毕加索的作品。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艺术收藏馆之K21

杜塞尔多夫的蓝色侍童蜷缩在佣人身上，在一只蓝色碗的边缘，带着“垂危的花色”宣誓。侍童侧身坐着，几乎被刺死。“垂危的花色”透露着死亡，因为它暗含着法语“垂死之蓝”。当然，蓝色是天空与超越的颜色。但在策兰的《死亡赋格》中，集中营指挥官的眼睛也是湛蓝色。语言是否能将不同的含义融汇在一起，不仅要将对立面反转，还要从最极端的张力中迸射出明亮的火花：从所谓的无意义中产生意义？早在浪漫主义时期，不仅“蓝花”已经出现，还有与语言的艺术化交流、戏仿与讽刺。正是这两种对立的倾向塑造了策兰的诗歌。

中途站维也纳

策兰在1947年12月来到维也纳。但那里已经不再是霍夫曼斯塔尔所维护的“帝国思想”的城市。维也纳成了奥逊·威尔斯主演的电影《第三人》的布景。策兰结识了超现实主义画家埃德加·热内的交际圈。但在半年后，他就离开了这座冷漠的城市。尽管如此，他的朋友们还是设法让一家维也纳出版社以《骨灰瓮之沙》为题出版了他的诗集。当策兰在巴黎收到样书时，他对不可理喻的大量印刷错误表示震惊，也对热内所绘制的插画——不仅策兰一人认为这是“极端缺乏品位的证据”——表示惊诧。策兰坚持要求将整版销毁。策兰由此对维也纳感到失望，但他在维也纳写的诗却充满希望。例如诗作《晚与深》（原题《皮拉与丢卡利翁》），甚至让“死亡磨坊”，也就是灭绝营，磨出预言的白面。

电影《第三人》剧照

另一首著名的诗是《Corona》，诗中的爱情见证了他的新生：

秋天从我手里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我们将时间剥出坚果并教它走路：

时间走回到壳中。

镜中是星期天，

梦里可以入眠，

嘴巴说着真话。

我的目光落到恋人的身上：

我们互相对视，

我们互诉黑暗，

我们相爱像罂粟与回忆，

我们睡去像螺壳里的酒，

血月光柱下的海。

我们站在窗前相拥，人们从街上看我们：

是让人们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那种躁动是心的跳动。

是时间成为时间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这首诗展示了策兰逐渐淬炼出的独特形式：放弃了韵律、格律与规整的诗节形式；以自由的扬抑格、变化的韵律还有或长或短的段落组织诗歌。从长行叙述开始，随后转入短短长格，在长短格的序幕后进入第二行。对诗人而言，此刻是秋天（尽管他只有冬天和春天居住在维也纳）。秋天使青绿的生长走向终结，然后就是落叶，这也引起人们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沉思。秋天就像亲近的动物，从诗人手中吃叶子（但这里是它自己的叶子）。“叶子”（Blatt）是树木与灌木的落叶，但对诗人来说也是写作的纸页，诗人正是因此被唤来。所以：“我们是朋友”。这个“我们”徒劳地企图将时间剥出坚果，这段时间已经因秋天成熟。时间走出来开始行走，成为了现实的时间。但之后又回到壳中，陷入自然的循环。

第二节诗也是三行，诗句缩短为两步抑扬格。以不容置疑的方式作出论断。在镜中，在人们看到自己生命的地方，出现了星期天的庆典与安宁。人们不是在睡眠中做梦，而是在梦中入睡，这回归了生命的深渊，与生命形成呼应。在梦境的深渊，嘴巴可以讲述真话（这是他向超现实主义学习的）。

在接下来行数较多、诗行较长的两节里，诗歌回到叙事，但也是画面的交织、朦胧与矛盾。眼睛赋予了个人活动的可能性，落到恋人的身上。正在二人互相对视的时候，他们互诉黑暗，他们相爱像罂粟与回忆，像螺壳里的酒，甚至他们本身就在螺壳里，像月光下的海，而那是在血月的光柱之下。难道恋人不也是性别与种族的链条，被谋杀的性别与种族，也许甚至是策兰对殉难的复数恋人（按照策兰日后诗歌的表达）的希伯来式表达？那么，这就是比俄耳甫斯深入冥府寻找欧律狄刻还要深层的探索。在这种情况下，二人站在窗前，站在街道前：是让人们知道的时候了！知晓，意味着能够独自承担彼此爱恋的时间。在这里，策兰早期诗歌有所表现、日后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石头，这种干枯的苦难开出了花朵。于是心中出现了某种转瞬即逝的躁动，时间成为了具有强调意义的时间。这三个音节：“是时候了”（Es ist Zeit）作为结尾诗节。对“深处时间之中”的认识由此变得清晰，无论日冕，还是下面街上的人群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原题目“Corona”意为日冕，也就是一种环境。它也意味着王冠和花冠。花冠用黑叶编成，在布加勒斯特时期的《荒野之歌》里，这句诗将花冠与废墟联系在了一起，而曾经死灭与寻求的事物赋予了花冠新的生机。

我们认为这首诗是写给英格博格·巴赫曼的。策兰认识了这位住在维也纳的年轻女大学生。当两人于1952年在尼恩多夫四七社的会议上朗诵诗歌的时候，巴赫曼朗诵了一首题为《互诉黑暗》的诗——显然是对策兰的诗歌《日冕》的回应。《日冕》的主导动机与切诺维茨时期的诗歌显然不同。走向窗前的表达也出现在诗歌《雨丁香》中，血色光柱也出现在《来自黑暗》中。瓦尔特·延斯反对四七社的主张，认为在君特·艾希之后，战后德语诗歌的代表就是策兰与英格博格·巴赫曼。但英格博格·巴赫曼热爱反叛性的抗议与宏大的姿态。所以她放弃诗歌，在小说中寻求把握现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她的小说《马利纳》中，她在策兰死后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塑造与策兰的相遇——这个主题需要某种陌生化的处理。几个月后，策兰离开维也纳。在去巴黎途中，他来到因斯布鲁克，在穆劳探访《燃烧者》杂志的编辑路德维希·冯·菲克尔，与他一起造访了特拉克尔的墓地。菲克尔夫妇将他比作拉斯克-许勒（而非特拉克尔），策兰在日后表现出了不满。因为尽管同样涉及犹太主题，但拉斯克-许勒那种通常毫无规律的形式与韵律运用与策兰大相径庭。1951年2月15日，策兰寄给菲克尔一本扩展并修订过的《骨灰瓮之沙，巴黎1950》，希望出版，却没有取得成功。

英格博格·巴赫曼的小说《马利纳》

巴黎的新开始

在巴黎，这个“罗马尼亚”难民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十年后，面对波恩皇帝广场上的第一批霓虹灯，策兰回忆起当时有人为他找了一份推销这种新型照明工具的工作。那时霓虹灯正准备点亮欧洲的城市，但策兰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固执地坚持写作，忠于自己的诗歌。他重新开始学习语言文学，通过笔译、口译和教授语言维持生计。1949年10月11日，他将诗作《烟黄晶》寄给维也纳的热内夫人。他在10月7日已经将它寄给一位学习音乐的荷兰女大学生，他在巴黎为她朗诵了《死亡赋格》，送给她一份这首诗的打字稿，此外还有《影女香颂》的手稿与打字稿。日后，策兰将《烟黄晶》以新的题目收入《罂粟与回忆》，放在《我独自一人》前。在这首诗中，诗人以青年派的语言描风格描绘幽蓝的黄昏。他将一朵灰烬花插在满溢着成熟之黑的杯子里。我们惊骇地发觉：这位恋人是一位死者。但他在巴黎写下的第一首诗《在埃及》却仍在谈论一位鲜活的异乡女子。策兰准备好了新的相遇。

烟黄晶

巴黎，小舟，在杯中抛锚：

我和你举着石板为你饮酒。

饮了许久，直到我的心为你变暗，

许久，直到巴黎在它的泪上漂游，

许久，直到它起航驶向清晰的纱，

纱遮住我们的世界，那里每个你都是枝桠，

我在上面悬挂如叶，沉默地摇曳。

年轻的声乐学生狄特·克洛斯-巴伦德雷赫特在短暂的假期访问巴黎，在圣米歇尔大道的杜邦咖啡馆遇见了策兰，策兰带她参观了巴黎的教堂——尽管他此时正在努力寻找临时工作，申请奖学金以继续学业，并且办理入籍。在他们很快分别之后，策兰在信中提醒这位荷兰女子，她曾为他看过手相：他的生命线断折两次，又以两条分裂的小线延续下去。策兰在最初的巴黎岁月里第二次（第一次断裂是在切诺维茨遭遇战争与迫害）与自己分裂，与那个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分裂。策兰终生都希望自己的诗歌被人理解，因此他把自己看作阿里巴巴，从强盗那里夺取了隐秘的宝藏，却必须设法将这些宝藏带到世人面前。难道他不能在这位来自荷兰的命运伴侣那里为自己尚不为人知的诗歌找到理解吗？她的婚戒上镶嵌着一颗烟黄晶，这是她那已逝丈夫的信物。她的丈夫在新婚几日后遭受长期监禁，于1945年1月30日作为抵抗战士被处决。而巴黎为何能成为阴暗命运的记忆之地，并因此成为策兰诗歌的存在之所呢？巴黎是塞纳河船夫的城市。它的市徽是一艘船，可以顺流抵达海洋。而西岱岛本身就像一艘船，被桥梁牢牢锚定。然而如今，在餐厅里，这只小舟仅仅被当作玩具放进杯中，小舟也倒映在桌上的杯中。于是，来自切诺维茨的年轻犹太人就可以与这位荷兰女大学生举杯共饮。他的心应为她变暗，这样生活的命运线可以越过所有琐碎浮现出来。但之后，巴黎必须漂浮在它的泪水上。所承受的苦难不应被遗忘。恰恰是清晰呈现为纱，将交错汇聚的命运世界遮蔽起来。而只有这一世界才是诗歌的主题。这里的每一个“你”都是枝桠，诗人作为叶片（Blatt）悬挂其上。诗人通过自己的诗歌之“叶”理解自己，因此在面对这座艺术家和诗人之城时，他根本就不再是一个具有自身命运的完整人类。

《烟黄晶》这首诗是一个由七行诗组成的单节诗。开头几行采用五步抑扬格，在中间一行延长为六步。随着“许久”的逐步加强，到三次“许久——直到”，在摇摆中才抵达自身。日后，策兰将这首小诗改题为《在高山之湖上》，收进诗集《罂粟与回忆》。这时他缓和了原本的悖论与否定：将“清晰的纱”改为“遥远的纱”，也收回了那种否认人类、肯定诗人的表达。这样的诗歌依然处于过渡阶段。1949年12月2日，策兰写信给昔日切诺维茨的女友，说这一年是“阴影与黑暗之年”，至少对他而言，“除了孤独、隔绝与封闭之外，没有其他名字”。两年后，在1951年12月2日，他却说：“每走一步，世界都在开花。甚至连绝望也孕育成诗。”（夏尔芬《保罗·策兰》）1950年8月，策兰遇到了吉瑟尔·德·莱特朗奇，她——不同于她的姐妹们——放弃了巴黎的贵族生活，转而学习版画，作为版画家工作。

《罂粟与回忆》这本诗集以情诗收尾，这些诗为这个时代的抒情诗找到了新的语言，重新谈及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戈特弗里德·贝恩曾断言，现代的技巧主义已经使情诗成为业余爱好者的事情，这句断言被驳倒。这种新语言也不同于卡尔·克罗洛夫那样的敏感表达，旧有的传统并不是自己窒息而死。因此，克罗洛夫在1960年至1961年冬季的法兰克福诗学讲座中把战时技术的极致化与先锋派诗歌中审美姿态的激进化进行比较：即便诗歌也有必要走向“焦土”。策兰的诗集《罂粟与回忆》带有流亡者的经历，他经历切诺维茨、布加勒斯特和维也纳，在巴黎找到新归宿，也曾寻求过一场大洪水。策兰将接下来的一部诗集《从门槛到门槛》献给自己的妻子。他曾说，他这么快就出版第二本诗集，是因为在第一个孩子夭折后，那首悼诗成为了诗歌的结晶点。死亡闯入新的家庭生活，父母被杀的记忆因此再次浮现。《死亡赋格》的主题以全新的视角进入了诗歌《以野猪之形》：

你的梦在黄昏边缘顿足穿越森林。

它的獠牙

闪着闪电的白光

像它冲破的坚冰。

它从叶片下翻出

一枚苦坚果，

它的阴影攫住树木，

一枚坚果，

黑如心，你抬脚踢它，

当你独自在这里漫步。

它挑起坚果

嘟哝的命运响彻森林，

然后把它

赶到海边，

到那里，海洋

在礁石上

举行幽黑的庆典：

也许

一颗果实像它的坚果

迷住了欢庆的眼睛，

哭出了这些礁石。

诗人的梦或者作为梦境的诗歌创作活动以野猪的形象在黄昏边缘的森林顿足。黄昏就是西方，是太阳沉落的地方，根据古老的观念也是魔鬼的巢穴（策兰从未想过前往大西洋以西的美国）。对策兰而言，西方就是布列塔尼的海岸，因为大西洋海岸属于凯尔特文化统治下的爱尔兰人。森林中的树木意味着生长的生命。从荷马开始，人们就将人类的世代比作迅速飘落的叶片。在欧洲边缘依然有凯尔特人的残余，他们受到灭种与驱逐，却依然通过神话宝藏向我们讲述故事。策兰吸纳的“野猪”显然是破冰而出。它致命的獠牙寒冷如冰。这头野猪来自一片死亡的景观，在我们的世纪里，我们按照“北方”的种族原则塑造了这种景观。即便野猪投下的阴影也已将叶片夺走。野猪在落叶下翻出了一颗苦坚果。它黑如心，曾经被诗人踢动，就在他本人被迫穿越死亡景观的时候。但死亡、迫害与谋杀的时间都已经被埋藏、被遗忘在果壳里。这头野猪，也就是策兰的梦与诗将坚果刺穿，使整片林地充满了嘟哝的命运。诗人至少还能用动物的声音说出降临在他与他的民族身上的命运。当我们思考死亡事件时，就能从坚果中获得果实。在海洋猛烈地冲击悬崖、举办幽黑的庆典的地方，野猪将那颗果实展现给一只眼睛，一只见证一切的眼睛，也曾为顽强挺立的岩礁恸哭。难道恐怖与苦难也同样来自一位并不为自己的造物感到惋惜的上帝的黑暗深渊？

这首诗通过长诗句讲述故事，在重要的地方缩短。最后一节前的冒号不是为了强调，而是为了提出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问的是某种骇人之事：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事件还能够写进诗里吗，诗中能否揭示出所有存在与生命本身最后的问题？野猪象征着生命之力：人类也通过吃它的肉维持生存。作为纯粹生命的力量，野猪一方面受到（犹太人的）厌弃，另一方面却被（凯尔特人）尊为神圣力量的象征。策兰曾偶然对我提起，野猪的意象源自叶芝，他早在切诺维茨时期就已读过叶芝的诗，而叶芝代表欧洲浪漫主义的最后浪潮，已经转向历史的开端，试图为我们时代的各个民族寻找未来的道路。难道不仅仅是在受凯尔特文化影响的爱尔兰，而即便只是在英语中，我们也依然能够将起源与一种新的未来连接在一起吗？在叶芝的诗《黑猪谷》中，提到了最终战斗的传说，它将引向自由。“这些预言，”他写道，“毫无疑问，如今，就像在芬尼安的日子，是一种政治的力量。”伴随弗雷泽的著作《金枝》，叶芝追溯了野猪的意象，它曾杀死阿多尼斯与阿提斯，但也在“十一月，在本布尔本山的西端”杀死了迪尔蒙德。正在步向衰落的凯尔特人将他们的传奇遗产教给了幸存下来的欧洲民族，带来了亚瑟王传奇或者布列塔尼的传说。然而策兰在这里决定走得比叶芝更远：他必须对自己的时代作出回应，于是在诗中纪念已经衰落的欧洲犹太人。他的表达方式是，“命运”仅仅与野猪的嘟哝相连，再也不能像自歌德时代以来，自从德国接受古希腊悲剧时那样，成为生活的概念。

叶芝

策兰始终忠于人类存在的边缘与深渊之路。除了位于诺曼底的乡间别墅，布列塔尼成了他最爱的度假地之一（他的岳母在丈夫去世后在布列塔尼成为修女，晚年居住在修道院）。《布列塔尼的传说》正是1959年诗集《话语之栅》的一首重要作品。而在1970年的晚期诗集《光之强迫》中，有一首诗题为《爱尔兰女子》。这首诗写的是伊索尔德，已经与新郎和自己的祖国告别，此刻也不得不与特里斯坦分离。她目光的蓝色穿过”“你”“蔓延全身”，而策兰的诗正是从这个“你”出发。这双手成了一种“有眼睛般手指的远方”：死亡的临近使“你”保持距离，但眼睛却像手指一样抓住了诗人。凯尔特人也可以被替换为伊特鲁里亚人，他们来自不明的地域，被罗马人逐出历史。策兰觉得自己并不属于罗马，而是只与切尔韦泰里墓地里的伊特鲁里亚人、与他们对死者的怀念同在。最终在1969年，策兰不得不动身前往以色列，前往他的民族试图在历史中重建存在的地方。

作品的断裂

1953年，策兰买了一本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合集。这时，马丁·海德格尔也在回归最早的古希腊思想，他认为那时的思想仍与诗歌甚至与古老的神谕相邻。策兰在哀悼夭折的第一个孩子的诗里，用了生与死的“双重之夜”这个描述，两扇门都开着，反复拍打。帕梅尼德曾说，正义女神守护着这些门，并持有“可变的钥匙”，因此策兰之后写的那首诗的题目就是《用可变的钥匙》。策兰也许也会想到马丁·布伯所讲的哈西德故事：布南拉比说：“人总是在穿越两扇门：从此世到来世，从来世回此世。”1959年，策兰的诗集《话语之栅》出版，尽管有各种一般性的归类评论，但策兰还是把诗歌创造再次提升到孤高的境界，与以赛亚、索福克勒斯或者荷尔德林并肩。与基督教礼拜传统联系最深的就是诗作《熄灯祷告》：

我们近了，主，

近可掌握。

已在掌中，主，

缠络在彼此体内，仿佛

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都是

你的肉体，主。

祈祷，主，

向我们祈祷，

我们近了。

我们被风吹去，

我们去那里，去俯视

洼地与火山湖。

我们去饮水，主。

那是血，是你

淌的血，主。

闪闪发光。

这使我们对那景象历历在目，主。

眼与口张大而空空荡荡，主。

我们已饮下，主。

血与血中的映像，主。

祈祷，主。

我们近了。

策兰从自己的法国亲属与熟人那里借用了所谓圣周五的黑暗礼拜。他在诗歌《受福》中对自己的妻子说道：“你，问候它的女人，问候黑暗之灯。”在礼仪中，当烛台上的蜡烛一支接一支地熄灭，人们就吟唱起耶利米关于耶路撒冷毁灭的哀歌。全然黑暗的降临暗示着基督去世时的黑暗。早在切诺维茨的诗作《黑花冠》中，策兰就以戏谑的方式把犹太人被屠杀与基督受难的神秘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而在维也纳时期的诗作《晚与深》中，他则进一步加深了与基督教传统的对立。策兰也熟悉库普兰的受难清唱剧《熄灯祷词》。但他的诗却将当时犹太人被送入毒气室的可怖图景带入了礼仪传统，他们在垂死时彼此“缠络”。他们接近垂死的上帝。因此这首诗能在这些被害者身上找到主的鲜血与形象，并以一种渎神的方式，要求主为这些如此接近他的人们祈祷。约翰·费尔斯蒂纳在他有关策兰的重要著作中说，策兰在他提出异议之后，一度删去了那种反叛的亵渎，但在后来又把这部分重新加入其中：在第二次梵蒂冈大会之前尚无和解可能。1959年3月，策兰买了一本关于艾迪特·施泰因的传记，他在其中划出了这样一段话：“我与救主交谈，我告诉他，我知道犹太民族背负的恰恰是他背负过的十字架……”这种对大屠杀的解释，策兰只能表示拒绝。他也与玛格丽特·苏斯曼讨论过约伯的主题。策兰不仅仅像费尔斯蒂纳所推测的那样，反对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也反对犹太传统的上帝。当他于1960年在苏黎世与奈莉·萨克斯会见的时候，他在笔记中写道自己是以“亵渎”的方式，或者就像诗歌《苏黎世，鹳屋》所说的那样，以“谈到”的方式，直接反对任何一个允许奥斯维辛存在的上帝。

里尔克

1958年1月，在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八十岁生日时，策兰被授予不来梅文学奖。策兰也很开心，他被接纳进了那个自青年时代起就仰望着的诗人圈子：施罗德的同伴有里尔克、斯特凡·格奥尔格、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还有鲁道夫·博尔哈特！1958年春天，策兰写了那首宏大的、由许多部分组成的诗《密接和应》。标题已经在呼应《死亡赋格》，因为“密接和应”在终结之前将赋格主题引入了声部的网络。策兰的《密接和应》将奥斯维辛与广岛联系在一起，并追问技术在德谟克里特那里的开端。但他又用但丁的爱情来对抗世界的强权——保罗与弗兰齐斯，或者保罗与法国女子。不仅仅是语言，图像与色彩成为最为内在的要素，“在与时间的新游戏中”。策兰提到了绿色蓝色的圆圈，红色黑色的方块。他与妻子密切合作，并为大量版画作品拟定题目。但这些版画始终都是黑白的（直到策兰去世几年以后，他的妻子才转向钢笔画，最终开始彩绘）。那时策兰还翻译了让·巴泽纳《当代绘画笔记》（1959年出版）。

策兰妻子吉赛尔的版画

难道他没有与德国方面的特别关系吗？当时，马丁·海德格尔想在新的乌尔姆包豪斯学院谈论保罗·克利，并提议为策兰争取一个职位，但两件事都未能成功（对此策兰评论说，人们早就该想到这件事了）。对于建造并主持学院设计的马克斯·比尔，英格·朔尔提起自己对遇害友人的回忆，这只不过是使人们偏离了艺术的技术任务。而策兰在《密接和应》中坚持，在色彩与形态的游戏中，最终必须再次出现被玷污的人类，在对圣殿的记忆中寻求自身世界的新中心。1968年，他的诗《波特博——德意志》还将瓦尔特·本雅明对马克斯·科默雷尔那本关于诗人作为领袖的书作出的拒绝与对“包-包豪斯”的拒绝联系起来。诗人是在故意吞吞吐吐，还是要将马克斯·比尔的包豪斯与格罗庇乌斯最初建立的真正的包豪斯区分开来？策兰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抽象绘画也学会了不仅仅像蒙德里安那样去把美作为秩序进行追寻：巴内特·纽曼试图通过色彩连续体之间的“裂缝”来指涉器皿的破裂（“咔嚓声”）。绘画由此指向了——如果不是指向那个缺席的遥远上帝，那么至少是指向崇高。

诗集《话语之栅》出版于1959年3月。一位德国评论家（君特·布吕克）在评论中将当时已经成为战后最著名的德语诗的《死亡赋格》彻底描绘成“乐谱上的对位练习”，没有任何现实关联。布吕克的观念只是一个案例。策兰对此感到气愤，他更加大量地购入诸如古斯塔夫·兰道尔、雅各布·瓦瑟曼、马丁·布伯、弗兰茨·罗森茨维格的著作。自1958年起，他就在翻译俄国犹太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对策兰而言，这位诗人通过一次独特的精神相遇，成为了一种兄弟般的“你”。新出版的诗集《无人的玫瑰》在主题上强烈地展现了犹太传统。1960年，策兰获得毕希纳奖。他很愿意讲述在颁奖典礼上，他让致颂词的卡施尼茨夫人困惑不已，因为他说自己就是所谓的典型“东欧犹太人”。这个表达具有多重含义。它不仅指向犹太教中的阿什肯纳兹支系，而且也指向“避难者”中最贫穷的人们。1960年也使他的疾病公开爆发。至少从此以后，我们在策兰关于父母去世的叙述中，也不得不精确地区分哪些是历史报告、哪些仅仅是一个病人的噩梦。但受迫害的观念并不是他的想象。诗人伊万·戈尔的遗孀自视为“原子时代的伊索尔德”，（完全打乱年代顺序）指控策兰剽窃了她丈夫的诗作。她还找到德国方面的帮手，这些人打着“亲犹主义”的旗号为她冲锋陷阵，比如《时代》周报。保罗·许纳费尔德早已因为反对海德格尔的小册子声名远扬，他在7月14日从汉堡动身去巴黎拜访策兰，因为他在策兰与戈尔的诗作之间发现了“强烈的一致性”。而策兰当时正在布列塔尼，许纳费尔德便驾车急速赶回，途中发生车祸身亡——对一位病人来说，这也绝非令人安心的消息！七月底，策兰写信给他旧日的导师阿尔弗雷德·马古尔-斯珀伯，说他不会深究这种诽谤：“我不与——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雅利安人——戈培尔的后裔讲话。”

诗集《无人的玫瑰》于1963年秋季出版。在长时间的病痛之后，策兰重新集中精力创作。当他的妻子从工作室带着一幅版画回到家以后，他们决定合作出版一本图文书籍：也就是珍本《呼吸结晶》。诗作《路在脆石阴影里》属于这一组诗。若将其与诗歌《熄灯祷告》并置，就可以直接且明显地观察出一种断裂：诗人仿佛退回内心，克制着自己；一幅图像引向某个思想，但诗歌本身局限在短小的形式内。往往很难辨明诗中究竟在说什么：

路在你手的

脆石阴影里。

在四指的沟壑中

我为自己翻找

石化的祝福。

“脆石”（Gebräch）指脆弱的岩石。显然这里谈及的是一座古老的墓碑，上面的祝福之手投下了阴影，或者已经化为阴影。在许多犹太墓地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古墓石。只有祭司或者亚伦的后裔才能装饰那些祝福之手。早在威廉·拉贝的小说《接骨木花》中，就描写过布拉格犹太公墓中无数的石碑，散落在古老的接骨木树下。“我在狭窄的小径上徘徊，看到了利未的罐子、亚伦的手与以色列的葡萄。”1960年，策兰从埃里希和卡佳·阿伦特那里得到一本关于布拉格犹太公墓的书。1962年，一位东柏林的诗人从布拉格寄给他一张公墓明信片，并将诗作《布拉格犹太墓地》献给策兰。1963年10月12日，策兰写下了诗作《在布拉格》。著名的布拉格拉比利维早已在诗作《为了那站在门前的人》中被提及。

这首诗沿着脆石阴影里的“路”走向一只祝福之手。第二节更明确地指出，这是一只祝福的祭司之手。这种祝福仪式当然比布拉格的墓石更古老。这只手手背向上握起，小指和无名指并拢，食指和中指并拢，因此中指与无名指之间形成一个空隙。在诗中，这个空隙被称作“四指的沟壑”，诗人从中挖掘出石化的祝福。挖掘沟壑的说法唤起了“脆石”（Gebräch）在狩猎语言中的第二层意义。野猪用獠牙（Gebräch）翻土，而翻出的沟壑也被称作獠牙沟壑（Gebräch）。在诗作《以野猪之形》中，诗人的梦是野猪。它在寻找坚果，那是时间秘密的核心。但这首诗却走向祭司的祝福。这种祝福如今仅仅存在于古老墓碑的石化形态之中，但诗人依然能够寻觅到它，并与自己的出身建立起关联。布拉格这个里尔克与卡夫卡的故乡，在这里其实是切诺维茨。

诗人对墓碑上的祝福之手说“你”。整个组诗《呼吸结晶》就从这个“你”出发。策兰在他的妻子身上找到了这种互帮互助与相互依存，她的版画启发了这组诗的创作。策兰的诗中经常出现整节括号内的诗行，用以提供生活史的定位。在《呼吸结晶》组诗中，有一整首诗都在括号之内。在这四行以押韵手法紧密联结的诗歌中，策兰在临近结尾的地方留下了某种类似献辞的文字：

（我认识你，你是那深深躬身的女人，

我，被刺穿者，臣服于你。

何处燃起一个词，为我们见证？

你——完完全全真实。我——完全虚妄。）

在这段时间里，里尔克的《圆号》与《荒野之歌》中流血骑士的纹章形象已经转化为内瓦尔笔下的无根骑士。策兰于1958年翻译了他的重要诗作《孤独者》。策兰是否也不得不与内瓦尔分担谵妄或者是忧郁的黑太阳？词语“谵妄”（Wahn）及其派生词在诗集《罂粟与回忆》中出现过两次，尤其是在诗作《最后的旗帜》中：“谵妄”与“疯狂”指的是那些迫害永恒的犹太人的猎手，他们的胡须蓬乱，而他们最终得到的奖赏不过是集市摊位上廉价的纸玫瑰。在诗集《从门槛到门槛》和《话语之栅》中，这个词根完全没有出现。自《无人玫瑰》起，它仅仅在主要诗集中就出现了十五次之多。

策兰妻子吉赛尔

策兰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医院度过数月。例如，1966年3月26日，他在巴黎的圣安娜医院，在德雷教授诊所“查房后”为妻子写下诗作《出于羞耻》：

出于羞耻，出于绝望，

出于自我

厌恶，你适应自己……

为了继续写下去，他记下了当时阅读的托马斯·沃尔夫小说中的一句话：“在这个该死的爆炸屋里”。

哲学与政治

即便在病痛年月，策兰仍在与哲学传统进行对话。他的毕希纳奖演讲辞《子午线》更倾向于追随马丁·布伯，而非马丁·海德格尔。而与阿多诺的交流则“隐现”在小说《山中谈对话》中。随后，瓦尔特·本雅明与格尔肖恩·肖勒姆的思想成为了他的关注重点。与此同时，他与弗洛伊德进行论战。我们在此只简单谈及策兰与斯宾诺莎的关联。

1958年1月，埃尔哈特·凯斯特纳将不来梅文学奖授予策兰，作为沃尔芬布特的旧图书馆馆长，他寄给策兰一张现悬挂于沃尔芬布特莱辛馆的斯宾诺莎肖像的照片。策兰在照片中发现了“与自己面孔的相似之处”，但十分困惑。为什么有人能在追随纳粹军队的过程中把对古希腊的热爱付诸行动，同时还能成为图书馆馆长，而这座图书馆正是莱辛与门德尔松、雅各比与斯宾诺莎对话的地方？在凯斯特纳的报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及罗得岛被毁灭的犹太社区，而在颁奖辞中，更是完全没有提到策兰的诗歌主要是为了纪念被屠杀者。1964年5月，策兰在一次阿姆斯特丹之行中记下，“斯宾诺莎的出生地”已经在阿姆斯特丹的滑铁卢广场上坍塌。1965年2月，他使用炼金术语“溶解”与“凝结”写了两首诗。在化学过程中，溶解与再结合象征着向新生命的过渡，人们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这种转化。在再结合的过程中，策兰要求牺牲，如罗莎·卢森堡致命的伤，也包括她为受伤罗马尼亚水牛发出的哀叹，而这也是策兰自己的水牛。溶解则对应分裂的、去皮的墓树，被水流送往西方——暗示东欧犹太人的没落。在一份被放弃的诗稿中，破裂的墓树旁出现了“带有思想者肖像的/火焰之筏/来自沃尔芬布特”，这与阿姆斯特丹的滑铁卢广场以及坍塌的斯宾诺莎故居形成了呼应。1965年10月，策兰踏上旅途。在昂达伊，他将西班牙边境视为“绞刑边境”。随后，他经过比利牛斯山脚下的波城（Pau）和蒙彼利埃，乘火车前往里昂。他步行来到比利牛斯山区的波城，经过蒙彼利埃（坐火车）前往里昂。在波城，他的一首诗追寻到了亨利四世的足迹（这位国王在可怕的宗教战争后实行了宽容政策）。另一首诗《波城，其二》或者《波城，之后》通过陌生人眼中的阿尔比教徒阴影，指向阿姆斯特丹缺席的斯宾诺莎故居。

在你的

眼角，陌生女人，

阿尔比教徒的阴影——

向着

滑铁卢广场，

向着无主的

鹿皮鞋，向着

一同被出卖的“阿门”，

我在

房屋永久的空隙中

向你歌唱：

巴鲁赫，从不

哭泣的人

以玻璃镜片的棱角

环绕着你，

流下

不被理解的，清晰的

泪水。

策兰首先并不是在说陌生人的眼睛，而是恋人的眼睛。他能从第一个稍显陈旧的表达举重若轻地过渡到第二个表达，是因为他在妻子的名字中听到了“陌生人”（妻子娘家姓氏“Lestrange”）这个词。策兰没有说阿尔比教徒的条纹、斑点或者印记，而是说“阿尔比教徒的阴影”，这阴影从过去投射到当下。13世纪初，在如今属于法国南部的地区，爆发了一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十字军战争，阿尔比教徒遭到血腥灭绝。他们就是卡塔尔教徒，信仰受到东方影响，在追求纯洁的过程中拒绝共同生活逐渐增长的秩序感。策兰将这“阿尔比教徒的阴影”投到了“陌生女人”的眼角，指向滑铁卢广场，指向坍塌的斯宾诺莎故居。但他追寻斯宾诺莎，并不是为了那种源自自我主张与世俗追求的完美，也不是为了对人类多样性的宽容。正是斯宾诺莎出生房屋的缺席，也就是犹太生命起源的破坏被称为“永恒”。策兰提到斯宾诺莎无主的鹿皮鞋，以及一同被出卖的“阿门”。斯宾诺莎属于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1492年遭受迫害后，他们至少在表面上皈依天主教，最终逃往宽容的荷兰。当他们穿上荷兰木鞋而不是南方的鹿皮鞋，许多人也出卖了“阿门”或者是对传统的肯定：斯宾诺莎离开了犹太社区。他不再像迈蒙尼德那样，寻求哲学与宗教传统之间的平衡，而是追求纯粹哲学，自行确立人生方向。出生房屋的缺席提醒人们，在徒劳的犹太同化努力之后，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最终发生了。难道不正是从这空缺、从环绕周围的泪水中生出了全新的共同体？在策兰诗中，放弃犹太教的斯宾诺莎在这次灭绝之后，又重新成为“巴鲁赫”。这个从不哭泣的人在房屋的空缺处，磨平棱角分明、不被理解却清晰可见的泪水。斯宾诺莎应当放弃那种在尘世追求完美永恒的哲学，他应在有限的哀伤与匮乏中发现永恒。

《斯宾诺莎和拉比们》，塞缪尔·赫森伯格，1907

1970年3月，策兰依然还能亲自完成诗集《光之强迫》的手稿印刷工作。第一首诗描写一个医院的诊室，第十一首诗则在飞机起飞时听到“前轮的歌声带着/花冠”。我们惊骇地发现这首诗讲述的是自杀未遂的经历：静脉比动脉更可靠，因为动脉会自行闭合，而静脉则能让血液流出。至于《雪的声部》，策兰至少完成了最终的手稿。在这本诗集中，策兰在形式上也开辟了新的道路，例如借鉴俄国诗人赫列布尼科夫，通过前缀和类似语言游戏的方式创造新词的。于是，一位新的“德摩斯梯尼”，一个“白砾石的吞吐者”，便得到了这样的称呼：

向着夜的秩序，一路

骑行，一路

驾驶雪橇，一路

狂风暴雨，

这一诗集非常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践，即1968年5月在巴黎发生的动乱，以及几个月后俄罗斯军队占领布拉格的事件。仅举一首关于五月动乱的诗作为例：

讲鲁内文的人也换了航道：

在

巡捕队里

他把

捕捉又被捕的自己抓到通红，

胡萝卜，姐妹，

用你的皮

移植我这沼泽

远离他的

明天，

进入

高篮，与

被召回的火绒一起，

向上

升起进入阳具崇拜的

脑移植，年久日深

那永在今日的

伤痕石。

这首诗的草稿始于1968年5月4日。策兰在第一页记下：“安切尔，击倒与战死”。这一记录的含义我们仍不清楚。也许策兰想从自己的犹太出身入手，作为已被击倒、已经战死的“安切尔”进入游戏。接下来改换航道的鲁内文可能成为符文，最终却受到镰刀的死亡威胁。“讲鲁内文的人”或者所谓的“橡果少年”来源于党卫军的两个符文标志与橡叶徽章。这个讲鲁内文的橡果少年把自己被击倒的身体抓到通红，看起来就像充满威胁的共产主义者。策兰则将自己视为这样的被击倒者。他参加了五月示威，显然感到了致命的威胁。在后来的版本中，讲鲁内文的人在突击队中自如地变换颜色：也想与那些现在掌控街道的红色者划等号。这不是超车换道，而是讲鲁内文的人试图驶向历史的另一条车道，为了还能留在这里。策兰使胡萝卜成为他的对立面，它自己就会变红。它应去拯救在劳役营唱着《沼泽士兵之歌》的人们。策兰仍在泥沼之中，那里一片腐败，但仍带有死去生命的磷光。他无法信任宣告的新晨。大屠杀的创伤已经石化，但仍作为“伤痕石”决定了今日。在这个今日，火绒再次被召唤，准备好爆炸。伤痕石不得不在阳具般的脑移植器官中经受白昼。移植的器官会膨胀吗？当时脑移植正在探索新的途径（曾有人尝试移植胎儿的脑组织，以延缓衰老或治疗帕金森病）。但策兰是否更倾向于隐喻？1967年是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即便是在苏黎世神经学家莫谢·费尔登克莱斯的帮助之下。这位医生对精神分析基础概念进行了拓展。我们是否可以推测，策兰认为力比多的障碍起源于大脑，在此形成了逆转？但策兰本人坚持认为他的根本创伤仍是大屠杀，始终都是大屠杀。他对所有表面化的革命与心理治疗层面的修正都提出警告，这都源于他曾经的创伤。紧接着，写于5月7日的下一首诗就提醒人们想起六芒星，犹太之星。

策兰将关于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故居的笔记纳入这首诗的草稿中。直到5月14日，他仍在记录前几天的事件，为诗作提供进一步佐证。如果诗歌为受迫害者与被杀者作证，那么《死亡赋格》有可能沦为博物馆式的不在场证明，将真实的恐怖以审美的方式中和。如果诗歌介入政治斗争，那么它自身也将陷入现实的矛盾。然后作者便开始自我评论，从新的事件中获得不同视角。

与埃克哈特和荷尔德林同在耶路撒冷

1967年夏天，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重新控制通往耶路撒冷老城的通道，策兰写下了诗作《你想想》。这首诗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反响。几个月后，策兰决定用三首从迈斯特·埃克哈特出发的诗给诗集《光之强迫》收尾。中间那首直接呼唤耶路撒冷：

愿你如你，永远

起来，耶路撒冷

你要奋起

连割断了与你的纽带的人，

兴起

发光

也重新连接，在回忆里，

我吞咽泥团，在塔楼里，

语言，阴暗的壁柱，

兴起

发光。

策兰承认，他（与他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父亲不同）在人生方向上已经与耶路撒冷决裂。被割断的纽带，他在回忆”之中重新连接。这个词汇概括了迈斯特·埃克哈特关于“记忆”的构词。自1959年起，策兰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担任德语讲师，因职业缘故，他不得不始终阅读德语文学。他诗中的斜体行句，直接引用了迈斯特·埃克哈特对《以赛亚书》第60章1节拉丁文本的讲道：兴起发光，耶路撒冷。策兰在受迫害时期以及病情发作时期度日艰难，仿佛在“塔楼”中。这似乎是在暗示患病的荷尔德林住在图宾根的塔楼里的形象。面对新的耶路撒冷以及塔楼的语言只能是一种“阴暗的壁柱”。诗歌在结尾回归《以赛亚书》经文的希伯来形式（在手稿中，策兰确实在此处使用了希伯来字母）。那么“第三以赛亚”对从巴比伦归家者的呼唤是否依旧有效，或者再次产生了效果呢？无论如何，这一呼唤已经因被神秘主义传统而断裂，占据了个人启蒙的某种救赎信息。

1969年秋天，策兰应以色列作家协会之邀，前往以色列旅行。归来后，他写下了一系列献给耶路撒冷的组诗。第十一首提到了尘世与天堂和耶路撒冷有关的号角：

小号的地点

深藏于灼热的

空白文本，

在高高的火炬里，

在时间的洞穴里：

倾听你自己吧

用那张嘴。

号角的吹响打断了时间的流动。策兰是否在指《圣经》的记载，当上帝向其子民颁布律法，西奈山喷出火焰，而一声号角（牛角小号）宣告了启示的开始？尽管他厌恶考古学，但他是否想到以色列在当时已经重新夺回了圣殿遗址的残墙，而那里某块古老的石头上就是号角吹响的位置？他是否在指犹太新年礼仪，以小号宣告一个新的开端？甚至，他是否吸纳了早期基督教团体《启示录》中的号角？我们并不需要一一确认这些细节，尽管人们在诠释过程中常常这样尝试。

第十三首诗提到了荷尔德林，就像在贝蒂娜·冯·布伦塔诺笔下那样，他仅仅称作“那位”：

我从两个杯子里饮酒

并且裁减

王的顿挫

像那位

裁剪品达，

上帝交出音叉

好像他也是那些渺小的

正义者，

我们的古铜币

从抽彩筒中掉落。

策兰饮下的不是红葡萄酒，也不是白葡萄酒：他是同时从西方与东方的两只酒杯中饮酒，荷尔德林与耶路撒冷同时在场。策兰“像”荷尔德林那样工作，这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也是在联结之中的对立。荷尔德林直到最后都在“裁剪”品达，裁剪伟大的诗歌。策兰则在短小的诗歌中裁剪“王的顿挫”。当两次重音相遇（如同在五音步诗歌中），诗句便被一次停顿剪裁。然而正是通过这种剪裁，两部分才被联结为充满张力的统一体。按照荷尔德林的阐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同样进行了这样的剪裁，先知提瑞西阿斯打断事件的发生，并以先知的透彻将其显现为众神搏斗中的转折。策兰的顿挫却是“王的顿挫”。在之前的诗集中，策兰借助格尔肖姆·肖勒姆的学术研究，把被烧毁的姐妹形象转化为“舍吉娜”(Schechina），即神圣本原的最后一次发散，在世上迷路，却依然面向创造公义的王。赋予策兰诗歌恰当基调的上帝以“渺小的正义者”的姿态显现，通过难以察觉的助人之举，在一切罪恶之后仍能将世界的天平重新校正。

荷尔德林画像

策兰的“裁剪”是从洪堡宫廷顾问、兼职诗人格宁那里借用来的，后者曾讥笑说连半疯的荷尔德林也在“裁剪”品达。策兰认为，“裁剪”很有可能意味着“胡乱折腾”。但其词根本义却是：下田、耕作、努力劳作。在策兰逝世时，威廉·米歇尔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一生》放在他的书桌上，书中记录了格宁的讥讽。但被划线标注的是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对菲利普·奥托·鲁内所说的一句关于荷尔德林的话：“有时这个天才变得晦暗，沉入他内心的苦井……”对策兰而言，荷尔德林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曾被斯特凡·格奥尔格圈重新发现（尽管他对晚期荷尔德林的关注超出了格奥尔格的发现）。策兰从未原谅阿多诺，因为后者最初以“放弃，永远也不会”“彻底”的“再三否定者”姿态，断言奥斯维辛之后，诗歌不可能存在。而当阿多诺试图净化格奥尔格，使后者脱离自身模棱两可的影响，重新凸显出来的时候，策兰更是觉得不可忍受。尤其是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总是处在海德格尔尝试阴影之下，后者试图在荷尔德林诗中读出对未来的宣告。如果策兰以一个“像”将自己与荷尔德林联系在一起，那么与海德格尔相比也有着明确的区分。“王的顿挫”走的是与荷尔德林、海德格尔不同的道路，却又始终与他们的道路相关联。就像荷尔德林呼吁自己时代的德国诗人时一样，策兰在1959年10月也渴望德国诗人为自己发声，因为他感到自己再次遭受迫害。1961年1月，策兰向瓦尔特·延斯寻求帮助。1月27日，星期五晚上，他从巴黎乘夜车前往图宾根，星期六晚就又乘夜车返回，翌日星期天就在家写下了诗作《图宾根，一月》。这首诗将荷尔德林纳入了那些具有破坏性的诗人，早在1月20日，他就给离开阿尔萨斯的伦茨送上了这个称号。于是，这位诗人又与1942年1月20日，与关于“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万湖会议之日联系在一起。如果策兰将自己比作患病的荷尔德林，那么他当然也能看出疾病种类的区别。（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分类，策兰并不属于荷尔德林与梵高一类，后者的疾病迅速导致自我毁灭，而更是接近于斯特林堡，直到生命尽头依然有充满创作热情的工作阶段。）

在与荷尔德林的关系中——策兰超越一切的核心关注是，德语抒情诗的语言如何发展出新的形式。在受难剧与清唱剧中，在音乐的伴随之下，散文也能成为伟大的艺术。那么诗歌如何才能结晶为新的抒情形式？年轻的荷尔德林追随席勒写过押韵的颂诗，歌颂人类的理想；随后，他掌握了艰深的古典颂诗，用六音步与五音步写下挽歌。克洛普施托克在传统之中敢于放弃押韵与固定的诗行和诗节形式，从散文出发，创造新的品达式颂诗。这些颂诗遵循严格的结构律法，是一个精密的构造。例如《帕特莫斯颂》，不仅有声调的变化，而且还在中间设有一节，而在这一节的中间宣告的正是基督重返的救赎消息。中间诗行被无数对称的结构环绕。那位病中诗人的作品常常在他手中碎裂。留下的大量残篇与片段也常常能独立构成短诗，比如《夜歌》系列对骤然来临的冬天的哀叹。策兰也在翻译工作的支持下，通过实验尝试了所有现存的德语诗体，随后建立起他特有的诗歌形式。这种形式解体为短小的诗句与开放的文本进程，而策兰依旧在追寻总体的完整性。若将《耶路撒冷组诗》的开篇诗，也就是早在1968年收到邀请时就已写就的那首排除在外，那么这组诗共包含十九首诗。第十首处于正中。它在篇幅上仅落后于另一首诗。而这首诗长达十七行的诗制造了关键性的转折：“说吧，耶路撒冷存在。”不是虚拟语气，而是直陈式的“存在”。这个“存在”是整组诗里唯一被加了下划线的词。在荷尔德林手中常常破碎的宏大诗篇，在策兰这里则以短小诗歌构成的多重对称的组诗重新确立。“存在”位于组诗。然而它并不是从古希腊传统发展而来的，而是与犹太传统中为受迫害者争取正义的问题相关。

回顾

对策兰诗歌的诠释要求我们重新澄清关于抒情诗本质的基本概念。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深信，当我们阅读一首以我们的母语写成的短诗时，我们不应依赖词典。因此他将“脆石”理解为“断裂与折叠的交织”，而“四指的沟壑”则被他理解为手掌内侧贯穿的横纹。读手相家在手纹里找寻“命运或本质的语言”。按照这一观点，诗是由源自共同语言、可以直接理解的象征所构成的事物。但难道没有一种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为“寓言”的情况吗？在最终意义缺席的经验中，某个共同体的人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意义开端，而这个开端无法被普遍推广。初升的太阳能够直接理解为不断新生的生命，而十字架或者绞刑架却永远作为救赎的标志，后者属于寓言，因为与某个独特的历史经验相关。在诗中，我们总能同时发现象征与寓言，但在策兰的诗歌中，占主导的却是寓言。伽达默尔想像马克斯·科默雷尔理解歌德的《西东合集》那样理解策兰。那么这是否就把策兰强行纳入了一个他实际上在拒绝的传统？策兰既不追随青年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文学起点，也并不认同《西东合集》所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他更觉得自己接近那位伦茨，在毕希纳的小说中离开歌德的斯特拉斯堡（最终在莫斯科去世）。在伽达默尔的诠释中，策兰诗歌的独特性消失了，变成一种特定的语言，与恩斯特·迈斯特、希尔德·多敏可以不加区分地并列在一起。但难道我们不该对此提出异议吗？

美国德语学者詹姆斯·K.里昂在策兰研究的方面与我具有另一种核心分歧。他称我的尝试是“拟态的”，试图捕捉策兰对波德莱尔“现代之美”公式的接受（策兰是通过霍夫曼斯塔尔接受这一公式的，后者曾自居“在无限的锐利之端”）。所谓“拟态”，是把诗理解为现实经验的呈现，以及对现实的开放性诠释（通常被称为“诠释学”）。与此相对的，是一条以彼得·斯聪第为依托的研究传统——并非基于斯聪第的解读，而是基于（至少是一些追随者的设想）他的所做，如果他没有像策兰一样投水自尽，他又会怎么做。根据让·博拉克的观点，大屠杀使一切宗教与诗歌传统的隐喻彻底失效（既包括纳粹的世界观，也包括旧约与新约的信仰）。策兰在诗中自我建构出一种新的现实，各种元素点燃彼此，最终融入某种结构。正如博拉克试图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出透彻的解读，导向某些结论，他也希望将策兰研究推向某种阐释的结果。无论如何，这样工作的阐释者在这种彻底的论战评论中迷失了方向，而至于博拉克是否真的对策兰的创作存在偏见，我们也必须检验细节。尤其值得怀疑的是，这种解读方式是否真正触及了策兰对诗歌的理解。对此，西奥·布克对博拉克的“全方位打击”提出了质疑。他引用策兰反复强调的话：他的诗歌并非难解，也并不隐晦。“请您相信我，”策兰绝望地反驳道，“每一个词都与我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的关联。但不，他们不愿意、不愿意理解……”

投身塞纳河并非策兰第一次尝试自杀，但却发生在所有人意料之外。策兰的妻子在布拉格寻找他，因为他原本打算前往那里。死讯公开后，人们纷纷猜测他走出这一步的缘由，甚至不清楚他是否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一决定。如果他真的是在蜜腊波桥附近的住所对面投水，那么他也许是想起了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曾经居住在巴黎。他的一首早期诗歌曾以茨维塔耶娃的话作为题辞：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而按照沙皇时代的观念，犹太人是肮脏的种族。日后，策兰的妻子（在去世不久前的一次巴黎谈话中）提到早期的诗句：死者双双浮游。如果当年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可惜经济拮据），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本可免于溺死于羊水。这一死亡与罪责感相连，最终也牵扯到了孩子父亲的命运。策兰甚至是否有可能想到了另一个生于4月20日的人，而他的一生正是要超越那种不祥的预言？甚至有一种“仅作为假设”的说法印刷发表，策兰担心切诺维茨的同窗魏斯格拉斯的一篇出版物会引发新的抄袭指控，甚至波及《死亡赋格》。

策兰之墓

种种揣测至今未断。我们是否不得不去在策兰的诗作本身之中寻找答案？大约在去世一星期前，策兰向以色列写信，说他的卡夫卡研讨班进展顺利。他引用了卡夫卡日记中的一句话：卡夫卡在创作如《乡村医生》之类的作品时短暂地获得了满足。但他也补充说：“幸福只有在我能将世界提升到纯净、真实、不变的层面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个意义上，策兰的抒情诗正是我们时代的语言，它直接触及了这一时代的不幸，通过对迫害与苦难的记忆，为另一种更美好的时代开辟道路。次日，即4月13日，策兰写下了最后一首诗。诗中再次提到葡萄园或者种葡萄者：他们从象征土地与阳光相遇的葡萄果实中酿造出赋予生命的酒。然后“无形者”要求“风”进入“界限”（风是精神，是决定时代的“普纽玛”）。接下来，策兰又一次提到“敞开者”。他们的敞开源自那个敞开者，自《无人的玫瑰》起，策兰就已从犹太教传统中理解了这一“忠诚”（Emunah），而不是从古希腊传统的“真理”（Aletheia）理解。策兰最后写下的诗句是：“敞开者在眼睛背后/携带那块石头，/它认出你，/在安息日。”那块石头就是干枯的苦难，支配一切观看的观察，支配世间的所有方向。这块石头认识诗人，使他成为它的见证者。因此所有时间与永恒产生关联，就像在安息日那样。策兰此时再次将“Sabbat”（安息日）拼作“Sabbath”，让德语的发音方式贴合希伯来语。这位用德语写作的犹太诗人经历了我们这个世纪的灾难深重历史，却还是在写完最后的诗后，带着他民族古老的希望走向了死亡。

奥托·珀格勒（1928-2014）：德国哲学家，专精现象学和海德格尔。

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澎湃新闻编辑胡宝秀素材来源央视新闻、中国政协网 — Sun, 20 Sep 2026 23:34:55 GMT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开幕。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单项冠军县，何以扛打｜一万个“跑瓶子”的人，撑起郓城酒类包装之都

澎湃新闻记者刁凡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记录中国团队陈炳佐张海燕唐泽楷刘珂乐陈灵欣戴慧莹孟欣然沙梦蝶席瑞璇翁之颢 — Sun, 20 Sep 2026 23:32:26 GMT

“这种瓶子我们肯定能做，标签、瓶体、瓶盖儿得分开收钱，一个瓶儿这次收你1块，大公司，贵点但肯定有保障。”

中午时分，山东郓城一家酒店大堂的角落里，一个人拿着玻璃瓶正对着顾客熟稔地报价。这位报价的人是当地玻璃瓶产业的业务员，郓城当地人叫他们“跑瓶子的”。

业务员的规模在高峰时可以超过1万人。在郓城，十多个人中就有一人从事玻璃瓶制造的相关工作，而其中又有十分之一是业务员。

他们背着样品，怀着对自家产品的自信走南闯北，用一台工作手机和自己的脚步打通终端的销售渠道。

海报设计郁斐

上世纪80年代，丁里长街道于北村十几户村民开始加工回收酒瓶的毛刷。90年代初，郓城首个玻璃瓶厂投产。

经过近五十年的产业积淀，郓城的玻璃包装生产加工产业已经成为了全国的县域隐形冠军。全县有500多家酒类包装企业，瓶盖产量占全国30%，酒瓶产量占全国15%到20%。

规模庞大的酒类包装产业为这些“跑瓶子的”提供了单子，而他们的汗水与口才，则是郓城全县玻璃包装产业得以正常运转的底气。

郓城小型玻璃瓶。陈灵欣图

入行

业务员侯海涛在村里做了6年的村支书，当时负责扶贫工作。“扶贫工作做完的时候，感觉自己的任务就告一段落了。”这时的他想寻找下一阶段的事业方向，“我一看身边的朋友，很多都在做玻璃瓶，各个生活条件都很好。而且口碑上，大家说起咱们县的玻璃产业，都是竖起大拇指。”

他最开始也想过自己开玻璃厂，但创业需要本金，自己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做不了老板，那做业务员再好不过了，郓城有很多大的玻璃厂，依靠着平台去做，肯定能有出路”。

2021年，侯海涛进入了瑞升玻璃，开启了自己的业务员之路。

“一上来跑单子也不现实，毕竟那个时候啥也不懂，”在侯海涛看来，蹲车间就像是业务员的“成人礼”，只有在车间全流程跟过一遍的业务员，才算真正入了行，懂了专业知识才能接单。于是，侯海涛就在车间待了整整两个月，从热端窑炉，再到产品检测，每一个细节都会在之后的业务洽谈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事实证明，蹲车间确实让他有了不小的收获：“一开始刚做质检的时候，我就很惊讶，觉得那边上摆的瓶子挺好，都能拿来喝酒，扔掉可惜了，后来才知道，客户对每个瓶子都有严格的要求。炸口、裂纹，甚至是瓶身薄了几毫米都是不行的。”

知道了瓶子是怎么造的，就该上“业务课”了。“开始刚起步，公司会给我们一两万的小单子试试手，小酒厂做下来了，再慢慢往大了派。”

在侯海涛所在公司的业务模式里，订单来源一般相对固定，而非业务员自己从零寻找。“我这里有一半的客户是直接线下来展厅的，他们来，我们就线下对接。三分之一是展会的订单，剩下的那些是公司直接给单。”做业务时，业务员需要穿着统一制服，打出公司的服务品牌。

侯海涛说，他四十出头的年纪在业务员里已经是“长老”级别的了。与他相比，29岁的李镇宇算是郓城业务员中的新生代。

李镇宇最初在郓城做着服装生意，但效益一直不尽如人意，他就动了转行的念头：“做服装和做玻璃瓶不一样，玻璃瓶给客户，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硬性指标摆在那里，每家公司都有明确的定位，但服装就全凭个人喜好，我没法去猜”。

2022年，经介绍，他开始当起了兴联玻璃的业务员。那时的兴联玻璃也才刚刚起步，对于李镇宇而言，入行的原因非常朴素：“这个瓶子是县里的支柱产业，我就想着跟着大步伐走。”

与侯海涛不同，业务员李镇宇仍在用最原始的方式“跑瓶子”。

2023年下半年，李镇宇第一次出差，背着个包，捎着酒瓶就开始到处跑。“挨家挨户地跑，当时在浙江找包材厂去推我们的瓶子。实际上我预约不到，门卫都不让你进，当时我就在门口等着，逢人出来就问，问负责采购的是谁，慢慢地至少就有人愿意给个电话。”

跑了七八天，李镇宇问到了不少电话，但只成了一单。在他看来，这一单能成还是靠运气：“这一个订单还是因为他找别人在我们厂里生产过瓶子，他知道我们的质量。然后我正好赶过去，然后就做了第一笔订单，开了20万左右的销售额，虽然对于现在来说是个很小的数目，但在当时已经算是可以了。”

虽然铩羽而归，但李镇宇未曾失了底气：“怯场这种事从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说实话，干销售是没有门槛的，但我要做出自己的门槛。”

为了了解玻璃瓶，他就与时间比赛，在车间里紧跟每一个环节。“我一直都在学，每款产品有什么特点，又有什么问题，都会去一点点钻研，能自己做的生产流程就自己做。”看了无数只玻璃瓶之后，这个初中学历的年轻人硬是把自己磨成了专家。

现在的李镇宇早已不用担心单子不够。

“慢慢地，我一边在接触客户，一边也在选择客户，他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厂做不到的，我就不会再联系，而是把精力放在更对口的客户上。”

说着，他身体往后靠了靠，原本严肃的脸也笑了一笑。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我感觉更稳，更踏实了。”李镇宇说。

等待贴花的玻璃瓶。唐泽楷图

中流砥柱

李镇宇的一天，基本就是两点一线：“每天从早到晚，除了接电话就是在车间里。”一早到公司之后，他会先去车间看看产品的产量，以此提前规划发货时间。他有一部工作机，只用来接客户的电话，早晨充满电的手机，一个白天就能把电量耗光。

侯海涛也有两部手机，为了防止遗失，手机的屏保显示的是他的姓名、公司和另一部手机的电话号码。“手机不能丢，这里面都是客户的资料，吃饭用的。”

他的微信好友有5000多人，通讯录里存了三四千个号码，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半夜接到电话是常态：“国外客户有时差，凌晨两点多钟，我睡得正香，人家那边刚上班，就会给你打电话。”而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发生。

凌晨的电话还有可能来自车间。业务员通常主导着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需要将客户的要求翻译成对车间的指令。“车间生产每到换产的时候，他必须给你打这个电话，问你质量标准。”有时机器出故障导致瓶子出现瑕疵，电话也会来。李镇宇对这套全天候待命模式早就习惯了。

“没办法，做业务就得这样。”

据侯海涛介绍，一个业务员一个月最多能做30-50家客户，销冠的销售额可达一年上亿元。但是，业务员绝不只是拉订单那么简单。侯海涛给自己的定位是“中流砥柱”。

“对企业来说，业务是最重要的，每一个单都离不开业务。我们的业务主要是和客户一对一沟通，跟踪产品质量与进度。从打样、生产，到发货、后期反馈，都是一跟到底的。”他所在的公司每个月都会开一次业务大会，甚至有时一个大会只讨论一家客户。会上，业务员是主角，股东们听他们讲市场一线的反馈，据此调整生产策略。

除了企业内部业务员之外，在郓城，还有一支庞大的“编外业务员”队伍。

侯海涛所在的公司有46个业务员，这在郓城已算得上规模很大。但放眼整个行业，真正的业务员队伍远比这个数字庞大。郓城玻璃行业的业务员群体，总数在一万人左右。“这些编外业务员没有工厂，靠信息差和人情吃饭。比如说我们公司这个瓶子的出厂价是一块钱，编外的业务员就可能卖到一块二或者一块三。酒店里那种没穿制服的讲价人，大概率就是编外业务员。”

编外业务员在发展初期的确撑起了这座县城玻璃产业的销货渠道，但由于不受企业直接约束，确实也容易出现一些乱象。有的编外业务员带着好几家公司的名片来到展销会，扮演不同公司的业务员与客户洽谈。还有的收到客户预付款后吃喝玩乐，买了车，把钱花完，等到客户上门提货时，人早已消失不见。“客户以为是你公司自己的业务员在和自己谈，出事了之后，这些客户找不到业务员本人，就会把公司拉入黑名单。”

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信誉，也因此倒逼正规企业建立壁垒。现如今，客户签合同都要认公司公章和公账，不再把钱打给个人。侯海涛说，只有有资质的企业才能拿到订单，而一些小厂破产之后，舍不得已经积累下来的老客户，只能关掉自家炉子，拿着订单来找大工厂代工，自己从厂长变成业务员。

郓城的业务员里，有一部分人绕过小厂，直接去对接订单量大、但付款方式苛刻的大酒厂。这类厂子不给现金，给支票，账期压半年也是常有的事情。有的酒厂甚至要等自己的酒卖完回款了再拿钱给供应商。但半年之后，业务员等来的不一定是钱，也可能是几箱酒。小业务员资金有限，几十万、上百万压在里面，周转不开，人就出局了。

侯海涛觉得，“跑瓶子”这个行当，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最起码人得讲诚信，得脚踏实地吧。”

等待“退火”的玻璃瓶。唐泽楷图

“春江水暖鸭先知”

业务员站在市场最前线，最先感知行业的冷暖。

侯海涛入行时，正值白酒行业的调整期。“白酒订单确实少。比往年少了得有1/3。从2020年左右开始，白酒市场就明显有些萎缩了。”

依托白酒发展的酒类玻璃包装市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侯海涛发现，“现在大家更喜欢喝中低端酒”，相比于之前作为主流的“酱香型白酒，清香型、低度酒、果酒开始流行”，适配这类新品的小容量包装需求在持续上涨。

兴联玻璃的总经理杨遵凯2012年12月退伍后，从卖酒盖跑业务起家，恰逢江小白带动小酒瓶热潮，“那几年小瓶子一瓶难求，我们在外面包了五六条线打小瓶，最厉害的时候，一年做过1亿只玻璃瓶，挣到了第一桶金”。

从前年开始，兴联便不再去其他糖酒会了，只参加美博会。“现在参展的企业，以及其他糖酒会的规模，都比五六年前要小了。但美博会不是，原来10万的展位，现在30万都不一定能拿到手。”面对这一变化，兴联玻璃率先完全转型，专做香水、香熏等日化玻璃瓶包装。

同属兴联玻璃的李镇宇，也见证了企业更早一步的转型。同样身为业务员，他也感知到了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尤其是香水订单，多数香水厂的订单以出口为主，在国外，香水是必需品，他们每天都要用的”。

而国际局势的动荡，国外能源价格不断上涨，欧洲很多传统玻璃瓶企业停工停产，国内的香水瓶订单也因此迎来了爆发。“这些订单不是一点点地上升，而是持续在飙升，”李镇宇说。从小型白酒瓶起家，逐步拓展至香薰瓶、化妆品瓶，兴联玻璃赛道的转换，是业务员们一家家跑出来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水凉还是热，你自己不去试，是永远都想不清楚的，”瑞升玻璃的总经理刘磊提到，“业务员更了解，也更容易看到市场”。瑞升玻璃的创始人便是业务员出身。

这种对市场洞察的底子，将很多业务员推成了老板。

祥盛玻璃的总经理刘磊也从“跑瓶子”做起。2009年10月，他做业务员时，2011年销售量就达到一个多亿，利润1000多万。

他回忆当年“跑瓶子”时的场景：“业务员从玻璃厂采购毛坯瓶，再分头对接不同作坊完成上色、深加工、配套瓶盖等工序。一只毛坯瓶一块五，深加工加价一块，瓶盖五毛，整体成本三块；业务员自行垫资统筹所有环节，组装后以三块五的价格卖给客户，赚取差价。”早期整条产业链，正是依靠大批业务员这样串联运转起来，支撑起郓城玻璃产业的“主要靠业务员”，“这个销售模式也是全国独有的销售模式”。

对祥盛玻璃的刘磊而言，做业务员“感觉老是悬在空中，不接触实体，就不得劲，这好像不是我个人的最终理想”。2016年，他和合伙人“5天跑了5000多公里，从河南、湖北、湖南、安徽转到浙江，一点点去找资源，去了解最新的生产工艺”，利用自己先前的业务，注册了祥盛玻璃，2017年9月第一台窑炉点火。

祥盛玻璃总经理刘磊展示创意地球仪造型酒瓶。唐泽楷图

在这些经营者看来，业务员处在市场一线，能够最早发现行业变化。企业产品方向的调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业务员从市场端带回的信息。

从一开始背着包敲开陌生企业的大门，到如今连接全国市场，郓城“跑瓶子的人”跑出的，不只是一笔笔订单，也是一个传统产业的绝对韧性。

一只酒瓶从这里出发。而在它背后，是一群永远在路上的人。

海报设计郁斐

中青报刊文：AI抢不走工作，但会改写青年的“入场方式”

丁岩、王海军/中国青年报 — Sun, 20 Sep 2026 23:19:39 GMT

高校毕业生用人工智能梳理招聘信息、修改简历并模拟面试；设计专业的青年借助人工智能生成产品草图、快速验证创意；返乡创业青年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市场需求、制作宣传内容、处理客户咨询……过去需要多人协作或购买专业服务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在较短时间内启动。人工智能进入求职、工作和创业的具体环节，改变了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

青年从校园走向工作岗位的过程中，难免存在转换摩擦、经验不足、信息不对称和技能适配不足等问题。人工智能既可能降低青年求职和创业的搜寻成本，也可能改变入门岗位的任务结构。需要追问：青年会不会因为善用人工智能而获得更多发展可能？入门岗位中的常规任务被自动化后，年轻人如何积累最初的职业经验？创业门槛降低，会不会同时带来产品同质化和低水平竞争？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只讨论人工智能“能不能用”，还要考察它如何嵌入青年成长、就业和创业的全过程。

人工智能改变的是任务组合和创业成本

从劳动经济学的任务视角看，一项职业通常由信息搜集、内容制作、沟通协调、专业判断和责任承担等多种任务组成。人工智能更容易替代规则清晰、重复度高的部分，也能够帮助劳动者更快地处理信息、比较方案和完成初稿。它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是把某个职业整体拿走，而是重新组合职业内部的任务。会使用人工智能、又具备行业知识和判断能力的人，往往能够把更多时间投入客户沟通、现场处置和创新决策。

初入职场者经验和资源有限，人工智能可以充当低成本的学习助手，帮助其理解岗位要求、补齐基础知识、练习工作流程。在公共就业服务中，技术还可以识别技能与岗位之间的差距，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位推荐和培训建议。例如，一些地方将就业登记、企业招聘、教育培训等数据接入智慧就业系统，为求职者精准匹配岗位。类似实践表明，技术赋能就业服务，不只是把岗位推得更多，而是把服务送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边。当然，最终判断仍需求职者结合个人意愿、能力基础和岗位实情作出。

人工智能也在降低创业的固定成本。市场分析、文案设计、财务整理、在线客服和多语种沟通等工作，可以由小团队借助工具完成。青年创业者能够用较低成本测试一个产品、服务一批客户，再依据市场反馈调整方向。人工智能还催生模型应用、数据服务、智能制造、文化创意等新机会，使创业不再局限于开发底层技术，熟悉产业、社区和具体生活需求的青年，同样可以从新场景中找到创业切入口。

值得注意的是，入门任务减少可能使青年失去观察、练习、应对错误等积累经验的机会。许多职业经验正是在整理资料、完成初稿和跟随前辈工作的过程中形成。如果企业只是用人工智能压缩初级岗位，却没有设计新的学习任务和晋升通道，短期效率提升的背后，可能伴随着人才梯队变薄。人工智能促进就业的关键，在于把节省出来的时间和成本转化为新的服务需求、创新活动和青年成长机会。

会使用工具还不等于形成职业竞争力

人工智能使用门槛快速下降，“会不会用”正在让位于“能不能用好”。输入一段指令、生成一份材料，只是工具操作。深层的职业能力包括发现问题、提出有效问题、核验事实、理解行业规则、与人协作并对结果负责。缺少专业知识时，青年可能难以识别模型生成内容中的错误；过度依赖模板，还容易使简历、方案和创业产品趋于雷同。看似提高了产出速度，实际竞争力并未同步提高。

青年之间的人工智能机会也并不均等。不同学校、专业和地区在工具接入、课程资源、实践场景和教师指导方面存在差异。家庭条件较好的青年更容易获得付费工具、实习项目和专业辅导，部分县域青年、职业院校学生和灵活就业青年则可能只接触到零散的网络课程。如果培训只教通用操作，缺少真实任务和行业知识，新的技能差距仍会形成。

还要看到算法进入招聘和创业服务后的新风险。自动筛选简历可以提高效率，但训练数据中的偏差可能影响评价结果；求职者上传简历、作品和测评信息，也会带来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创业者使用生成内容时，还可能遇到事实失真、知识产权归属不清和商业数据泄露的风险。青年处于职业起步期，一次错误评价或数据滥用可能产生较长影响。因此，人工智能应用越深入，透明规则、人工复核和申诉纠错越需要同步跟上。

让技术红利转化为青年发展能力

首先，把人工智能训练嵌入真实的学习和工作任务。高校和职业院校可以围绕本专业常见任务设计课程，例如让新闻专业学生核验生成内容，让制造类专业学生分析设备数据，让商科学生完成市场调研并说明判断依据。企业可以开发人机协同的见习岗位，让青年在使用工具的同时接触客户、生产和管理现场。四川天全县近期开展的求职实训，将市场调研、方案策划、视觉设计等工具应用与本地茶叶、文旅等真实项目结合；结营时，31名学员中16人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其余15人进入跟岗锻炼计划。这个小规模案例说明，培训只有接上真实任务、企业评价和岗位对接，才可能从“学会操作”走向“形成能力”。

其次，形成更加公平、可信的智能就业服务。公共就业平台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提高岗位归集、能力诊断和供需匹配效率，同时保留职业指导人员的解释与复核。岗位推荐应说明主要依据，避免以学校、地域、性别等与胜任能力缺少直接关系的信息形成隐性门槛。针对县域青年、职业院校毕业生、残疾青年等群体，应提供可负担的工具、基础课程和线下辅导。对企业引入人工智能后的岗位增减、技能变化和青年入口岗位变化，也需要持续监测，及早提供转岗培训和就业援助。

再次，为青年提供用人工智能解决真实问题的创业条件。各地创业园区和青年创业服务机构可以开放合规的模型工具、算力资源、行业数据和测试场景，提供知识产权、数据安全、财务和市场验证辅导。苏州工业园区设立规模10亿元的青创基金群，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政策性股权投资；独墅湖青创港二期计划新增320个共享工位，南岸新地OPC创新社区则配置空间、技术、合规、市场转化等14类服务要素。这类探索的意义，在于把单一补贴转为贯穿创业全过程的要素支持。与此同时，项目评价仍应看真实订单、用户留存、现金流和带动就业的效果，防止简单追逐“AI项目”标签。政府、企业也可在规则公开、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布小型应用需求，让青年团队以解决具体问题获得首批客户和可信业绩。

就业创业权益保障也要适应人机协同的新形态。企业应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审核责任，不能把模型错误简单转嫁给一线青年劳动者；平台需要说明数据使用范围和自动评价规则，畅通人工申诉渠道；对依托平台承接任务的青年，还应完善劳动报酬、职业伤害和社会保障安排。只有让效率提升与能力成长、机会公平和权益保护相互衔接，青年才更愿意长期投入，也更有可能在技术变化中形成稳定预期。

人工智能赋能青年就业创业，最终要落到具体的人和岗位上。它可以帮助青年更快学习、更准求职、更低成本地验证创意，也会改变青年积累经验和进入职业的传统路径。面向这一变化，政策需要把工具供给、能力培养、场景开放和权益保障贯通起来，让青年能够使用人工智能、驾驭人工智能，并凭借真实能力获得发展机会。

（作者丁岩系西北师范大学讲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领导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王海军系北京物资学院教授）

亚洲数据中心热潮面临“天花板”：水电、人才与民意成约束

澎湃新闻记者陈沁涵 — Sun, 20 Sep 2026 23:16:48 GMT

今年8月，中亚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罕见的夏季停电，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大片区域陷入了长达数小时的断电。

这起事故引发对区域电网能否承载数据中心扩张的讨论，折射了亚洲地区的新现实：随着数据中心及相关基础设施迅速增长，大规模项目建设浪潮正带来能源供应和周边环境压力。

在东南亚，各国政府将蓬勃发展的数据中心视为吸引投资和支撑经济增长的途径。菲律宾9月8日公布了一项预计需投资344亿美元的七年期总体规划，计划在全国建设AI基础设施，寻求从“软技能”战略向高算力处理转型；印尼政府则准备将其数据中心的建设从爪哇-巴厘岛扩展至东部地区，称其2026年上半年吸引的数据中心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400%。

在南亚，印度正通过价值数十亿卢比的地方激励措施支持谷歌和亚马逊等巨头开展数据中心建设，该国已安装的数据中心电力容量呈现大幅增长，从2020年的约375兆瓦（MW）升至今年8月的1.57吉瓦（GW）。

与此同时，韩国、印度、新加坡等地都出现了民众对数据中心的投诉和反对声。这股热潮对亚洲的电网和供水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多国开始重新审查数据中心建设并完善相应法规，公众意见与资源承载力的考量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但一些国家仍处于粗放的“抢滩”模式。

另一方面，人才短缺也成为数据中心的扩张瓶颈：印度预计数据中心可创造近10万个工程岗位，却面临高校毕业生失业与专业人才不足并存的矛盾。印尼同样存在行业与教育脱节问题。

脆弱电网之上的中亚数字野心

吉尔吉斯斯坦能源部门称，8月14日托克托古尔水电站的两台机组发生短暂停机，造成约600MW的初始电力损失。跳闸事故在短短几分钟内便在互联系统中引发连锁停电，波及多个中亚国家。

哈萨克斯坦国家电网公司表示，吉方电网的损失导致其配电系统出现失衡，进而引发输电线路跳闸。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长前顾问奥尔扎斯·拜迪尔迪诺夫对日经亚洲表示，事故扩大与哈萨克斯坦一侧的电网防护机制有关：在发生大容量电力损失后，哈萨克斯坦电力系统本应及时与区域电网解列、转入独立运行，以避免故障进一步传导，但这一机制并未实现。

“过去这种事故通常发生在冬季，但这是第一次在夏季发生。”他说。

电网运行和供应缺乏保障之际，数据中心项目正在中亚相继落地。哈萨克斯坦在英伟达和美国AI云计算和基础设施公司Firebird支持下开始建设“数据中心谷”，首个50兆瓦设施计划2027年6月投运，园区远期目标为1吉瓦。总理奥尔扎斯·贝克特诺夫表示，项目已吸引了超百亿美元的外资。

英伟达称“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能源”，但这一前景建立在煤炭之上——2025年，火力发电占哈萨克斯坦总发电量的74.4%。该国发电缺口约为15亿千瓦时，自俄罗斯净进口约24.8亿千瓦时。

乌兹别克斯坦的数据中心建设也如火如荼。沙特阿拉伯数字基础设施运营商DataVolt正在塔什干建设数据中心，乌兹别克斯坦电信与日本丰田通商、IIJ、NEC和NTT Communications合作，在塔什干、布哈拉和浩罕建设数据中心，并扩容相关电信和数据网络。这些项目仍然面临电力和水资源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只有30%的电力可被视为绿色能源，其余大部分由天然气提供，沙特公司承诺循序渐进推进设施的绿色化改造。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计划未来5年与私人投资者合作建设20个数据中心，总容量超过500兆瓦。若这些数据中心长期满负荷运行，其年耗电量约43.8亿千瓦时，相当于该国2025年全年发电量的约5%。随着大规模数据中心接入电网，乌兹别克斯坦还需要同步扩大电力供应、储能和输配电基础设施，以降低数据中心负荷在用电高峰期对居民和其他用户供电的影响。

有观点主张，中亚监管机构应强制要求大型设施自行资助其新增用电需求中的很大一部分。而数据中心也可能会选择完全脱离主电网运行，这取决于投资者的资金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泰国踩“急刹车”，新马重构规则

泰国今年经历了数据中心建设的飞驰与急刹。根据泰国投资委员会的数据，今年前六个月，政府批准了88个与AI和数据中心相关的项目，总投资额达8860亿泰铢。上半年科技领域的投资额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额。然而，这一切在9月初被紧急叫停。

9月4日，泰国政府要求49个在建数据中心项目暂停施工、冻结117个待批项目，理由是为了给官员争取时间制定新的行业法规，预计新规将在一个月内公布。“今天的决定并不意味着泰国对数据中心投资关闭了大门，我们只是希望制定出明确且一致的标准，以确保该行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泰国财政部长埃克尼提·尼蒂坦普拉帕斯说道。

随着服务器机房在泰国春武里府和罗勇府等东部经济走廊（EEC）激增，当地农渔业社区对水资源安全的担忧急剧上升。泰国产业城开发商安美德集团对媒体表示，一些数据中心开发商同时向多家供水商申请用水指标，导致各方统计的潜在用水需求被重复计算，地方政府或供水部门看到的需求数据可能被人为放大，很难判断当地水资源到底能够支撑多少座数据中心。

为了便于建设和运营，数据中心等大型设施的选址越来越靠近曼谷，冷却系统产生的持续噪声，以及发电机运行时排放的高温废气，也开始引发周边居民对生活环境的担忧。

数据中心选址也存在审查漏洞。据彭博社报道，在国家层面叫停数据中心项目之前，曼谷市长查察·西提潘曾表示，一家建在医院附近的数据中心因遭到投诉，暴露出数据中心可按“仓库”申请许可证的监管漏洞。曼谷市政当局随后暂停审批另外三个相关项目。

自今年4月起，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已不再接收新的数据中心投资优惠申请，同时BOI、国家水资源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NESDC）正在敲定计划，要求所有未来项目必须通过“四大支柱”审查框架，涉及能源安全、水资源限制、环境影响和本土效益问题。

相较之下，新加坡早已迈出了审查和政策收紧的一步，并走向执行可持续发展标准的道路。因土地、电力和水资源吃紧，新加坡2019年暂停批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用地和项目申请，2022年有条件地结束了暂停令，引入更正式的可持续发展标准，比如要求极低的电能使用效率（PUE）限制、采用“绿电”等。

新加坡的暂停令将部分需求推向了邻近市场，紧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柔佛州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亚马逊、微软等巨头纷纷涌入。今年2月，柔佛州南部依斯干达公主城的居民对ZData Technologies的一个数据中心项目发起抗议，抱怨水压下降、施工扬尘，更对“山头被刨平”的环境景观破坏表示愤怒。

为了应对民意反弹，柔佛州政府规定，新的数据中心项目必须说明电力来源，是否使用可再生能源成为项目审批的关键条件。2025年底，柔佛州宣布不再批准Tier 1和Tier 2这两类极度耗水的数据中心。今年以来，马来西亚收紧数据中心用电管理，通过提高实际用电达标要求并设置费用机制，遏制开发商过度申报、囤积电力容量。

未来，亚洲地区的公众和政府预计将对数据中心进行更严格的审视。韩国首尔永登浦区厅8月表示，首尔区长会议一致同意，要求首尔特别市政府对新建数据中心的建设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各区还计划推动修改《建筑法》，以允许地方政府拒绝在准住宅区、准工业区和商业区规划建设数据中心。

印度与印尼算力繁荣中的岗位鸿沟

印度正在砸重金支持谷歌、亚马逊等巨头在本土开展数据中心建设。9月初，印度工商部长皮尤什·戈亚尔表示，该国有望吸引至少20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投资。政府押注这些设施将推动从电力设备到信息技术服务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扩张。

印度国务部长吉滕德拉·辛格曾在5月表示，到2030年，数据中心建设可能会在电气和机械工程、暖通空调和制冷、关键设施、电力系统、网络、网络安全和调试等领域创造近10万个工程工作岗位。

数据中心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印度急需的，但这种人力需求是否能精准吸纳一部分失业人口仍存疑问。印度阿齐姆·普雷姆吉大学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15至25岁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接近40%。

建设一个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在建设阶段，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可以创造1000-1200个直接的蓝领工作岗位。”印度企业Yotta Data Services联合创始人苏尼尔·古普塔告诉印度《经济时报》，一旦设施投入运营，人员构成就会发生变化，白领员工占比约为六成。

随着数据中心内部功率密度的提高，冷却可能成为该行业最大的人才瓶颈之一。印度一家人力与劳力派遣公司表示，高压电气工作、液冷系统和关键设施管理是目前最大的人才缺口领域，其资深专业人员退休的速度远超新人才的培养速度，超过70%的核心监控和事件响应岗位都难以招到人，人才短缺已经转化为薪酬溢价。

行业与人才的适配失调也是印尼面对的问题。在东南亚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印尼将自己定位为潜在的数据中心枢纽，正扩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是我们吸引外资进入印尼的优先事项之一，因此应当给予其专门的政策支持。”印尼投资促进部副部长努鲁尔·伊奇万3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由于数据中心属于高度保密的设施，企业往往无法或不愿分享运营知识，也不愿提供培训准入。据亚洲新闻台报道，印尼群岛数据中心学院创始人埃里克·哈迪表示，“大家被禁止对外分享他们具体从事的工作。这就导致数据中心行业需要的人才与教育领域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断层。”

微软公司正与印尼政府合作，通过本土化的AI培训项目Microsoft Elevate培养数字人才。微软此前表示，该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帮助超过120万名印尼人获得AI技能。

分析认为，未来的数据中心枢纽竞争不再是单纯的成本逻辑或抢地盘，而是规则适应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才匹配与本土共生能力的综合较量。

对话｜岛国沉没倒计时！图瓦卢青年为何拒绝当“气候移民”？

澎湃新闻记者马栎程 — Sun, 20 Sep 2026 23:15:29 GMT

图瓦卢是全球首个因气候变化而实施整体人口迁移的国家，首批“气候移民”已于2025年下半年抵达澳大利亚。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到了26岁的图瓦卢当地青年马埃利・约阿内。他亲眼见证海水倒灌一次次摧毁农田与家园，即便如此，他依然选择不移民。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他感受到的气候变化冲击。

共赴“上海之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亮点抢先看

澎湃新闻记者朴姜 — Sun, 20 Sep 2026 23:06:02 GMT

2026年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塑造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强劲创新活力的中国形象。目前，开幕式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经过多轮排练和全要素综合演练，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本届世赛开幕式总时长约90分钟，主创团队以年轻人为主，演员总计近1300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仅7岁。日前，记者走进开幕式场馆——世博文化中心观摩了彩排，提前感受了这场开幕式青春、热烈、昂扬的气质。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彩排现场本文图均为主办方供图

一座舞台诠释技能之美

走进世博文化中心，舞台空间被重新定义。据舞台制作团队介绍，舞台空间做了多维度立体式划分，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象“榫卯”为基底，地面则被整体抬升为一个巨大的表演舞台。上海广电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巍介绍，这种“四面环绕”的舞台结构，让参赛选手可以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

开幕式上，观众将沉浸式感受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众多中国古代技能高手将从典籍中“醒来”，在近万名选手和观众面前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舞台将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将展现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的全球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图景。

开幕式还首度打造内外场联动，位于室外庆典广场的外场舞台通过一条“技能梦想大道”连接内场，各代表团将先在外场与3500余名观众见面，再进入内场完成入场仪式。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彩排现场

一群青年点亮技能梦想

开幕式文艺展演以青年为核心叙事主体，让技能青年站上舞台中央。

世界技能大赛是一场属于年轻人的赛事。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的年龄在世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且每名选手只能参加一个项目、只能参加一届大赛。开幕式紧扣这一特质，把年轻人放在整场演出的核心位置。

开幕式上，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将先后登台，讲述他们各自的技能成长经历。他们来自不同大洲、不同技能领域，经历各不相同，但诠释了同一句话：技能能够改变人生、照亮前程。

与此同时，开幕式演出团队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专业院团以及戏曲、武术等专业院校的青年表演者。在仪式环节，6位我国往届世赛金牌获得者将担任护旗手，护送国旗入场，将国旗传递至仪式台。环道两侧则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模范精英代表和优秀技能青年。

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将是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彩排现场

一场共舞奔赴未来之约

开幕式上，还会展现演员与最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共享一个舞台的盛况。执行总导演鲍疏桐介绍，在这个节目里，机器人不再只是舞台上的道具，而是共同完成表演的伙伴。

在长达数月的排练中，机器人定位、灯光配合等多工种人员完成了协同技术攻坚。AI解决大量演算和纠错工作，而带有情感与创意的核心部分，仍然由人来完成。机器人表演，和技能青年练本领，路径不同，道理却相通：都要通过反复训练，把能力稳定地输出。当机器人和技能青年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观众看到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表演，更是人的技能在支撑这一切。这也呼应了节目想要表达的主题：在机器人的托举之下，人类才是世界的主角。

舞台之上，技能与青春交汇；黄浦江畔，中国与世界相约。9月22日晚，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将拉开帷幕，让我们共同见证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彩排现场

中国创新药走到转折点：何时能出百亿爆款？

澎湃新闻记者季敬杰 — Sun, 20 Sep 2026 23:02:31 GMT

历史上全球大型制药企业都是被几个超级大单药所驱动的。有预测称，到2030年，“减肥神药”替尔泊肽（Tirzepatide）的全球年销售额有望突破700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多家制药巨头的全产品线营收总和。

一款药物足以撑起一家市值破万亿美元的制药巨擘，也是国家药物创新能力的最好证明。9月19日，在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资本聚势·生态共筑”上海国投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大会上，来自产业和资本的代表们表示，中国创新药正处于从成本与工程效率优势迈向全球价值分配主导权的转折点，要出现“爆款”新药，还需在源头创新和商业运营上下功夫。

创新能力增加，价值却打折扣

随着研发能力的增强以及跨国药企因专利到期而萌生的采购需求，中国创新药正迎来密集的技术出海浪潮，2024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规模已突破千亿美元，占据全球管线交易的近半壁江山。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胡旭波指出，得益于工程师红利和制度优势，中国新药研发的成本较欧美低50%至70%以上，临床前和早期推进速度更呈现数量级优势。

对已有技术路线进行工程化改良、根据已知靶点筛选更有效的药物分子，虽然也是创新，但市场期待的往往是新的疾病靶点和治疗机制。跨国巨头用以构筑万亿市值的核心底层品种绝大多数依然源自欧美实验室，中国自主研发、能够独立享誉全球市场的重磅爆款依然缺席。

胡旭波指出，根据业内预测，到2035年，全球排名前十的药物中，可能会有1到3个品种来自中国。“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品种大概率是以BD（商务拓展）的形式被海外大厂买断或引进，最终统计的是跨国药厂的全球销售额。”

管线输出繁荣，但经济价值不及预期，这可能是目前中国创新药的核心隐痛。

在成熟的全球商业化路径中，占全球药品利润50%以上的美国市场门槛极高，面临复杂的准入、地缘政治与巨额的海外三期临床成本。“绝大多数中国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没有能力独立完成全球后期临床和商业化。把权益授权（License-out）卖出去，往往只能拿首付款和个位数的阶梯分成。”胡旭波说。

他认为，中国创新药未来发展的两大目标就是做出全球爆款单药，以及最大化创新收益。“能否通过谈判，为自己争取到30%到40%的最终经济价值？如果全卖掉，最后大品种哪怕全球卖到100亿美元，真正回流给中国创新者的残余价值依然有限。”

“跟随式”创新带来的内卷陷阱

“中国生物制药真正崛起只有十来年时间。”三生制药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娄竞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后全球十年，到小分子向大分子转型，再到如今生物制药占比升至30%以上，中国药企在工艺、分子优化和跟进速度上已从“跟跑”到跻身世界一流。

但在全球寻找爆款药物的今天，密集的跟随式创新反而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中国研发能力很强，但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娄竞指出，“从国内市场经验来看，一个靶点容纳3到5家企业是比较合理的。一旦超过这个数量，不可避免就会进入恶性价格战、医保集采和控费环节，产品的商业化生命周期会被急剧压缩。”

他也认为，即便跨国药企出现大量采购需求，底层创新仍然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大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交易常态化的同时，‘终止交易’（退货）也已经常态化。如果仅仅依靠跟随性创新，缺乏绝对的临床差异化优势，一旦海外大厂战略调整或临床数据不及预期，首付款之后便是悬崖。”

技术、需求与商业之间的“爆款”之路

胡旭波提到，中国发表的科研成果数量已经开始领先全球。为什么坐拥如此多的发表数量和庞大的科研人员储备，却仍难培育出原始创新？

“好技术绝不会自动成长为一家好公司。”巢生上海创新孵化平台CEO代英欣认为，学术探索的评价标准是“新”，产业转化则关注成药性与临床价值，两者思维转换的鸿沟常被科学家严重低估。其次，在资源匮乏的早期，底层技术转化究竟采取哪种商业模式，也是企业容易做出错误决策的地方。

她指出，全球医药创新中，距离源头越近，失败率越高，但资本却往往只在后期集中进入。在研发周期长、投入高的医疗行业，这意味着企业必须从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技术和商业路径。

下一个全球公认的现象级新药何时出自中国？与会者们认为，它或许不会诞生于跟风扎堆的赛道，也不会诞生于资本“催肥”的估值泡沫，而是属于那些在科学创新、临床需求和商业模式上做出正确选择的中国企业，同时也依赖资本与环境的赋能和支持。

在会议现场，上海国投旗下母基金携手德福资本、弘晖基金、三生制药等十余家头部机构展开子基金签约，并对正序生物、博睿康、天鹜科技等近30个前沿直投项目注资，重仓细胞与基因治疗、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及底层AI新药研发。

“生物医药是一场十年磨一剑的极限挑战。它需要的是投早、投小、投长期的耐心资本与战略资本，需要将赋能链条向前延伸至‘-1到0’的源头孵化。”上海国投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陆雯表示。

高手，在身边｜每天切肉数千刀，她靠“一刀准”撑起生计与日常

澎湃新闻记者邹娟张呈君见习记者洪旭东 — Sun, 20 Sep 2026 22:59:04 GMT

【编者按】

中国有句俗语：高手在民间。我们想把这句话说得再近一点——高手，就在身边。

他们可能在烤箱前、花草间、菜场里，以技能为语言，与生活过招；在千百次尝试中，淬炼出耀眼的可能。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召开在即，我们也把目光投向身边的“高手”。技能不只在赛场，也在认真做事的人手中；正因为他们，每一个寻常日子，才闪闪发光。

上钢集贸市场商户陈琴峰，人称“一刀准”：顾客要多少切多少，误差仅几克。记者问她诀窍，她说：心态好，刀才准。澎湃新闻记者张呈君邹娟编辑彭友琦(01:48)

在中国的武侠小说里，如果想成为一名剑术高手，挥剑成千上万次是必经之路。在上海菜场的技能比武里，有一个常设项目，名为“一刀准”：裁判随意报所需精肉克重，参赛者手起刀落一刀定胜负，误差最小者胜出。

在浦东最大的菜场上钢集贸市场，只要提起“一刀准”，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猪肉铺老板娘陈琴峰。今年54岁的她，捧回过各级“一刀准”技能比武的奖杯。

但陈琴峰觉得，这不算什么。“就是天天切。每天切肉几千刀，我已经切了33年，现在，只要看看肉块的大小，我基本就知道这块肉有多重了。”她说，自己理解的技能，就是安身立命的本事。凭着这个“一技之长”，她也撑起自己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生计与日常。

入行三十年，练就“一刀准”

江浙沪一带讲究的食客，吃肉爱买当天凌晨屠宰、清晨上市、未经任何冷却处理的鲜肉。因为肉还保留着屠宰后的体温，被称为“热气肉”。陈琴峰的猪肉铺，只卖“热气肉”，店招醒目写着“上农批新鲜猪肉”，下面挂着“一刀准”一等奖、诚信示范户、食品追溯标兵等锦旗。

为检验陈琴峰“一刀准”的含金量，澎湃新闻记者现场测试，先报400克精肉，再报300克。陈琴峰“一刀切”后现场称重，第一次400克实际切下410克，第二次则不多不少刚好300克。

“比赛的时候，上下误差在15克之内都属正常。”说起自己去年在技能竞赛肉类“一刀准”项目拿奖，陈琴峰只说“心态好，运气好”。“平常卖肉的时候，刀肯定是不准的啊，人家要半斤肉，我会再多切一点做个添头，不然肯定没生意啊。”陈琴峰笑得爽朗。

2026年9月15日，陈琴峰演示“一刀准”。澎湃新闻记者邹娟图

1972年，陈琴峰生于浙江温岭，十三四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上海谋生。“最开始我跟着他们卖豆腐、豆芽，一点点学做生意。”现在想起来，陈琴峰觉得，发豆芽最辛苦，因为每隔三四个小时就要喷一次水，晚上要经常起来。

1993年，陈琴峰跟着父亲开始做猪肉生意。“那时候，这里还是马路菜场，我们的猪肉摊就在马路边。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我们都坚持出摊，除了过年，没有休息日。”

也是从那时起，陈琴峰拿起了切肉刀。每天凌晨一两点，父亲起床去上农批进货，她则清晨四五点出摊。早上六点开始，买肉的人渐渐多起来，她根据顾客需求，一刀一刀切肉、卖肉。“最开始的时候，别说‘一刀准’了，斩骨头都斩得乱七八糟的。也是后来才慢慢发现，要顺着关节斩、按着纹理切，用蛮力不行，得用巧劲。”

2025年，陈琴峰获浦东新区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技能竞赛肉类“一刀准”项目冠军。上钢集贸市场供图

1998年，上钢集贸市场建成，陈琴峰成为第一批入驻市场的商户。每天凌晨去批发市场进货的，从她父亲变成了她丈夫。26岁的陈琴峰，有家，有自己的商铺，也更坚定了一件事：凭本事留在上海，将来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出路。

说起自己“一刀准”的功夫，陈琴峰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练熟的，“反正就是每天切肉，一天起码要切几千刀。”刚开始受伤在所难免。她记得有一次不小心切到手指，中指指甲盖连着肉被切掉一小块，当时赶紧包扎了一下就接着切。生意好的时候，手僵手麻是常事，“一直在切，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发现手麻了。”

来菜场的人少了，但她依然收银抹零、称重给添头

时间如白驹过隙，陈琴峰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四十个年头，儿子也有了稳定工作。这些年，不管租房还是做生意，她基本都在菜场附近打转。对上海最熟的地方，就是上钢集贸市场。

但日子到底是不一样了。父母早已还乡，早些年，陈琴峰的兄弟姐妹陆续来上海谋生，后来也陆续回老家了。他们夫妻俩也在老家买了房。“我们一家三口就过年的时候回去，等到大年初八，亲戚朋友陆续上班，我一个人无所事事，就会想，还是回上海卖肉吧。”陈琴峰说，她现在觉得自己有点“三不像”：在上海待久了，家乡话已经说不利索了，上海话开口也是“洋泾浜”（不地道），普通话说得好像又夹杂一点乡音。

下午时分，菜场只有零散的顾客。澎湃新闻记者邹娟图

更让陈琴峰感受到不一样的，是找她买肉的人少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周边的居民多，那时候每天差不多要卖掉两三头猪。”她告诉记者，这些年集贸市场周边也在发展，陆陆续续有居民动迁搬走。加之生鲜电商势头强劲，年轻人习惯了用手机下单，坐等骑手送货上门。眼看菜场的管理一年比一年好，地面看不到垃圾，主通道甚至摆上了桌球供娱乐，人气却不如以前。“早上六点到八点半仍然是最忙的时候，其他时候就都是零散的客人了，现在，我一天差不多就卖一头猪的量。”陈琴峰说。

上钢集贸市场开阔处放上了桌球台，供顾客和商贩免费娱乐。澎湃新闻记者邹娟图

但她并未就此泄气。陈琴峰觉得，卖肉也是一门学问，就像“一刀准”也可以是赖以生存的技能。她仍然坚持每天只卖“热气肉”，电商平台进货模式不一样，这点反而做不到。收银抹零，称重给个添头，只有面对面交易才可能实现。卖肉的时候，每块肉上的薄膜，陈琴峰会一点点剔掉，就为了保证最好的口感和卖相。而逢年过节，她不但卖肉，还代做香肠、酱油肉、咸肉等。做好挂在铺子的挂钩上，不用说话，就是年味。

一个小小猪肉铺，撑起陈琴峰在上海的生计和日常。她说，会一直守着自己的铺子，等到哪天干不动了，就和丈夫一起回老家。虽然家乡不再是记忆中的样子，但她选择落叶归根。而上海，早已是她的“第二故乡”。

白浪设计

身体与疾痛｜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走进照护者的微观世界

潘天舒 — Sun, 20 Sep 2026 22:42:58 GMT

【编者按】

每年的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本文为《你忘记了，我记得：认知障碍照护者口述实录》一书的序，该书采访了29个有认知障碍患者的家庭，实录他们的照护故事，其中就有阿尔茨海默病所致认知障碍的。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你忘记了，我记得：认知障碍照护者口述实录》，黄延焱/编著，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7月版

2018年末的一天下午，我陪哈佛医学院的陈宏图老师和金福居养老院许院长，一同去华山医院老年科拜访黄延焱医生，聊跨学科合作的事。在交谈中，我们提到一个遗憾：老年认知症研究实践中，照护者叙事是很珍贵的田野材料，但学界对它缺少足够的重视。说者未必有意，听者倒一直放在了心上。多年之后，黄延焱医生终于拿出了《你忘了，我记得》——兼具人文关切和专业精神，读来令人动容。

本书的书名《你忘记了，我记得》，有种温柔的倔强。那种柔软让我觉得，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用沉默的忍耐和漫长的陪伴换来的。一位妻子，面对丈夫的混乱举措，没有责怪，没有纠正，只是说“洗就洗吧，没坏处”。遗忘，对于认知症患者是日常。先忘了钥匙放在哪里，然后忘了回家的路，到最后连眼前这个每天为他擦身、喂饭、换洗衣物的人是谁，也不认得了。可照护者要替两个人记住一切：记住他爱吃的，记住他爱做的，记住那个曾经风光的领导，那样一个跌跌撞撞活过来的个体，如今，他们裤子都能穿反。你说这公平吗？可照护者从不问这个。

书中的照护叙事来自天南海北，北方小城的，西部省会的，东部沿海的。职业不同，年龄各异，但走进每一位照护者的微观世界后，脸上都浮现出同一种疲惫，那是被日复一日、永无休止的“盯守”磨出来的疲惫。一位家属说：“没有自由了。”这句话比任何冰冷的统计数字都更有分量。认知症照护是一场没有假期的马拉松，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你只知道，越走天越黑。

认知症照护是一场没有假期的马拉松，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你只知道，越走天越黑。

这其中最折磨人的，不是端屎端尿的辛苦，而是看着至亲性情大变，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撕裂感。曾经温柔的母亲，病后骂出最难听的脏话；才华横溢的教师，对着镜子问“这个老头是谁”。一个女儿说：“我爸爸原来那么要强的一个人！”所有的照护者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而疾病从不作答。尽管，我们心里都有了答案。

但在书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全是苦痛和挣扎。我看到有人慢慢摸索出“顺着患者的情绪走”的门道；看到有人坦言“我其实还蛮享受拉着妈妈散步的时光”；看到有人说“就当借债还钱吧”。这些充满着调适性智慧的只言片语，背后却是难以想象的定力。照顾认知症亲人，本质上是在学习一种全新的爱的语法，不讲道理，不求回报，不期望对方记得你是谁。你只是在清晨给他换上干爽的衣裤，在傍晚替他擦去嘴角的饭粒，然后看着他茫然的眼神，轻声说一句“你舒服就好”。

这显然不是一本博取流量的书，也不提供什么权威的速成答案。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它最值得被认真阅读、推荐和思考的地方。我们这个社会正在一天天老去，而我们对“老去后会怎样”的想象，还停留在“儿女绕膝、安享晚年”的陈旧剧本里。认知症把这个剧本撕碎了，却没有多少人愿意直视那些碎片。这本书做了这件事——它把二十几个家庭的照护故事带到光底下。不是为了营销苦难体验，而是要让你知道：那些你在菜市场、公交车上、楼道里遇到的、看起来“有点怪”的长者，背后都有一个像书里那样的照护者，正在用日复一日的守护，撑着一个即将被遗忘的名字。

我们对“老去后会怎样”的想象，还停留在“儿女绕膝、安享晚年”的陈旧剧本里。认知症把这个剧本撕碎了，却没有多少人愿意直视那些碎片。

以上是我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和家庭照护者看完本书的真切感受。接下来，我想从学术角度多说几句。作为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Kleinman，我和黄延焱医生共同的学术导师）的弟子和合作者，我将以凯博文倡导的“病人诠释模式”为出发点，对本书在跨学科照护研究中所产生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作扼要评述。

凯博文在1980年出版的《文化语境中的患者与愈疗者》（Patient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至今影响深远的思路：将不同地方语境中的医疗制度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来审视和分析。他注意到：医生和患者对“病”的理解，往往是两条不同的轨道。对于擅长使用科学专业语汇来进行诊断的医生来说，病是客观存在的病理改变，是“疾症”（disease）。而对于患者来说，病（illness）是主观的、裹挟着恐惧和困惑的苦痛体验。任何医学概念都源自其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病患解释模式（explanatorymodels）。凯博文希望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社区整体对于症状的集体性反应，更得倾听那些与患者有着各种不同社会关系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人所持的立场和观点。这一解释模式使医学人类学者把研究的焦点从社会体系转向社会内部的个体经验。这套思路落实到具体的临床实践里，就是凯博文著名的“八大问”（Kleinmanʼs Eight Questions）——让患者成为谈病说痛的主体。

凯博文的这套解释模式，对于理解和体验本书所聚焦的认知症家庭的苦痛，极具启发意义。本书中所讲述的，不是医学教科书上的病理分期，而是家庭内部真实经历着的疾痛——它不能被简化为脑部扫描上的阴影，而必须以患者个体、照护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文化背景来理解的照护实践的复杂性。但难点也在这儿：认知症患者本人往往已经丧失了完整叙事的能力，无法谈痛说病。因而，照护者的视角和照护者的病痛叙事（Illness Narratives），必定是跨学科域内认知症治疗研究不可替代的数据来源。本书在建构一种“认知症照护者的解释模式”上，颇具独创性地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凯博文2010年3月在复旦大学所作的题为《人类学视野中的关爱》的演讲中提到：无论是在后工业化高度发达的欧美社会，还是在经济飞速发展而“未老先富”的中国城市，老年照护研究仍有下列短板——对于关爱照护（care-giving）的现象学观察，对于家庭和社会网络的田野观察记录，对于关爱照护道德意义的深入挖掘。他在十年后出版的《照护》（The Soul of Care）那本书中，以照护者和医生的双重身份，对日常生活中的照护实践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反思。

这本书，可以说是在用中国的家庭照护叙事来回应凯博文的问题。认知症照护首先是一种道德体验（moral experience），一种植根于人与人之间的道义与情感联系，一种既非市场交换逻辑的服务，也非单纯的道德义务，而是“馈赠与回报”的人际互动过程。照护的核心在于对被照护者道义的支持，而非效率或正确性。凯博文所强调的照护的道义互惠性（reciprocity），照护绝非单向付出，而是一种关系型的实践。照护者给予护理，被照护者的存在本身也在赋予照护者丰富的生命意义。

凯博文尤其看重“在场”（presence）这一照护的基本要素。“在场”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共处一室，而是用心在那儿陪伴、倾听、理解和关照，是一种渗透于生活细节之中的仪式和习惯。一如本书书名中“我记得”所展示的，照护不是为了对抗遗忘，而是用行动替被照护者守住那个名字的温度和鲜度。

照护不是为了对抗遗忘，而是用行动替被照护者守住那个名字的温度和鲜度。

行文至此，我不禁感慨：也许这本书最重要的读者，不是那些已经在照护路上的人——他（她）们会从书中认出自己，获得些许的慰藉，更重要的是那些尚未踏进这条路的人。它让我们知道：遗忘是疾病的选择，但记得，则是关爱的决定，也是照护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石。

愿每一个记得的人，也被这个世界记得。

（潘天舒，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媒体：“七折火车票”再出没，平台岂能坐等曝光才出手

郭宇旋/红网时刻新闻 — Sun, 20 Sep 2026 17:52:20 GMT

“双节”假期临近，抢票大战再度开启。近日，极目新闻记者调查发现，闲鱼平台上不少卖家打着内部渠道的旗号，以七八折低价兜售全国火车票，其中票价700元以上打八折，1000元以上打七折，买家付款并提供身份信息后，24小时内就能在自己的12306账户里查到票。

问票从哪来？卖家却支支吾吾，拿不出任何票务销售资质，被追问急了只撂下一句“不信不要买”。而官方售票平台12306的表态干脆利落，国铁集团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两相对照，答案已经很清晰了，所谓的低价票，从来不是出行福利，而是包装精致的陷阱。

其实，这套把戏也早已不是新鲜事。今年3月，央视新闻完整起底过低价火车票背后的洗钱黑链，买家把身份信息和折扣票款交给卖家，卖家并不在12306购票，而是通过“小鹿优享”等App层层转单，最终流向境外电诈团伙；后者用诈骗赃款在12306原价购票，赃款以出行消费的名义脱离警方冻结追踪，买家支付的钱款则被兑换成虚拟币回流诈骗团伙手中。一张折扣票，本质就是一笔赃款的洗白通道。案发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指挥，在16个省区市同步收网，抓获嫌疑人56名，关停涉案网店670家，执法力度的确不小。

可值得追问的是，整治过去仅半年，同样的套路为何能在二手平台死灰复燃？记者的举报给出了耐人寻味的答案，举报之后，涉事两家店铺旋即被处置。这也恰恰暴露了问题的关键。异常的低价、实名制票务却索要身份证号与手机号、无资质却宣称内部渠道，这些风险特征全摆在明面上，无论关键词拦截还是价格异常监测，都不存在技术门槛。平台缺的从来不是算法，而是把算法用在事前巡查、主动拦截上的意愿。等媒体曝光、等用户举报、等舆论发酵才出手，这样的治理节奏，本质是责任的缺位。

乱象背后，还有两块“遮羞布”在为黑产打掩护。第一块是个人经营声明的马甲，涉事店铺在资质栏上传声明，自称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倒卖火车票算哪门子便民劳务？原本为个人闲置交易设计的免登记便利，正被黑产拿来当违规经营的护身符。第二块就是平台信用的背书，卖家动辄以平台保障为噱头，让买家误以为交易有安全兜底。可当黑产借平台的流量与信任完成洗钱闭环，这份保障客观上成了包裹陷阱的糖衣。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风险可远不止票款两空。主动交出身份证号、手机号，本身就是隐私泄露的隐患；更有媒体报道，近期有多名网友银行卡遭离奇盗刷，收款方竟显示为12306官方对公账户，同类黑色产业链中，曾有团伙涉案金额高达4.5亿元、涉案车票60余万张。贪图几百元差价，一不小心就会从省钱者变成洗钱链条上不知情的接力者，财产损失尚在其次，卷入司法调查才是真正的“人在家中坐，祸从票中来”。

根治乱象，功夫必须下在平时、做在事前。平台当把治理关口前移，让拦截跑在上架之前，并收紧个人经营声明的适用边界，莫让闲置交易的规则为违规经营兜底；监管层面，公安、铁路与平台之间的线索共享应当常态化，而不是反复的死灰复燃；对旅客而言，最牢靠的防线是常识，国铁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售票，所有内部折扣都是陷阱，想省钱，官方购票才是最大的捷径。

假期抢票，抢的是团圆，不是“惊魂”。平台若总把治理责任寄存在用户的举报箱里，黑产的下一个“促销季”，仍会出现在下一个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