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闻

准备就绪！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

央视新闻 — Mon, 07 Sep 2026 08:02:45 GMT

记者今天（9月7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

外交部回应菲方涉华言论：中方不搞大国对抗

澎湃新闻记者许嘉宁陈睿编辑隋肖峰 — Mon, 07 Sep 2026 07:56:57 GMT

9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不搞大国对抗，希望相关国家也能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中方是否愿意加强与德国选择党的交流？外交部回应

澎湃新闻记者许嘉宁陈睿编辑隋肖峰 — Mon, 07 Sep 2026 07:56:29 GMT

9月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首先，对于德国的地方选举，这是德国的内政，我不作评论。对于发展中德关系，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中方邀请外媒记者进入吉隆灾区采访，外交部回应

澎湃新闻记者许嘉宁陈睿编辑隋肖峰 — Mon, 07 Sep 2026 07:52:48 GMT

9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8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攀岩竞技里的“公益力量”，上海体彩助力赛事惠民生

澎湃讯 — Mon, 07 Sep 2026 07:50:44 GMT

9月4日至6日，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暨中国攀岩联赛（上海站）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火热进行，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顶尖选手齐聚申城，在岩壁上演力量、速度与技巧的精彩对决。两项高水平攀岩赛事同期落地上海，既是国内外高水平攀岩力量的一次汇聚，也为上海与世界攀岩运动搭建了一座新的交流平台。

经过三日角逐，国际攀岩挑战赛中，中国队在女子速度、男子速度、女子速度接力、男子速度接力、混合速度接力五个小项中收获三枚金牌、四枚银牌、三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女子速度项目由中立运动员叶丽扎维塔·伊万诺娃夺冠，混合速度接力由西班牙队登顶。中国攀岩联赛方面，上海队小将黄欣怡问鼎女子速度攀岩项目，江西选手黄敬杰获得男子速度攀岩冠军；攀石赛场，广东队的谭有恬获得女子攀石冠军，男子攀石冠军则归属浙江队的白轩朴。

上海体彩积极助力本次赛事，现场组织“公益金沪上行”观赛团，设置特色展位，将趣味互动、责任彩票宣传和公益金传播融入运动场景，借攀岩赛事的火热氛围，让市民更直观地了解到体彩的公益属性。

“公益金沪上行”感受攀岩力量

赛事期间，上海体彩组织开展“公益金沪上行”观赛活动，邀请市民来到比赛现场，走近赛事，走进体彩展台，让体彩公益金在飞檐走壁的竞技时刻变得可观可感。

上海体彩还邀请运动KOL博主来到现场探访体验，从独特视角参与互动，让体彩公益金以更加年轻化的表达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同时，媒体观赛团以专业角度进行报道，展现体彩公益金如何助力体育赛事、融入市民生活。

2025年，上海共销售体育彩票87.65亿元，共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21.25亿元；市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实际使用6亿元，涵盖全民健身、国际国内赛事扶持等多个领域。本次攀岩挑战赛的顺利举办，离不开体彩公益金“润物无声”的支撑。“公益金沪上行”正是通过走进这些公益金助力的体育赛事，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体彩公益金“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让公益金的去向与价值被更多人看见。

上海体彩展台“圈粉”赛场

现场，上海体彩还同步打造了互动展台，设置多重趣味体验区域，吸引大批观赛市民驻足参与，色彩鲜明的主题展台也成为赛场内颇具辨识度的一处打卡点。

贴合攀岩运动对臂力、腕力的能力要求，展台特别推出“腕力大挑战”区域，不分年龄、不限性别，市民均可参与挑战，完成挑战即有机会收获精美礼品，在趣味比拼中切身感受攀岩运动的力量内核。

展台里的“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则是集合了购彩风格测试、反诈科普等六大功能模块，面向来往观众普及理性购彩知识，讲解彩票反诈避坑要点，守护广大购彩者合法权益。观众扫码即可线上打卡，参与幸运抽奖，把体彩周边好礼带回家。

赛事期间，现场还设置了即开型、电脑型体育彩票销售区域，并结合主题赠礼丰富体验。观赛间隙，不少市民来到展台咨询、体验、合影，在热烈的赛事氛围里感受中国体育彩票的魅力。

此次上海体彩亮相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暨中国攀岩联赛（上海站）现场，将责任彩票嵌入攀岩这项潮流运动场景，把体彩公益理念传递给更多市民。未来，上海体彩将继续把公益力量深植于城市体育的肌理，与申城一起向更高处攀登！

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

商务部网站 — Mon, 07 Sep 2026 07:47:38 GMT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的规定，2026年1月7日，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发布2026年第2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以下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被调查产品是否对国内二氯二氢硅产业造成损害及损害程度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作出初步裁定（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初步裁定

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二氯二氢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征收保证金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被调查产品的具体描述如下：

调查范围：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

被调查产品名称：二氯二氢硅，又称二氯硅烷、二氯甲硅烷等。

英文名称：Dichlorosilane（简称为DCS）。

化学分子式：SiH2Cl2

结构式：

物理化学特性：二氯二氢硅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易燃、有毒气体，有特殊气味，可溶于苯、乙醚等有机溶剂，且纯度大于99%。

主要用途：二氯二氢硅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如外延膜、碳化硅膜、氮化硅膜、氧化硅膜和多晶硅膜等），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模拟芯片和其他类芯片，也可用于合成硅基系列前驱体和聚硅氮烷等。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8539090。该税则号项下其他产品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

对各公司征收的保证金比率如下：

1.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99.2%

（Shin-Etsu Chemical Co.,Ltd.）

2.德纳尔硅烷株式会社 80.8%

（Denal Silane Co.,Ltd.）

3.其他日本公司 99.2%

三、征收保证金的方法

自2026年9月8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保证金以海关确定进口货物的计税价格从价计征，计算公式为：保证金金额=（海关确定进口货物的计税价格×保证金征收比率）×（1+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

四、评论

各利害关系方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天内，可向调查机关提交书面评论意见。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pdf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26年9月7日

时代·人民·文明——中国元首外交的思想启迪

Mon, 07 Sep 2026 07:41:48 GMT

时代·人民·文明——中国元首外交的思想启迪

上海蔬菜集团：已全面暂停兰州榆中产地莴笋的进场销售

澎湃新闻高级记者邹娟见习记者洪旭东 — Mon, 07 Sep 2026 07:39:04 GMT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的部分莴笋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6家企业已被立案查处。2026年9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蔬菜集团获悉，该集团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通报至下属各市场，并立即启动紧急排摸和逐批溯源工作。经核查，江桥市场内一家商户的莴笋货源来自兰州榆中地区。自9月6日起，蔬菜集团各市场已全面暂停兰州榆中产地莴笋的进场销售，并对其他产地的莴笋进行进场前的全面抽检，合格后销售。

鉴于果绿食品添加剂系由亮蓝与柠檬黄调制而成，蔬菜集团9月5日获悉相关情况后即刻启动应急响应。据了解，上海试剂生产厂家没有库存试剂，蔬菜集团从江西南昌紧急调运试剂，9月6日18时试剂已达到各市场检测室，各市场检测室于当晚启动专项加急检测，没有发现来自兰州榆中产地的在售莴笋相关添加剂超标的情况。

蔬菜集团是上海最大的蔬菜销售主体。该集团表示，其作为本市主副食品供应底板，始终恪守“两确保一稳定”核心使命，持续筑牢食品安全“四关”：

一是准入关。依托预登记系统，车辆进场前提前上传商户信息、车辆信息、货物信息及相关票据，进场前预先审核商品所附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凭证。

二是检测关。蔬菜集团持续升级检测设备，目前已具备218项农残定量检测能力和57项快速检测能力。在严格执行蔬菜、猪肉“每批必检、先检后售”常规准入制度基础上，针对高风险品类，动态调整检测项目及检测频次，把好流通环节的第一道关口。

三是处置关。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的，要求经营者先行暂停销售并安排复检；复检仍不合格的，依照食品安全管理协议对相关批次商品予以销毁。

四是追溯关。加强索证索票管理，督促商户完善进销台账，确保商品来源可查、销售去向可追。

外交部答澎湃：中方邀请美英俄印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吉隆灾区采访

澎湃新闻记者杨文钦朱郑勇 — Mon, 07 Sep 2026 07:19:07 GMT

9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提问，据了解，中方近日组织外媒记者进入西藏自治区吉隆泥石流灾区采访，请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毛宁介绍，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希望进入灾区采访报道。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印度报业托拉斯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媒体发布的报道。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毛宁说。

马上评｜反思“批量解约应届生”风波不应止于个案

佟亚洲 — Mon, 07 Sep 2026 07:12:53 GMT

在舆情发酵多日后，9月7日，星宇股份发布“批量解约107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处罚决定：对负主要责任的总经理周晓萍给予扣薪1年的处理，对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给予免职处理（此前已停职），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

这一事件随着责任人被处罚或许暂告平息，但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一桩发生在当地龙头企业身上的批量解约事件，之所以引发全网持续关注，恰恰因为它戳中了当下就业市场的一些痛点，也折射出企业发展逻辑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深层张力。

星宇股份作为国内车灯行业的头部上市公司，经营基本面整体稳健，却在应届生入职仅月余便启动批量劝退，甚至以调岗等方式倒逼员工主动离职。很多人不解，既然不需要人为何要招？招完为何又匆忙解约？一家上市公司的决策为什么如此随意？

“批量解约应届生”的本质，是将人力资源单纯视为可随时削减的成本项，而非需要长期培育的核心资产。从短期财务角度看，解约或许能压缩一笔人力开支，但从长期看，企业透支的是行业口碑、校招信誉与人才信任，最终损害的是自身的发展根基。这种重短期收益、轻长期价值的决策逻辑，在不少企业中都有体现，也是转型期企业治理容易陷入的短视陷阱。

校招是应届生踏入社会的核心通道，一旦错过秋招春招的窗口期，再想找到优质的就业机会难度陡增。星宇事件中，不少学生因入职后缴纳社保，直接失去了应届生身份，连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定向选调等路径都受到影响。这种机会成本的损失，远不是几千元的经济补偿能够覆盖的，它影响的是这批年轻人职业发展的起点，也容易挫伤整个青年群体的就业信心。

从地方层面而言，优化营商环境不等于“企业至上”，更不等于对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放任迁就。如果只算产值、税收的经济账，不算就业稳定的民生账，最终只会透支地方的人才吸引力与社会凝聚力。常州人社部门在舆情发酵后快速介入、依规处置，为此类事件的处理树立了参照，但更多时候，如何把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作在日常做细做实，如何在服务企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找到动态平衡，仍是需要持续作答的课题。

就此而言，星宇事件不应止于个案处理，更应该成为校准企业用人伦理、完善就业保障体系的契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从制度、企业、地方三个层面共同发力，构建更健康、更有韧性的就业生态。

其一，制度层面要补齐校招用工的约束短板。现行劳动法规对试用期解约的规定相对宽松，对校园招聘的特殊性、应届生群体的脆弱性考虑不足。未来可针对校招场景设立更明确的缔约过失责任标准，明确企业毁约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应合理覆盖应届生的机会成本。同时建立企业用工诚信档案，将批量毁约、恶意劝退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与政府补贴、上市辅导、评优评先等事项挂钩，切实提高企业的违约成本。

其二，企业层面要重建可持续的用人伦理。越是面临转型压力与市场波动，企业越要算人才的长期账，而不是只算短期的成本账。盲目扩招再批量裁员，本质上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粗放与失职。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转型升级归根到底要靠人来实现，对应届生加强培训、多岗位历练，才是兼顾企业发展与员工成长的可行路径。真正的企业竞争力，从来不是靠压缩员工权益换来的，而是靠尊重人、培育人积累起来的。

第三，地方层面要校准发展的价值坐标。抓营商环境，既要给企业减负纾困，也要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劳动监管部门可以将企业用工合规性纳入日常服务监测范围，对集中解约等异常行为提前预警、主动介入，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舆论发酵后再被动处置。高质量发展，从来不是企业单方面的做大做强，而是企业成长与民生改善的双向奔赴；好的营商环境，也应该是既让企业有干劲，也让劳动者有底气。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企业的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饭碗。企业有企业的经营压力，劳动者有劳动者的生存不易。企业越是发展，越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

华为时隔六年再次发布高性能芯片

新华社客户端 — Mon, 07 Sep 2026 07:09:06 GMT

华为7日在广州发布Mate XT 2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据了解，麒麟9050 Pro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如同从平层升级为复式，内部增设垂直互联通道，好似加装“电梯”，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Mate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最高法发文明确“AI换脸拟声”等案件裁判规则

冯家顺/新华社客户端 — Mon, 07 Sep 2026 07:03:08 GMT

最高人民法院9月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AI换脸拟声”、“AI幻觉”侵权、“网络开盒”、“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AI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留其形、夺其魄：美国攫取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的战略算计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李俊霖蓝亦安 — Mon, 07 Sep 2026 06:43:51 GMT

9月2日，白宫披露美国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正式签署一份被特朗普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伙伴”（NABEP）的私营公司拿下了委内瑞拉17个核心油田（约650亿桶储量）的特许经营权。此前几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披露这一协议，8月28日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将此协议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若协议落地，NABEP将成为仅次于沙特阿美的全球储量第二大石油公司。

美国攫取委内瑞拉石油资源按下“加速键”

自今年1月美国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不断深度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尽管美国政府通过逐步建立的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框架，已从委内瑞拉获得一定数量的低价石油供应。但在过去8个月里，各大石油企业对进入委内瑞拉仍普遍持观望态度。此次协议因此被视为美国扩大获取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加速键”。

具体而言，美国政府通过持有油田运营企业的股份和特殊治理权，对相关资产的开发和经营形成直接影响。根据协议，NABEP母公司35%的股权权益将转让给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美国政府还拥有对董事任命的否决权，并要求公司董事会多数成员为美国公民。在利益分配上，NABEP须保证美国国务院可以按照“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及未来经营油田产量的20%，并对剩余80%的产量享有优先购买权。由于“生产成本”购油条款的存在，美国获得的石油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市场价，这为美国建立起一条长期、低成本的供应渠道。

委内瑞拉则主要通过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分享石油开发收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称，以每桶65美元为基准测算，在协议执行期内，委内瑞拉预计可获得约2093亿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折合每桶约19美元财政收入，约占65美元参考油价的29%。

协议披露后，美委双方正迅速推进落实。9月1日，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对协议表示支持；9月2日，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访问委内瑞拉，并推动NABEP、雪佛龙等企业相关项目落地。

名不见经传的NABEP为何能拿下石油大单？

在特朗普宣布的“650亿桶石油协议”中，一个此前并不为国际能源市场广泛知晓的企业名称突然走到台前——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NABEP）。与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菲石油等传统国际石油巨头不同，NABEP既缺乏数十年的全球经营历史，也不是一家大型上市能源企业。其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扎根于委内瑞拉既有石油产业网络，又与华盛顿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过去两年迅速成为委内瑞拉最重要的私人石油运营商之一。由此，NABEP及其控制人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Alejandro Betancourt）实际上成为理解此次协议运作方式的关键。

现年46岁的贝坦库尔并非传统石油企业家。他最初的财富积累与查韦斯政府时期的电力危机密切相关。其创办的Derwick Associates（后发展为Derwick Oil and Gas）曾获得委内瑞拉政府多个电力项目合同，此后逐步进入石油行业，并参与Petrozamora相关项目。从这一意义上看，贝坦库尔的商业崛起原本就植根于查韦斯时代形成的政商关系体系。这种经历使他很难被简单归类为“马杜罗政府商人”或“反对派企业家”。他的突出特点恰恰是能够跨越委内瑞拉长期高度对立的政治阵营，在不同政治周期中重新寻找位置。

贝坦库尔进入石油行业可以追溯到2010年代初。当时，其控制的DerwickOil and Gas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Gazprombank）相关资本建立合作，并通过Gazprombank Latin America Ventures参与Petrozamora项目。Petrozamora由PDVSA（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体系内的石油公司与俄方相关投资者合作成立，主要运营马拉开波湖附近的成熟油田。

然而，2020年贝坦库尔与马杜罗政府关系破裂，其在Petrozamora的权益被接管，部分资产被冻结，由此一度退出相关业务。此后，由于Petrozamora产量下降，2023年时任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重新与贝坦库尔接触。贝坦库尔才重返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参与相关油田恢复运营，NABEP也逐步接手并整合部分业务。

2024年成为转折点。NABEP开始利用委内瑞拉《反封锁法》框架下的“石油生产参与合同”（CPP）扩大业务。这类合同给予私人企业比传统PDVSA合资模式更大的运营和商业化空间。此后两年，NABEP迅速扩大产量。当前，美国称其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仅次于雪佛龙，日产量超过20万桶。

真正使贝坦库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是他同时能够进入加拉加斯和华盛顿的决策网络。他熟悉PDVSA、油田资产和委内瑞拉石油交易体系，与罗德里格斯保持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他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便与美国拉美政策圈建立关系。特朗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事务负责人毛里西奥·克拉韦尔-卡罗内今年甚至公开称贝坦库尔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并称其对美国政府“非常有价值”。

马杜罗今年1月被绑架以后，这种双重关系的价值迅速上升。贝坦库尔逐步进入特朗普政府处理委内瑞拉石油问题的核心圈层。他不仅能够直接接触罗德里格斯和PDVSA，还与维多（Vitol）等国际石油贸易商保持联系，并参与推动马杜罗被绑架后第一批委内瑞拉石油商业安排。

特朗普为何急于推动这笔石油交易？

从时间节点和协议设计看，这一安排既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推动，也反映出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石油恢复速度的不满，更服务于其重新塑造西半球地缘秩序的长期目标。

首先是迫在眉睫的油价压力。持续半年多的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已经推高全球石油和成品油价格。截至9月2日，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12美元，而一年前约为3.19美元。而两个月后美国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路透社/Ipsos 8月底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已降至33%，71%的受访者不认可其处理生活成本问题的表现，对伊朗战争的支持率也只有三成左右。特朗普政府内部甚至有人主张在中期选举前避免进一步扩大对伊战争。

在这一背景下，委内瑞拉石油首先具有政治上的“保险”意义。特朗普不仅宣称协议将降低美国汽油价格，还提出利用委内瑞拉原油补充已经降至44年低位的战略石油储备。当然，650亿桶地下储量不可能在两个月内转化成汽油，协议很难在中期选举前真正大幅增加供应。它短期最大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向选民和市场传递一个政治信号——即使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美国仍能够在西半球找到新的长期能源来源。

其次，特朗普需要解决马杜罗被掳之后委内瑞拉石油问题“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1月马杜罗被掳后，特朗普很快要求美国能源行业投入约1000亿美元重建委内瑞拉石油产业。但大型企业并未积极跟进。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当时直言，在法律和商业框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委内瑞拉仍然“不可投资”；康菲石油同样要求首先解决历史债务、产权和PDVSA改革问题。特朗普对此公开表示不满，甚至威胁将埃克森排除在委内瑞拉开发之外。

资本的谨慎并非没有原因。委内瑞拉目前原油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末约300万桶的水平。多年缺乏投资导致油田、电力、管道和炼化设施严重老化，再加上合同执行、政治过渡和产权保障仍存在不确定性，大规模恢复生产需要多年时间和数百亿美元投入。即使是最积极的雪佛龙，其9月2日公布的新方案也仅计划未来五年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委内瑞拉业务产量提高至约60万桶/日。这与特朗普年初设想的1000亿美元资本仍差距悬殊。

最后，美国意欲重新确立在西半球的主导权。8月31日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专门以“重新确立门罗主义、将外国对手逐出我们的半球”为标题解释这项协议，并宣称特朗普正在清除中国、俄罗斯和古巴等力量在委内瑞拉的影响，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不再受到质疑”。

特朗普政府所争夺的不仅是石油本身，而是围绕石油形成的一整套控制权。从今年1月起，美国已经将首批约5亿美元委内瑞拉石油销售收入存入由美国政府控制的账户；特朗普当时甚至告诉美国石油企业，未来进入委内瑞拉时“直接同我们打交道”，而不是直接同委内瑞拉政府交涉。如今，美国又通过NABEP协议进一步获得企业治理权、低成本承购权和剩余产量优先购买权。

无占领之名，有控制之实

过去十余年，美国对委内瑞拉政策的关键词一直是“制裁”：冻结资产、限制融资、封锁石油交易，希望通过切断马杜罗政府的经济来源迫使其发生政治更迭。但马杜罗今年1月被美军强绑后，美国政策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转变——目标不再是阻止委内瑞拉生产和出售石油，而是如何恢复其石油生产、重新配置其石油资产，并最终决定这些资源由谁开发、流向哪里以及收益如何分配。

这也使今天的委内瑞拉与2003年后的伊拉克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对照。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曾建立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直接承担国家治理职能，但这种占领本身具有明确的制度退出路径：2004年，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结束运作，主权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2005年，伊拉克通过全国选举逐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换言之，美国对伊拉克的控制是高度显性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改造，但其最终方向仍是把日常治理权重新交还给一个经由选举产生的伊拉克政府。

委内瑞拉走的却可能是另一条道路。美国没有在加拉加斯设立类似伊拉克“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的占领政府，罗德里格斯政府、国民议会以及委内瑞拉原有国家机器也依然存在；但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通过石油开发权、企业股权、资金流向控制以及制裁解除等一系列杠杆，越来越深地介入这个国家最核心的经济决策。其结果可能是，委内瑞拉在形式上仍由委内瑞拉人治理，但决定国家经济命脉如何运行的关键权力，却越来越掌握在美国手中。

伊拉克展示的是美国如何通过战争推翻一个政权，再通过选举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而今天的委内瑞拉所展示的，则可能是美国如何在保留当地政府外壳的同时，实现对一个国家关键资源和战略方向的实质性支配。对特朗普而言，或许这才是这笔650亿桶石油交易超越石油本身的战略收益。

（李俊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生；蓝亦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全球前瞻｜第十八届金砖峰会本周开幕，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

澎湃新闻记者南博一 — Mon, 07 Sep 2026 05:54:34 GMT

本周9月7日至9月13日：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日至8日应邀访问中国。

据2026印度金砖峰会官网消息，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Building for Resilience,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当地时间8月22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从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来自美国的多个行业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报复美国新关税。

据韩联社报道，今年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于本月7日至11日在济州以东、以南公海上举行。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华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日至8日应邀访问中国。

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6日介绍，双方将举行多场会谈，会谈将重点围绕中卡战略关系、各领域深化双边关系的路径，以及拓展经贸与投资合作展开。他表示，会晤还将讨论地区重大局势，以及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所开展的外交斡旋工作。

安萨里补充称，双方还将强调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行安全与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此次访问正值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外交陷入僵局之际。卡塔尔一直在其中扮演着调解方的角色。

据多哈新闻网报道，穆罕默德曾于8月27日访问德黑兰，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交大臣阿拉格齐、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举行会谈，斡旋美伊恢复谈判，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运通道的联合提案。

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本周开幕

《新印度快报》（The New Indian Express）6日报道称，除政治协调磋商外，峰会议程已拓展至农业、卫生、能源、贸易、技术、城市发展、中小微企业、初创企业、气候行动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围绕本届峰会主题，印度的总体目标是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更加务实、更具包容性、更加聚焦发展。

具体来看：主题中的“韧性”强调经济、社会与制度建设，抵御供应链中断、气候风险、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及地缘政治冲击。“创新”方面则聚焦运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数据驱动系统等技术。“合作”方面，围绕拓展贸易往来、发展融资、政策协调以及机制层面合作展开讨论。“可持续发展”则推进气候行动、绿色金融、能源转型，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王友明近日撰文称，金融合作历来被视为金砖推动全球治理再平衡的突破点。在往届峰会上，俄罗斯提出建立“金砖之桥”支付体系，巴西总统卢拉曾发出建立“金砖货币”的倡议。而今年是否就金砖金融合作出台实质性举措，也是本届峰会的关注点之一。

王友明表示，对于金砖国家和东道主印度而言，此次峰会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是金砖成立20年的大聚会，也是印度在印美关系遇冷之际拓展全球南方外交空间的机遇。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治理失序的背景下，金砖国家将通过此次峰会展现重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方向。

《新印度快报》在6日发文称，本届峰会面临的挑战在于，金砖国家能否将覆盖面广泛的议程转化为统一的政治成果。报道称，在当前地缘政治分歧下，“印度作为轮值主席国的任务并非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而是找到足够的共识基础，形成一份具备实际分量的峰会宣言”。

加拿大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8日生效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当地时间8月22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从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来自美国的多个行业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报复美国新关税。卡尼称，“我们不能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了保护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加拿大将对美国的新关税采取对等措施。

随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在8月25日正式公布反制清单，宣布将于9月8日起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

据加拿大方面当地时间5日消息，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加贸易战的冲击将进一步反映在美国通胀、企业经营及就业压力上。

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

据韩联社报道，2026年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于9月7日至11日在济州以东、以南公海上举行。

另据韩国纽斯频通讯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下称联参）7日发布消息说，此次演习是在遵守国际法和相关规范的前提下举行的年度防御性演习，旨在提高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遏制及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联参没有公布具体参演舰艇、飞机及详细演习科目。分析称，鉴于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是此次演习的核心目标，演习可能涉及导弹预警信息共享、弹道导弹探测与跟踪、海上及空中作战，以及通信、指挥和控制程序训练等内容。

韩方表示，三国将通过此次演习加强海上、空中、网络等多个领域的作战能力和共同应对能力，并继续维持稳固、稳定的安全合作关系。

另据韩国《亚洲商业日报》7日报道，韩美日宙斯盾驱逐舰等6艘舰艇，以及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主要海空力量将参加演习。

报道称，美国海军航母继2025年后，今年也将不参加演习。日本则将投入宙斯盾驱逐舰“爱宕”号、驱逐舰“朝日”号、P-1巡逻机、SH-60K直升机以及F-15、F-2战斗机等装备。

8月31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谴责“自由之刃”三方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域内国家造成威胁，并称美方对朝敌对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对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一名官员9月1日表示，此次联演是韩美日三国每年例行举行的防御性演练，旨在应对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威胁。截至目前，三国联演计划未作调整。

此前韩美“乙支自由之盾”联演规模被大幅压缩，但韩美日“自由之刃”联演将按照原计划举行。

澎湃思想周报｜当包豪斯成为极右翼的眼中钉；诺丁山狂欢节60年之变

庄沐杨，李斯扬 — Mon, 07 Sep 2026 05:33:36 GMT

当包豪斯成为极右翼的眼中钉

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举行了州议会选举。根据此前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领先优势相当明显。如果该党最终获得足够席位组建州政府，那么德国就将迎来自1945年以后，第一次出现极右翼政党真正掌握地方权力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竞选伴随着一场由德国选择党掀起的“文化战争”，无论是建筑、艺术或是历史记忆，都已然成为政治议题。德国选择党不仅要求重新调整学校中的纳粹历史教育，还提出削减所谓“反德艺术”的公共资助，并将包豪斯运动视为需要被重新评估甚至抵制的对象。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场关于建筑风格和历史教育的文化争论，其背后的关键远远不止一栋建筑、一所学校或者几门历史课，而是一系列更为根本的问题：谁有权决定“德国”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历史才值得被记住？代表这个国家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

当地时间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马格德堡，德国选择党（AfD）选举派对在老剧院举行，酒吧桌上摆放着印有该党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肖像的爱心标牌。视觉中国图

对此，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提出的文化与教育政策，最具有象征意味的口号之一是：“多一点俾斯麦，少一些希特勒”（ More Bismarck, less Hitler）。负责设计相关教育方案的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承认，有关纳粹德国的历史仍然会被放入课堂，但分量“会少一些”。相应地，他主张学校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历史上，即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及更早的德语文化传统。此举并不是要求德国彻底删除纳粹历史，而是试图改变它在德国历史叙事中的位置。

德国选择党试图将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的持续反思描述为一种罪责情结，并认为这种文化造成了德国人的身份危机，使德国社会缺乏民族自信。这也正是历史修正主义真正危险之处：它未必首先表现为否认历史，而可能首先表现为改变历史的叙事权重。希特勒的罪行依然会被放入课堂讲授，但应该降低其比重；纳粹罪行仍然可以被承认，但不应该成为德国国家身份的核心参照。于是，问题从历史是否真实逐渐转变为哪些历史应该占据多大篇幅。那么，为什么这个极右翼政党偏偏盯上了包豪斯呢？

如果说历史教育涉及德国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那么包豪斯涉及的则是德国希望以什么样的文化形象面对现在和未来。包豪斯1919年创立于魏玛，后来迁往德绍。它将建筑、设计、艺术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试图重新定义现代生活的视觉形式。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等人在德绍留下的建筑，后来成为20世纪现代建筑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更重要的是，包豪斯从来不只是一个“建筑风格”，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文化想象：艺术可以与日常生活结合，设计可以服务大众，建筑可以摆脱传统形式的束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共同工作，艺术家也可以通过实验探索新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包豪斯很容易被赋予超越建筑史的政治含义。

1933年，纳粹当局关闭包豪斯；一个世纪之后，当德国选择党将包豪斯称为“反德艺术”，并计划以所谓“爱国主义文化政策”，来取代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目前受到包豪斯理念启发的“以现代的方式思考”（think modern）文化宣传时，历史的回声自然显得格外刺耳。德国选择党提出的替代口号是“以德国的方式思考”（think German）。它希望公共建筑体现一种可以被辨认的“德国传统”，同时要求公共资金更多支持能够培育德国身份认同的艺术。这也就意味着，建筑风格不再只是审美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国家如何想象自己的视觉化表达。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ueller）的评论尤其提醒我们注意：极右翼对现代建筑的攻击并非德国独有，从匈牙利到美国，一些右翼政治力量近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吹传统建筑形式，并反对他们所理解的现代主义和全球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通过行政命令推动古典主义成为联邦政府新建筑的优先风格。其原因在于，建筑比政治口号更加具体。一项移民政策可能写在法律文本中，一项历史政策可能存在于课程大纲中，但建筑直接存在于公共空间，它们占据街道、广场、城市天际线，成为人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视觉环境。因此，当极右翼力量试图规定“什么是美”时，它实际上也在规定“什么样的社会应该被看见”。

穆勒指出，特朗普以及一些极右翼政治人物反复使用“美”这一概念，但这种所谓的审美偏好并非纯粹的审美趣味，而是成为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另类说辞。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之所以令人不安，并不只是因为它的建筑形式“难看”，而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不同的社会可能性。现代主义意味着变化、实验、国际交流和对既有传统的重新组织，而相对的，极右翼所追求的则是确定的民族身份、清晰的文化边界以及稳定的传统秩序。极右翼往往反对全球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但与此同时，它们对现代主义的反感却在不同国家之间高度相似。它们共同怀疑国际主义、城市多元文化、跨国艺术网络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身份，并试图用一种更加固定、纯粹和可辨认的民族文化来取代它们。因此，所谓恢复传统，并不只是恢复过去的建筑形式，它更像是在恢复一种关于谁属于这个国家的想象。

相较而言，德国联邦文化部长推动发表的新版《包豪斯宣言》，试图以包豪斯捍卫开放社会。但穆勒认为，这一政治姿态虽然值得肯定，却过度简化了20世纪建筑史——包豪斯内部的政治立场并非完全一致，并不是所有包豪斯成员都坚定站在“开放社会”一边。事实上，其中一些人后来愿意与纳粹合作，甚至为其工作，包括参与奥斯维辛的建筑设计。这恰恰也说明，文化遗产并不是天然拥有正确政治立场的圣物。因此，真正需要捍卫的并不是一个经过重新包装的“纯洁的”包豪斯，而是对文化历史保持开放、复杂和批判性理解的能力。如果为了反对极右翼就反过来把包豪斯塑造成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自由主义神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削弱人们理解历史的能力。

换言之，反对历史修正主义，并不意味着制造另一种历史神话。如果德国是一个拥有多元历史的开放社会，那么包豪斯当然可以成为德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可以参与德国文化生产，对纳粹罪行的反思也可以成为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德国被定义为一个拥有固定民族传统、固定文化边界和固定审美标准的共同体，那么包豪斯的国际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实验性就会变得可疑。在德国选择党的主张下，文化政治完成了从“审美判断”到“身份判断”的转换。

穆勒强调，这也是为什么文化政策绝不能被视为政治生活的边缘领域，因为当一个政党要求学校减少对纳粹历史的教学，它是在重新安排一个社会的记忆秩序；当它要求削减“反德艺术”的公共资金，它是在重新规定文化生产的边界；当它要求公共建筑必须体现德国传统，它则是在把民族身份直接写入城市空间。这种文化政治往往并不首先以一种激进的形式出现，它可能只是要求重新平衡历史课程、恢复民族自信、让公共建筑更加美观，以及让文化更加“德国化”。但正是在这些看似温和的诉求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逐渐显现：当国家开始规定什么样的历史值得记住、什么样的艺术值得资助、什么样的建筑才算美、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属于国家时，文化就开始承担划分“我们”和“他们”的功能。

包豪斯曾经被纳粹逐出德绍，因为它被视为一种危险的现代性象征。一个世纪之后，它再次成为德国文化战争的中心，并非因为建筑本身突然变得更加政治化，而是因为德国社会正在重新争夺谁有权解释现代德国的过去，以及谁有权规定它的未来。因此，真正需要捍卫的也许并不只是包豪斯，而是一种更基本的文化原则：一个社会应当允许自己的历史保持复杂，应当允许建筑拥有多种形式，应当允许艺术不必服从单一的民族身份，更应当允许公共空间容纳彼此不同的人。建筑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总会把某种价值观变成可见的形式。而当极右翼开始争夺建筑、艺术和历史记忆的解释权时，人们真正面对的，也就不再只是一场关于审美趣味的争论。

从“占有”到“看见”：诺丁山狂欢节60周年之变

当地时间2026年8月31日，英国伦敦，德布拉·罗曼（Debra 'PanDiva' Romain）与特洛伊乐队（The Trojans）在诺丁山狂欢节上表演。此活动庆祝丁山狂欢节60周年。视觉中国图

一、60年之后，狂欢节的成功为什么成为了一个问题？

刚刚过去的8月底，大约200万人涌入伦敦西部诺丁山的街道，在钢鼓、雷鬼的巨大乐声之间，身着羽毛、亮片和珠饰构成的盛装，从Ladbroke Grove一路穿过熟悉的街区。2026年是诺丁山狂欢节（Notting Hill Carnival）60周年。这是欧洲最大的街头文化艺术节，也是世界规模第二大的狂欢节（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在最近的周年报道中，《金融时报》回顾了它从加勒比移民社区的文化活动发展为英国最重要的大型节庆之一的历史。如今，诺丁山狂欢节每年可以创造接近4亿英镑体量的经济活动，它也早已成为伦敦向世界展示其多元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不过，今年围绕诺丁山狂欢节出现的另外两个数字，或许比“60周年”更能说明这段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一个数字是466万英镑。今年3月，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宣布额外拨款466万英镑，使一度面临资金缺口的诺丁山狂欢节能够如期举行——这还不包括市政府已经承诺的946300英镑的常规支持。新增资金的主要用途不是邀请更多艺术家、增加游行节目或制作更加华丽的花车，而是强化人群管理、增加工作人员与安保力量、设置更多路障和防车辆冲撞设施，并帮助主办机构建立新的安全管理方案。作为新安排的一部分，狂欢节组织者还将接手部分过去由伦敦警察厅承担的人群管理职责。

第二个数字是121次逮捕。今年，警方扩大了实时人脸识别技术（live facial recognition，简称LFR）在狂欢节期间的使用范围。最终，系统产生了214次警报，由此带来了121次逮捕行动——警方在整个狂欢节警务行动中总共逮捕了636人。相比2025年人脸识别主要部署在狂欢节区域的两个出入口，今年这一技术第一次明显地深入到活动区域之中。

由此，一边是伦敦市政府投入数百万英镑保证诺丁山狂欢节继续存在，一边是7000多名警察、专业安保、道路设施和数字识别技术共同维持着这一公共文化事件的运行。这意味着，一个原本以走上街头来争取公共可见性的文化实践，如今必须借助一整套财政、安全、组织和数字基础设施，才能继续让数百万人“走上同一片街头”。60年前，诺丁山狂欢节最重要的政治意义之一，是让原本处于城市边缘的加勒比移民及其后代走上英国街头，让自己的身体、声音和文化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公共空间里。60年后，这场节日已经不仅需要公共财政、专业安保、商业赞助和大型活动管理体系才能运行，参与其中的身体也越来越被摄像头读取、比对和识别。

诚然，一个持续60年、参与者达到数百万的公共文化仪式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自发状态，但两个数字背后的问题并非能被“反抗文化的商业化”简单回答。诺丁山狂欢节的历史正在从一个有关“如何被看见”的故事，转向另一个问题：

当一种曾经的“草根文化”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功到已经成为城市的某种“基础设施”之后，谁来规定它的“出现”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它的公共性与社会文化价值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二、街道是舞台吗——从“出现”到“占有”的狂欢节政治

关于诺丁山狂欢节的发生，一个简洁的起源故事是：1950年代，英国加勒比移民遭遇种族歧视和暴力，于是他们以狂欢节进行回应，最终发展成今天的大型庆典。但实际的历史则要复杂一些。1958年夏天，诺丁山爆发严重的种族暴力，大批白人青年袭击当地黑人居民。1959年1月30日，出生于特立尼达的记者、共产主义活动家、《西印度公报》创办人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在圣潘克拉斯市政厅组织了一场室内“Caribbean Carnival”活动。这一室内活动旨在通过音乐、舞蹈和选美等形式，为受到种族主义攻击的加勒比社群建立一个能够自我表达和相互支持的文化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这场活动发生在1959年5月安提瓜裔木匠Kelso Cochrane遭种族主义者杀害之前，因此，与其把它说成对某一次谋杀事件的直接回应，不如把它放回1958年骚乱之后英国黑人移民面临的整体社会环境中。

而今天被纪念为“60周年”的诺丁山狂欢节，实际上来自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历史线索。1966年，社区活动家Rhaune Laslett在诺丁山组织了街头节庆，希望让当地的不同族群能够彼此接触。她邀请特立尼达钢鼓乐手Russell Henderson及其乐队参加。伴随乐队演奏着走上街头，居住在此的加勒比居民不断加入表演的队伍，原本的社区节庆变成了一场移动的街头游行。此后，加勒比狂欢节的盛装游行（masquerade）、钢鼓（steelpan）和卡利普索（calypso）音乐传统逐渐进入这场街头节庆。特别是在1970年代，源自牙买加的雷鬼（reggae）、杜布音乐（dub）以及以大型扬声器、DJ和现场主持为核心的“声音系统”（sound system）文化进入诺丁山。它们尤其吸引了在英国出生和成长的第二代黑人青年，也使狂欢节逐渐从第一代移民保存加勒比文化记忆的节日，转变为一种更鲜明的“黑人英国”（Black British）公共文化。

从室内大厅走向街道，看起来只是场地的变化，实际上却已经改变了这种文化实践的政治性质。在室内，一个社区可以理所当然地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而一旦进入街道，谁有权使用城市公共空间的问题马上就浮现了。英国地理学家Peter Jackson早在1988年对诺丁山狂欢节的研究中就指出，狂欢节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中性城市背景中的文化节目，它的政治意义恰恰“铭刻”在城市景观中。街道并不是舞台，它本身就是权利争夺的一部分，是冲突和协商发生的空间。

这一点到1970年代时变得更加明显。1973年接手组织工作的Leslie Palmer扩大了诺丁山狂欢节的泛加勒比色彩。因此，对于第一代加勒比移民来说，盛装游行和钢鼓承载着与故乡有关的文化记忆，但对于在英国出生和成长的黑人青年而言，雷鬼、杜布以及巨大的低频音响带来的，是另一种更属于“Black British一代”的经验。今年，《卫报》刊登了黑人音乐作家Lloyd Bradley对诺丁山狂欢节60年的回忆。他写道，小时候自己甚至觉得狂欢节播放的是属于父母一代的“老人音乐”（old people music），而当sound system进入街道以后，事情开始改变。狂欢节不再只是父辈重温加勒比文化的节日，而逐渐成为他们这一代年轻黑人自己的“狂欢”。他们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些街道可以属于自己。

这种“拥有街道”的兴奋感受并不只是一句夸张的修辞。对于一个长期在住房、就业、警务乃至日常公共生活中感受到排斥的群体而言，数万人共同把自己的音乐、服装和身体带到伦敦街头，这本身就是一种空间权利的实践和城市权利的宣告。对诺丁山狂欢节的相关研究因此强调“争取进入并占据公共空间的权利”（claiming public space）的意义：街道不仅连接着两个地点，它也保存着一个群体曾经如何争取出现、聚集和表达自身记忆的历史。

也因此，1976年的警民冲突成为诺丁山狂欢节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节点。当年的狂欢节上，大规模警力部署与年轻黑人参与者之间爆发了严重冲突。研究者Peter Jackson分析当时的媒体报道发现，1976年以后，英国主流媒体日益把狂欢节、黑人青年与犯罪关联起来，黑人群体在公共话语中经历了一种“犯罪化”（criminalization），即被与犯罪、危险和社会失序相联系。近年来关于诺丁山狂欢节和“摇滚反种族主义”（Rock Against Racism）的研究也重新指出，1970年代的反种族主义文化政治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争夺发生的——狂欢节的行进路线怎么走、警察会在哪里出现、哪些声音可以进入街道，等等，它们看似只是活动组织或维持秩序的行为，但其实一直在重新规定着谁能够在城市中占据什么位置、谁能够定义街道秩序的问题。

如果把这段历史和今天的诺丁山放在一起，空间问题便会显得更加复杂。1960年代的诺丁山是一个贫困、住房条件恶劣、加勒比移民大量聚居的街区，但今天它却是伦敦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事实上，社会学家Ruth Glass在1960年代提出“绅士化”（gentrification）概念时，诺丁山正是她观察伦敦城市变化的重要地区之一。研究者Nick Bentley和James Peacock也把今天的诺丁山狂欢节，称作那些已经在绅士化过程中大量离开当地的人口所留下的少数重要文化遗存之一。因此，有趣的是，诺丁山狂欢节的形成与诺丁山地区“绅士化”进程的开始，并不是前后两个互不相关的历史阶段，而是几乎发生在同一历史时刻。

这也使得狂欢节是否应该搬离诺丁山的长期争论具有了超出活动安全的意义。面对将活动转移到更容易控制的场地，甚至改成售票活动的建议，伦敦市长萨迪克2025年的回答很明确：狂欢节诞生于北肯辛顿和诺丁山的加勒比社区，“它最终属于社区”，社区应当是决定它在哪里举行的关键主体。但这里恰恰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当创造这种文化的社区已经部分失去了当地的居住权，“属于社区”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或许，诺丁山狂欢节所保留下来的正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房地产产权的城市权利。在每年的这个特定周末，那些在日常城市经济中已经被推离这一地区的人及其后代，仍然通过音乐、身体和游行重新进入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狂欢节坚持发生在诺丁山而不是体育场或封闭公园，并不仅仅是忠于传统。因为地点不仅是盛放文化的容器，地点本身就是这项文化实践的一部分。然而，狂欢节能够“占有”街道，并不意味着能够脱离制度。

三、“狂欢”成功之后：当社区节日成为城市基础设施

今年8月，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发表了经济学家Mariana Mazzucato的文章，标题就叫“谁拥有诺丁山狂欢节？”（Who owns Notting Hill Carnival?）。这其实延续了她近几年与艺术家Alvaro Barrington共同推进的“狂欢节经济学”（Carnival Economics）研究：如果只是计算游客住宿、餐饮和消费带来的GDP增长，我们仍然严重低估了狂欢节的价值。

在Mazzucato看来，人们每年8月底看见的短暂狂欢，只是一个更庞大的生产系统浮出水面的时刻。诺丁山狂欢节背后有着复杂的钢鼓教育、服装设计和制作、歌舞训练、花车搭建、食品准备、社区组织和筹款工作。80多个团队参与其中，约15000套服装需要被制作，全年累计投入约100万个小时的劳动。狂欢节因而不是一个短暂发生的“事件”，而是由技能、组织能力、共同知识和社区关系构成的全年生产系统。Mazzucato特别强调，那些通常不进入经济影响评估的东西——归属感、社会凝聚力、技能形成、社区网络——同样是公共价值的一部分。

这个视角很重要，因为它改变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提问方式。讨论大型公共文化事件时，人们很容易把政府支出理解为它的“成本”，然后询问活动究竟能够带回多少旅游收入。可是，如果狂欢节本身就在长期生产技能、社区关系、文化记忆和公共身份，那么公共财政支持它，与其说是补贴一次消费活动，不如说是在投资一套文化基础设施。然而，一旦把狂欢节视为基础设施，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因为基础设施不只是让事件得以发生的条件，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事件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Nicole Ferdinand和Nigel Williams 2018年关于诺丁山狂欢节“节庆景观”（festivalscape）的研究，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一个比“商业化侵蚀草根文化”更有解释力的框架。他们指出，在50多年的发展中，诺丁山狂欢节先后形成并叠加了六种不同的框架：社区节日、特立尼达狂欢节、加勒比狂欢节、黑人艺术节、商业集会以及城市主导的标志性节庆。重要的是，其中的每个后一种框架并没有简单取代前一种。今天的诺丁山狂欢节可以同时是加勒比文化遗产、Black British文化空间、旅游产品、商业市场和伦敦城市名片。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政府、主办机构、商业资本、警察、社区团体等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从这一角度看，今年的466万英镑就很有意味。这笔钱保证了诺丁山狂欢节能够继续在原地、以免费街头活动的方式举行，无疑是公共文化获得制度支持的证明。过去受到种族排斥的文化，如今不仅被允许出现，甚至成为伦敦政府愿意主动投入资源保存的城市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化当然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文化公民权的实现。但与此同时，资金的用途也告诉我们，政府所支持的不只是“文化内容”，而是整个事件变得安全、可管理、可持续的能力，包括人流模型、路障、防冲撞设施、工作人员等精细的规划与管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过去由警方承担的人群管理责任，现在转移给了主办机构。

但这不能被简单归类为“文化收编”。如果一个社区主导的组织获得公共财政支持，从而能够自行建立更专业的人群管理和安全体系，这也可能意味着社区获得了过去没有的治理能力。换言之，国家退出一部分的直接管理，由社区组织承担更多责任，并不必然削弱自治，甚至可能增强自治。因此，判断制度化是否损害了诺丁山狂欢节公共性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于“制度有没有进入”，而在于制度进入以后，制定规则和积累能力的权力最终流向了哪里。

商业资本的问题也是如此。诺丁山狂欢节的官方网站公开提供多种品牌合作形式，而近年的参与者包括运动、饮料、航空和消费品牌。2026年，甚至连Vogue Business也专门刊文讨论品牌应当如何进入从诺丁山到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文章给出的建议并不是尽可能让logo更醒目，而是“社区第一，品牌第二”（community first, brand second）。如果品牌只是把这种狂欢节文化当成一个数百万人参与的营销场景，很容易招致反感；相反，较成功的合作往往通过支持设计师和本地文化生产者而进入节庆。

这说明问题已经不能停留在“商业出现以后，狂欢节是否还纯粹”的层面。一个每年吸引数百万人的免费公共活动必然需要巨额的资源。资本是否进入并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谁从这种文化生产中取得了价值，又有多少价值重新回到了生产它的社区之中？Mazzucato今年的研究恰好把问题推进到了这里。她反对仅仅把文化产生的公共价值计算成外部的“溢出效应”。因为“溢出”这个说法容易暗示真正的经济活动才是核心，而社区凝聚、技能培养、文化认同等只是附带产生的副产品。她更希望强调的是，这些本身就是狂欢节主动创造的公共价值，而不是偶然“溢出来”的东西。进一步地，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治理这些公共价值——一个节庆产生的品牌价值、旅游收益、技能和创新能力，是否能够继续强化那些制作服装、教授钢鼓、搭建sound system和维持社区组织的人？

因此，诺丁山狂欢节真正面临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再是“怎样保持在制度之外”。对于一种有着60年历史、参与者接近200万人的文化而言，这个要求本身就不现实。它面对的是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怎样进入财政、市场和治理体系，同时让由此形成的制度能力仍然掌握在文化共同体手中。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的诺丁山狂欢节还出现了另一种基础设施。它不生产服装，也不管理人流，而是识别人。

四、从“被看见”到“被识别”：狂欢节的可见性悖论

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丁山狂欢节最重要的政治意义之一，是让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身体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伦敦街头，那么60年以后，一个几乎相反的问题出现了：出现在街头以后，一个人是否也必须成为机器可以识别的身体？

伦敦警方并不是今年才想到在狂欢节人群中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早在2016年，伦敦警察厅就在诺丁山狂欢节测试过这一系统，2017年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试验。时任英国生物识别信息专员、犯罪学家Paul Wiles对此曾发表了一份相当谨慎的声明。他并没有否认面部识别可能有助于抓捕犯罪嫌疑人，但他指出，在拥挤公共空间中识别个体的技术当时仍缺乏足够可靠的效果，而这样一种高度侵入性的技术究竟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不应该仅由警方自行决定。

近十年之后，面部识别的技术性能与使用规模都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2025年，伦敦警方把实时人脸识别系统设置在进入和离开狂欢节的两个关键通道里，约165669张面孔经过摄像机，系统产生98次警报，61人随后被捕。警方当时特别解释，摄像设备没有进入主要狂欢节区域，原因之一正是对人权和活动性质的考虑。

2026年，狂欢节上这种识别的边界被进一步推进。今年，警方称人脸识别的使用得到扩大——最终有214次警报带来了121次逮捕，86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被拦下核查，其中7人因违反相关条件或登记义务被捕。警方同时通过搜查缴获68件武器，其中包括一把手枪。这些数字意味着，对LFR的讨论不能建立在“这种技术毫无作用”的否定性前提之上。对于警方而言，一个接近200万人参加、道路开放、没有门票和固定入口的大型公共活动，确实面临暴力犯罪、武器、性犯罪和极端拥挤等风险。2024年的狂欢节曾出现严重暴力事件，此后，安全审查和管理改革明显加速。今年，超过7000名警察参与了整个狂欢节周末的行动。警方的观点是，与其在巨大人群中无差别采取传统措施，LFR至少能够帮助警员更有针对性地识别已经被通缉、违反保释条件或被列入特定名单的人。

但问题也出现在这里。人脸识别与传统的“看见”不同。一个警察看见街上的人，并不等于自动知道他是谁；一台连接生物识别系统的摄像机则试图把公共空间中的匿名身体立即转换成可比对身份的数据。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在关于公共空间生物识别的指导中因此特别指出，这种技术意味着一个人只要进入摄像机的视野，身份就可能被确定，而公共空间中的人通常没有真正“退出”这种数据处理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持续的生物识别监控可能产生所谓“寒蝉效应”：如果人们知道进入某个空间意味着自己会被识别和处理，他们行使表达与集会自由的方式也可能随之改变。

对于诺丁山狂欢节来说，这种变化尤其不能被理解成一个抽象的技术伦理问题。

加拿大监控研究学者Simone Browne在2015年的《黑暗问题：论对黑性的监控》（Dark Matters: On the Surveillance of Blackness）中，提出了“种族化监控”（racializing surveillance）的概念。她试图说明，现代监控技术并不是在一个没有历史的社会空间里突然出现的——黑人身体曾长期处于被记录、识别、分类和管控的制度之中，从奴隶制时期的逃奴通告、身体标记到现代边境检查和生物识别，一系列技术变化背后存在着值得警惕的历史连续性。这当然不能直接证明2026年诺丁山狂欢节使用的面部识别算法正在歧视黑人，也不能仅凭狂欢节的历史就认定任何警务技术都是非法或不正当的。但Browne的研究提醒我们，在一个拥有如此明确黑人反种族主义历史的空间里，“识别”从来不可能只是一个纯技术动作。谁被观看、为什么被观看、观看得到的信息可以被用来做什么，本身就是公共空间权力关系的一部分。

这里，我们或许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可见性”。一种可以称为政治可见性（political visibility）。对于早期诺丁山狂欢节而言，它意味着一个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边缘的群体能够出现。不是作为人口统计中的数字，而是作为能够歌唱、舞蹈、穿戴、制造声音并占据空间的主体。狂欢节的政治性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这种主动的自我呈现。另一种则可以称作机器可识别性（machine legibility）。它关心的不是一个主体想要如何出现，而是治理系统能否迅速判断“你是谁”，并把你的公共出现与数据库中的身份、风险标签和警务行动连接起来。前一种可见性意味着“我能够作为主体进入公共空间”，后一种可识别性则意味着“公共权力能够把我的出现转换成机器可以读取和采取行动的数据”。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诺丁山狂欢节60年的历史形成了一个颇具意味的反转。在1950至1970年代，问题是如何摆脱“不可见”：黑人能否在伦敦中心城区公开出现？能否让自己的音乐足够响亮？能否不需要把自己的文化生活隐藏在室内和私人空间中？到了2026年，问题却开始变成，当一个人已经能够自由进入公共空间以后，他是否也应当拥有某种不被无限识别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安全与自由之间存在一个可以简单择其一的答案。事实上，没有基本安全的话，数百万人也不可能共同占据街道；而如果严重暴力持续发生，最先受到伤害的恰恰可能就是狂欢节继续保持开放、免费和街头性质的社会正当性。真正困难的问题或许是，安全保障应该要求多大程度的可识别性？如果为了保存一个开放公共空间，我们最终必须把进入这个空间的身体越来越充分地转换成可以被计算、筛查和判断的安全对象，那么被保存下来的“公共性”本身是否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五、一种草根文化怎样才算真正“成功”？

60年后的诺丁山狂欢节显然已经不是1966年的狂欢节。在这个场域中，有政府资助，有全球企业，有专业管理机构，有庞大的警力，也有实时人脸识别。它既是Black British文化的重要象征，又是伦敦的城市品牌之一；既是一套全年工作的社区文化生产系统，也是一个能够产生近4亿英镑经济活动的文化旅游事件。

但这些变化并不自动意味着狂欢节的公共性已经消失。Leighan Renaud在关于诺丁山狂欢节的研究中就反对把它的历史简单讲成一个“抵抗—商业化—被收编”的衰落故事。即使经历了主流化和商业化，盛装游行的品牌仍然在制作服装，黑人身体仍然每年重新进入一个已经高度绅士化的诺丁山，社区关系和抗议精神也仍然通过这些具体实践得到保存。也许，一种草根文化真正的成功，本来就不意味着永远留在制度之外。相反，当它成功到足以成为一座城市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时，它必然要面对财政、安全、组织、商业和技术问题。

值得与时俱进重新判断的问题，是进入制度之后，狂欢节是否仍然拥有改变制度条件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所谓“城市公民权”也不只是政府承认某种少数族裔文化值得庆祝。它还意味着，创造这种文化的人是否有权继续“占有”那些街道，是否能够参与决定地方活动如何被管理，是否能够分享自己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否能够把公共投入转换为社区自身的组织能力。以及，在一个生物识别日益进入城市空间的时代，他们是否能够参与决定自己的公共出现怎样被转换成机器中的数据。60年前，诺丁山狂欢节通过走上街道追问谁有权利出现在城市之中。60年后，它创造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当所有人都可以来到街上之后，是谁规定了、又如何规定了他们以何种方式被看见。

星宇股份发布近期调岗减员错误行为的相关情况及整改措施

陆华东/新华社客户端、星宇股份官网 — Mon, 07 Sep 2026 04:31:34 GMT

7日，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我司近期调岗减员错误行为的相关情况及整改措施》，介绍了事情经过、公司的认识和态度、后续改进措施，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

星宇股份发布的通报称，公司管理层再次向相关同学及其家人和社会各界诚恳道歉，并决定对负主要责任的总经理周晓萍给予扣薪1年的处理，对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给予免职处理（此前已停职），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

通报还提到，常州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及时通过举办3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和对107名同学定向推荐适配岗位等方式开展就业服务。截至9月7日中午12时，107名同学中已入职新单位71人，通过面试并发出入职通知22人，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计划考研等。

关于我司近期调岗减员错误行为的相关情况及整改措施：

一、事情经过

2025年秋季及2026年春季校园招聘期间，我司共与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签订《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也称“三方协议”），其中372名同学毕业后陆续与我司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其余68名同学因另行择业、回校深造等原因未继续在公司工作。

2026年7月，公司管理层基于后续订单情况及用工需求，提出公司岗位优化整合方案，错误地作出了对部分新入职同学进行调岗减员的决定，并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尽快实施。

8月初，我司人力资源部门明确对372名同学中的140名同学进行协商，其中33名同学保留原工作岗位，其他107名同学与我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这107名同学的学历分布为本科75人、硕士研究生32人，岗位分布为研发技术岗（含光学、结构、电子等产品设计）39人、生产制造岗（含组装工艺、设备保全、装备调试等）60人、职能岗（含质量工程师、项目工程师、质检员等）8人。

二、我们的认识和态度

在整个方案制定和协商过程中，由于我司管理层研判失误，决策草率，没有充分考虑上述同学刚刚入职的实际情况，部分工作人员协商过程简单生硬，让同学们受到了极大的身心伤害，也给他们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为此我们深感自责深刻反思，对于社会公众和媒体给予我们的严肃批评和舆论监督，我们照单全收，承担全责。在此，公司管理层再次向以上同学及其家人和社会各界诚恳道歉，并决定对负管理责任的总经理周晓萍给予扣薪1年的处理，对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其分工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给予免职处理（此前已停职），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

事情发生后，我司积极落实补救措施，于8月27日一次性支付了107名同学的3个月求职补贴（每人每月5000元），报销外地来常参加招聘活动同学的交通费，向在此期间仍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并明确了三个月之内未实现单位就业的同学按原工资标准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同时逐一告知了以上同学。

常州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及时通过举办2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和对以上107名同学定向推荐适配岗位等方式开展就业服务，在此过程中我司积极联系相关企业提供岗位支持。截至9月7日中午12时，107名同学中已入职新单位71人，通过面试并收到入职通知22人，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计划考研等。下一阶段我司将持续配合人社部门做好就业服务工作。

三、后续改进措施

针对此事暴露出的问题和短板，我司将深刻汲取教训，积极改正错误，在社会各界和媒体的监督下，从源头上落实以下整改措施：

一是强化以人为本经营理念。我们将始终把员工的切身利益放在企业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实打实的行动推动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落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构建更有温度的企业用人环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二是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将“以人为本”理念落实到人力资源管理具体工作层面，选聘关爱员工、熟悉政策、业务过硬的专业人员充实人力资源队伍。将充分沟通列入重大人事变动前置程序，注重听取各方代表意见，并设立员工日常意见表达直通通道，确保员工的意见和诉求及时得到回应。

三是强化员工权益保障机制。对员工职业规划、薪酬待遇、健康福利等保障制度进行全面梳理、系统优化。加大新员工权益保障资源投入，设立“星宇青年成长基金”，用于新入职员工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职称评审、困难帮扶等，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四是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邀请法律专家、新闻媒体和员工代表参与，定期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情况进行专项评估并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