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晞｜历史洪流中的理想主义者：颜福庆的医学人生与时代画像

高晞 — Mon, 07 Sep 2026 04:02:06 GMT

《颜福庆传（增订本）》，钱益民、颜志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412页， 118.00元

我正在担任一家拼命挣扎的医学院院长，我发现这既充满刺激又充满挑战；当一家医学院没有什么额外的外部资源可以争取，内部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互内耗的时候，当所有教职员都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被对待，那么所有教职员的精力都将集中在医学院的前途和命运上，而不是放在个人福利上。

这段文字选自1935年《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尽管开头的语句隐约透露出当时的艰难与不易，但从字里行间，仍能深切体会到作者内心坚守的信念与明确的目标——医生要专注于医学院的前途，而非个人的福利。

文章的作者是著名医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颜福庆（1882—1970）。那年他五十三岁，正值人生与事业的黄金时期，踌躇满志。距那时三年前，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改组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聘请颜福庆为院长。当时，医学院的新校舍和上海市最大、最先进的中山医院正处于紧张的建筑之中，他梦寐以求的“上海医事中心”蓝图即将成为现实。此前一年，他被民国教育部聘请担任第三届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主持全国医学教育改革。该届委员会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一、医学、护士及助产学校之统计；二、课程标准及教材大纲；三、师资进修奖学金；四、编辑及发行；五、修订表册；六、视察；七、搜存书籍（见《第三届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十四年工作报告》）。同年，颜福庆又被聘为民国政府中央医院调查委员会委员。

颜福庆的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照，原件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1932年8月医学院从国立中央大学划出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颜福庆担任院长。此为当时教育部出具的训令。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医疗资源匮乏、财政经费短缺、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落后、医学院校师资与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医学教育标准与医院管理体制亟待规范的转折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医疗卫生现状，国民政府正式从国家层面启动全国医学教育的标准化与医院的规范化建制工作。在此背景下，作为彼时最具影响力的医界领袖之一，颜福庆应邀参与了诸多国家层面的医疗卫生决策。无论是在践行其个人宏大的医学理想，还是在构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宏伟工程中，面对艰难而漫长的历史征途，颜福庆均倾注了毕生热忱，并将其贯穿于生命始终。

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发展史的标志性人物，颜福庆身上镌刻着诸多时代标签：

190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首批由中国本土现代医学校培养的西医学生；

1909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从耶鲁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

1914年出任由耶鲁大学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学校校长；

1915年与伍连德等二十一位华人医生共同创建“中华医学会”，并出任首任会长。他起草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大声呼吁要“维护医生的荣誉与尊严”；

1926年提出国民政府应设立卫生部的建议，并起草了卫生部机构草案，该草案的构思最终被民国卫生部采纳；

1927年创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并受聘为医学院院长，成为国立医学教育重镇；

1928年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创建“吴淞卫生公所”，成为中国第一家农村卫生实验区，这是乡村卫生建设的早期探索；

1934年出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

1937年主持创建上海中山医院和上海医事中心；

1937年抗战爆发，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

1938年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卫生署署长，全面负责战时的国家医疗卫生事业；

1950年以副主任委员身份参加“上海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

1907年颜福庆与耶鲁大学医学院1909届同学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人为颜福庆。

由颜福庆生平诸多节点所构筑的历史图景，实质上浓缩并践行了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医学现代化史：西医传入与本土西医精英的崛起，现代医学教育体制的本土化尝试，医学专业共同体的构建与学术自主，国家卫生行政体制的设计与推进，国家医学教育标准的探索与决策，约翰·霍普金斯模式的中国实践，战时人道主义救助，以及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卫生与医疗。由钱益民教授等所著的《颜福庆传》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底，不仅为颜福庆立传，更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制度从无到有、艰难崛起的宏大历史，绘制了一幅极具学术深度的“时代画像”。

透视其个体生命在跨时代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抉择与建制化贡献，是追寻近代中国医学转型逻辑的一个重要路径，在宏观历史叙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与学术立论意义。《颜福庆传》初版于2007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建校八十周年时发行。在复旦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钱益民对书中的章节进行了深度拓展与重新阐释。新版不仅增加了六万余字和二十二幅珍贵历史图片，更使之从最初的人物传记，蜕变为一部厚重的人物研究学术专著。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呈现出三个尤为深刻的核心切面。

现代医院生存的经济账

1935年，颜福庆被医学教育委员会委以重任，写下了《中国医学院校和医院的经济》一文。在文中，他替国民政府精细地计算了创建一所医院最低需要多少经费，以及维持一家高质量的医院需要给医生发放多少工资。1923年，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曾确定维持一家质量上乘医院的最低预算是五十万墨币；1935年教育部通过的医学院开办费是七十四万墨币，医学专科学校的开办费是三十万墨币。然而，当时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未能达到这个标准。颜福庆说：“我是医院管理者，尤其是我与那些苦苦挣扎的医学院有很多联系。”因此，他要替医学院直言。他批评了他的前雇主、资助他建校的金主——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其将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工资定得过高，致使中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缺乏吸引力，无法聘请到优质教授，也留不住成熟的老师。

比如当年协和医学院的华人药理学家陈克恢，他在协和期间与同事合作展开对传统中药的研究，并在当归和麻黄的提取研究项目上获得成功，轰动国际药理学界。然而，陈克恢因年资不足和发表论文未达标，未能在协和获得晋升，遂萌生去意。颜福庆得知后，试图聘请他来上医主持药学院工作，但上医提供的四千八百元年薪和副教授待遇对陈克恢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为此，颜福庆提出要将医学院校的经费调节到国家能够承担的水平，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医社负责人顾临暗示，应当将协和的薪水降下来。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顾临的认同。

在以往的教会医院或近现代建院史研究中，国内学者要么流于宏大的叙事，要么热衷于描绘医生医术高超、病人感恩免费救治的和谐生态，极少有专家真正涉足医院史中实质性的经济与资产管理问题。然而，诸如此类的研究，是无法真正搭建起一所现实中的医院的。

《颜福庆传》中令人敬佩的视角，就在于作者极有耐心地去清理并核算学校与医院的资产结构。书中引入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校史档案馆中泛黄的《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通过多方互证的原始档案，为中国由传统诊疗向近代医学的转型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经济账。

《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

钱益民在书里列举了精确到“角、分”的账目细节：从高官孔祥熙、宋子文的数万元巨额拨汇，到普通市民的零散捐款，每一笔都登记在册。更具历史穿透力的是，作者在早期财务凭证中发掘出了颜福庆亲笔签字的报销单——他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募款时，邮资是多少、买胶水花了几分钱，甚至因为写错字作废的一张信纸，都从自己的薪水里扣除。

《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

这种账本层面的史料，比任何空洞的“廉洁奉公”等形容词都更有力量。钱益民甚至披露了颜福庆在董事会会议纪要中留下的记录：他为了维持“医者清流”的独立性，力排众议，坚决拒绝了上海滩青帮大亨沾染烟赌的“不义之财”；为了防止医院沦为洋商敛财的买办工具，他果断开具支票，退还了带有排他性采购回扣条件的洋行定金。西式医院的资金运作与管理，正是近代西医传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

宋太夫人倪桂珍丧仪移助中山医院基金的几笔记录，来自《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

《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

医学精英的平民关怀

颜福庆出身于上海的基督教家庭，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他回国后的实践却经历了彻底的本土化蜕变。他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传染病横行、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言，多培养几个能做高难度手术的临床医生固然重要，但打造一个能够覆盖广大民众的预防医学体系，才是拯救中国民众的根本。他极力反对医生私人开业，要求医学生必须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乡村和人群。他曾亲自创办“吴淞卫生模范区”，组织医学生下乡建立公厕、进行防疫宣传和健康体检，把现代医学的种子播撒在最基层。他极力主张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当时国力孱弱、民众经济能力低微，只有通过环境卫生、疫苗接种、妇幼保健等预防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节省国家和家庭的医疗费用，达到广济群生的目的。

吴淞卫生模范区成立合影

颜福庆提倡公医制。公医制的核心是以国家或公立组织的力量来提供医疗服务。他主张组成“合乎于中国特殊需要的医疗组织”，使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民众，不论贫富，都能获得经济、有效的医治。

捕捉历史洪流中的华人身影：自主制度的建构者

在既往的近现代医学史叙事中，由于多依赖公开发表的英文医学报告，历史的视野往往聚焦在外国医生是如何努力克服困难、为西医知识“本土化”而奋斗的。在这种西方视野的遮蔽下，华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贡献长期被无视，医生的名字都淹没在浩瀚的档案中。

钱益民的《颜福庆传》则彻底把历史的聚光灯打在了华人自己身上。他展现了颜福庆作为一个拥有极强执行力的“制度工程师”，如何打破外国人垄断高等教育的局面。从1914年的湘雅，到1927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再到枫林桥医学中心（中山医院）的崛起，颜福庆在各方政治势力、地方军阀与海外基金会之间多方周旋。他坚持学校的“国立”属性，坚持行政、经济、教学主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华人手里。钱益民用大量的会议记录与中英文书信证明，华人不是被动接受施舍的“助手”，而是近代跨文化传播中自主建立现代科学制度的“拓荒者”。

中山医院设计图

《颜福庆传》最值得重点推荐的，是书中所展现的史料的厚度、广度与深度。一部优秀的传记，其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与丰富性。颜福庆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其足迹遍及上海、长沙、北京以及美国耶鲁、英国利物浦等地。为了还原他的历史面貌，作者进行了令人惊叹的史料搜集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外档案的调阅，深入挖掘了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的原始档案、湘雅医学院早期的英文通信与报告。二是国内文献的爬梳，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内政部卫生署档案、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建校档案，以及当时的报刊杂志（如《博医会报》和《中华医学杂志》等）。三是口述历史的抢救，访问了颜福庆的后裔（如颜志渊等）、他的学生以及历史见证人，获得了大量一手口述资料。

这些珍贵史料的互证，使得书中的每一个历史节点——无论是湘雅的创立、中山医院的筹建，还是战时卫生勤务的组织——都拥有了坚实的文献支撑，彻底告别了过去某些人物传记流于坊间传闻或文学演义的弊病。

颜福庆（右二）与宋庆龄（左四）

阅读这部传记，同时对照现实，由此形成了若干粗浅的想法。

首先，它能使我们重温“医德”与“医学人文”的本质。在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和商业化大行其道的当代医疗体系中，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学似乎正在逐渐失去其温情的人文内核。颜福庆在一个世纪前喊出的“医学是福利事业而非商贾行为”，在今天依然是一剂清醒剂。他提醒全体医疗从业者与政策制定者，医学的起点和终点都应当是“人”，而非“利润”或“论文”。

其次，颜福庆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具有超前的预见性。在经历了近年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后，全社会都深刻意识到了“预防为主、公卫先行”的重要性。回顾颜福庆在民国时期的实践——他在上海高桥镇建立的农村卫生示范区，他在城市开展的传染病普查与接种——都是现代公共卫生网格化管理的雏形。他的思想证明，一个国家的医学实力，不仅要看它能治好多少疑难杂症，更要看它能让多少普通人免于走进医院。

最后，这是对大学精神与大师之风的呼唤。颜福庆创办上医和湘雅时，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但他通过制度建设与人格魅力吸引了全中国最顶尖的头脑。他的治校理念、对教学质量近乎严苛的追求，至今仍是高等教育界应当效仿的典范。颜福庆既盖了现代化的“大楼”，更培养了无数的“大师”。1956年全国一级教授评选，上海第一医学院有十六位教授榜上有名，其中有五位一级教授是由本校自行培养。那年这所学校才创办二十九年，当年的青年学子此后均已成为中国医学事业各个学科的开创者和领头人，源源不断地培养着医学人才，这就是颜福庆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195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师生合影（二排左六为颜福庆）

医学知识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究竟该如何解析，依然有无数种路径。钱益民教授的《颜福庆传》，通过对英文信、募款账本、防疫图表、交代材料等极为具体的史料编织，脱离了普通故事书的演义范畴，客观地描绘了一位医学大师的理想、信念、思想与行动，让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看到那位身材消瘦、目光坚毅的老人，如何用一生的坎坷与执着，为今天的我们留下至今仍在运转并惠及千家万户的医学遗产。

六部门发文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唐诗凝、周圆/新华社 — Mon, 07 Sep 2026 03:59:43 GMT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7日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同时，产业发展也面临顶层设计系统性不足、品牌建设相对滞后、融合发展程度不深、人才队伍存在结构性短板等问题。

立足产业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

科技巨头争相入局AI气象预测，但极端天气下的信任红线仍未逾越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刘栋 — Mon, 07 Sep 2026 03:57:05 GMT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全球气象预测领域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革。谷歌旗下的 DeepMind、华为、微软及英伟达等科技巨头纷纷推出自主研发的AI气象大模型，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由昂贵超级计算机和物理方程主导的传统气象预报格局。

根据《纽约时报》近期报道，在2025年10月28日重创牙买加的超强飓风“梅丽莎”袭击期间，人工智能模型展现出了惊人的预报能力。这场风暴因路径诡谲且夹带高达每小时近300公里的狂风，成为气象界公认的极难预测案例。然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梅丽莎”登陆前三天，就成功发出了它将从最弱的1级飓风跨级暴增至致命5级飓风的准确预警。

飓风中心预报员菲利普·帕平及负责人丹尼尔·布朗坦言，这一准确判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25年年初引入的谷歌DeepMind AI预测模型，该模型在此前的2023年11月就以GraphCast的最初形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谷歌DeepMind团队在8月6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最新研究也指出，该AI模型在飓风路径、强度和结构三大核心要素的预测上，平均比传统模型领先整整一天或更久。其5天飓风路径预测的准确时效，比最强的公共竞争对手领先了30多个小时。

与此同时，谷歌还在2025年向公众推出了名为Google Weather Lab的交互式可视化工具，并在2026年8月进一步推出了性能更强、支持全球高分辨率逐小时预报的旗舰级WeatherNext 3模型。

谷歌并非唯一觊觎气象预测蓝海的科技巨头。目前，全球AI气象预报已形成多方割据的竞争版图。华为于2023年7月在《自然》杂志正式发表论文并亮相的盘古气象大模型，由于采用3D变压器架构，在热带气旋追踪上表现卓越，其运行速度比传统数值模式快上万倍。

英伟达自2022年首次公布并开源其采用傅里叶神经算子架构的FourCastNet模型以来，不断进行技术迭代，并于2026年1月在Earth-2开放模型家族中进一步发布并上线了升级版的FourCastNet 2.0/3.0 NIM容器，能在几秒钟内生成全球天气概率预报，极大地降低了日常运营的计算能耗。

微软研究院于2024年6月正式发布并揭晓了拥有超过13亿参数的高分辨率大气基础大模型Aurora 极光模型，不仅支持气象预报，还跨界扩展至空气质量和海洋波浪的联合预测，更在2026年7月推出了升级版的Aurora 1.5气象大模型以深度连接业务。作为传统气象界金标准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其自身也在2023年末至2025年期间正式将自主研发的AI驱动模型AIFS投入业务化运行，积极拥抱技术转型。

尽管AI气象模型以几秒钟出图的超高效率和日常预报的高准确率惊艳世界，但多项权威学术研究近期却对AI发出了集体质疑，指出其在最关键的极端破纪录天气面前存在致命盲区。

2026年5月发表于《科学进展》的一项联合研究中，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与日内瓦大学的科研团队将多款主流AI模型与传统顶级物理模型进行了数千次破纪录极端天气的对比测试。结果显示，AI模型系统性地下调了极端高温、极端寒潮及暴风的强度与频率。

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去年5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研究指出，AI模型的本质是基于过去40年历史气象数据的模式识别。如果给AI输入从未发生过的极端气候条件，AI往往会本能地向常态妥协，从而严重低估灾害严重性。

同时，美国莱斯大学等机构2026年3月针对AI飓风预报的一项结构分析显示，AI生成的风场虽然看起来很逼真，但在风暴中心附近的梯度风平衡等核心指标上，经常违反基本的空气动力学物理约束。知名气象科研机构Brightband及多位气象专家也提醒，AI气象模型不是魔法，它们无法凭空预测，其初始输入依然百分之百依赖于传统物理模型收集和整理的数据。

正如上述报道中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名誉教授凯里·伊曼纽尔和国家飓风中心负责人迈克·布伦南所言，AI目前只能被视作一种超强的高级参考工具，而非传统气象学的替代品。在事关人命的防灾减灾决策中，人类气象员的经验物理判断、传统数值模式的严谨计算，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道防线。

绕过“招拍挂”的矿权交易无效，内蒙古一地方政府被判担责七成赔偿超千万利息

澎湃新闻记者郑朝渊 — Mon, 07 Sep 2026 03:53:33 GMT

一个按约定注资五千五百万元的矿产项目，没有通过“招拍挂”等竞争性方式出让，而是由政府签订协议出让矿产资源勘探权给民营企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人民政府与阿巴嘎旗中基能矿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能矿业公司）签署的合同，被法院认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对于合同的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判令阿巴嘎旗政府对利息损失承担70%的责任，即向中基能矿业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一千四百余万元。

近日，对于该案中的过错责任划分情况，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阿巴嘎旗委书记额日巴日斯，其回应自己上任不久，具体情况将咨询相关部门了解后回复。

澎湃新闻从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作出的（2026）内25民终335号民事判决书了解到，中基能矿业公司向阿巴嘎旗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2012年7月12日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判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退还投资款及利息补偿费用48404062.59元（其中含本金47333021.50元、利息1071041.09元）。一审阿巴嘎旗法院认为，探矿权、采矿权应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出让，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原告中基能矿业公司与被告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签署合同，案涉无效合同，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阿巴嘎旗人民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对采矿权、探矿权的取得程序应当非常清楚，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违反强制性规定与原告签订协议出让玛尼图管委会所在地及周边部分空白区的矿产资源勘探权，应承担给原告由此所受到的损失的主要责任，即产生利息的70%。一审法院最终判决阿巴嘎旗人民政府退还给中基能矿业公司剩余投资款17381831.20元，支付利息损失14835241.56元及后期产生的利息损失。

一审判决后，中基能矿业公司与阿巴嘎旗政府均提出上诉，中基能矿业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退还全部投资款本息。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以“居民搬迁出资”为对价，变相规避了法定审批、出让金缴纳、资质审查等强制性监管要求。协议表面是“搬迁合作”，核心交易结构是“企业出钱换矿权”，实质是规避矿业权出让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具有明知、故意、积极追求的过错，过错程度相当、原因力同等，但从签约动机而言，中基能矿业公司为规避竞争性方式取得矿业权的规定，自担风险，拟采用非法方式获得矿业权。因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主张中基能矿业公司承担70%的主要过错责任。

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提出的上诉请求为，改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给付中基能矿业公司利息损失6357960.66元及后期产生的利息损失，即对利息损失承担30%的次要责任。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认为，案涉合同无效的核心诱因是中基能矿业公司的非法缔约目的，其为规避法律规定主动设计合同条款、垫付费用，是导致合同无效及损失产生的主导方，阿巴嘎旗人民政府虽在协助办理矿业权手续的约定上存在疏忽，但并非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亦无追求非法利益的主观意图，过错程度显著低于中基能矿业公司，一审法院责任划分严重失衡，依法应予纠正。中基能矿业公司辩称，不认可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所谈到的过错责任，“要求很简单，干不下去了退还投资款本息即可。所谓的合同效力、过错责任、利息的三七划分在本案当中纯系无稽之谈，是强加于无过错无责任的民营企业的相关责任”。

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法院认定，本案中对于合同的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但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对“探矿权出让方式”的规定具有当然且全面的认知，政府主动以协议方式与公司签订出让合同，过错明显，一审判令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该案中的过错责任划分及是否执行利息赔偿情况，澎湃新闻联系上阿巴嘎旗委书记额日巴日斯，其回应自己到阿巴嘎旗上任不久，不太清楚该案信息，具体情况向相关部门去了解。额日巴日斯向记者询问了该案判决时间及判决法院，并表示了解情况后将回复。9月7日上午，记者再次联系额日巴日斯，截至发稿前，暂未获回复。

河南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刘朝瑞被查

澎湃新闻编辑马潇 — Mon, 07 Sep 2026 03:51:35 GMT

9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8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预警：渤海湾莱州湾将现温带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易引发海水倒灌风险

澎湃新闻记者刁凡超 — Mon, 07 Sep 2026 03:35:19 GMT

9月4日至6日，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暨中国攀岩联赛（上海站）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火热进行，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顶尖选手齐聚申城，在岩壁上演力量、速度与技巧的精彩对决。两项高水平攀岩赛事同期落地上海，既是国内外高水平攀岩力量的一次汇聚，也为上海与世界攀岩运动搭建了一座新的交流平台。

经过三日角逐，国际攀岩挑战赛中，中国队在女子速度、男子速度、女子速度接力、男子速度接力、混合速度接力五个小项中收获三枚金牌、四枚银牌、三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女子速度项目由中立运动员叶丽扎维塔·伊万诺娃夺冠，混合速度接力由西班牙队登顶。中国攀岩联赛方面，上海队小将黄欣怡问鼎女子速度攀岩项目，江西选手黄敬杰获得男子速度攀岩冠军；攀石赛场，广东队的谭有恬获得女子攀石冠军，男子攀石冠军则归属浙江队的白轩朴。

上海体彩积极助力本次赛事，现场组织“公益金沪上行”观赛团，设置特色展位，将趣味互动、责任彩票宣传和公益金传播融入运动场景，借攀岩赛事的火热氛围，让市民更直观地了解到体彩的公益属性。

“公益金沪上行”感受攀岩力量

赛事期间，上海体彩组织开展“公益金沪上行”观赛活动，邀请市民来到比赛现场，走近赛事，走进体彩展台，让体彩公益金在飞檐走壁的竞技时刻变得可观可感。

上海体彩还邀请运动KOL博主来到现场探访体验，从独特视角参与互动，让体彩公益金以更加年轻化的表达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同时，媒体观赛团以专业角度进行报道，展现体彩公益金如何助力体育赛事、融入市民生活。

2025年，上海共销售体育彩票87.65亿元，共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21.25亿元；市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实际使用6亿元，涵盖全民健身、国际国内赛事扶持等多个领域。本次攀岩挑战赛的顺利举办，离不开体彩公益金“润物无声”的支撑。“公益金沪上行”正是通过走进这些公益金助力的体育赛事，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体彩公益金“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让公益金的去向与价值被更多人看见。

上海体彩展台“圈粉”赛场

现场，上海体彩还同步打造了互动展台，设置多重趣味体验区域，吸引大批观赛市民驻足参与，色彩鲜明的主题展台也成为赛场内颇具辨识度的一处打卡点。

贴合攀岩运动对臂力、腕力的能力要求，展台特别推出“腕力大挑战”区域，不分年龄、不限性别，市民均可参与挑战，完成挑战即有机会收获精美礼品，在趣味比拼中切身感受攀岩运动的力量内核。

展台里的“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则是集合了购彩风格测试、反诈科普等六大功能模块，面向来往观众普及理性购彩知识，讲解彩票反诈避坑要点，守护广大购彩者合法权益。观众扫码即可线上打卡，参与幸运抽奖，把体彩周边好礼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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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即将达“超强”级别，气候专家：需提前着手应对

澎湃新闻记者刁凡超 — Mon, 07 Sep 2026 03:30:07 GMT

日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海温偏暖幅度大，即将达“超强”级别。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持续至2027年夏季。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将是由厄尔尼诺事件传导出的多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2026年9月6日，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想表示，厄尔尼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叠加了一层增暖效应，使高温热浪发生概率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趋不均、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发生变化。

李想认为，面对厄尔尼诺，要基于滚动更新的实时监测和动态预测做好扎实准备，科学认识，提前着手应对。

何为超强厄尔尼诺？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1次，持续约9个月至12个月。

国家气候中心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监测预测业务以赤道中东太平洋Niño3.4（5ºS–5ºN，170ºW–120ºW）区域平均的3个月滑动平均海温距平作为指标，综合分析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的发生、发展、衰亡及其强度。当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ºC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根据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0.5°C但小于1.3°C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1.3°C但小于2.0°C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0°C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2.5°C定义为超强事件。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C，8月指数平均为2.59°C，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且峰值强度超过2.5℃，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即将形成，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1982/1983年、1997/1998年和2015/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超强厄尔尼诺如何影响我国？

厄尔尼诺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显著，会加大部分地区发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概率。

具体到我国，陈丽娟说，厄尔尼诺成熟期冬季，我国大部分地区总体偏暖、但季节内冷暖起伏可能比较明显；厄尔尼诺次年夏季，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容易出现洪涝；厄尔尼诺次年春夏季，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个数较常年偏少。1998年、2016年、2024年，均为厄尔尼诺次年，其对我国夏季气候特别是长江流域附近的降水影响显著。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2026年夏季我国气候异常特征明显，中东部地区总体涝重于旱，并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同时，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秋季，厄尔尼诺事件将继续对我国气温、降水带来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受厄尔尼诺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分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9月还将有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

顾薇预计，冬季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

顾薇认为，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会比2026年更显著。具体来说，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此外，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如何应对超强厄尔尼诺？

李想指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通过海气相互作用、遥相关等多种途径影响全球的海洋大气系统，并进一步影响我国乃至全球的天气气候。其中，农业、电力、基建、交通等重点行业受冲击较大。

在厄尔尼诺衰减并结束的2027年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同时需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温湿环境诱发病虫害大面积暴发。

鉴于厄尔尼诺对水电依赖型地区将造成冲击，需要加强电网调峰和能源储备，提升重点流域水库联合调度、关键基础设施防洪能力。

针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如加强城市排水系统、地下空间和地铁系统的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港口、机场和高铁等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提高连续运行能力。

由于厄尔尼诺还会通过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市场给我国渔业、粮油等带来间接影响，我们还应构建从产前预判、产中管控到产后储备的全周期应对机制，既不要过度放大灾害的负面影响，也不轻视极端天气带来的潜在风险。

世界气象组织（WMO）最新公报也显示，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海洋条件推动，厄尔尼诺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气温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其他气候驱动因子而出现差异。

“因此，从防灾减灾的实际工作角度看，真正需要关注和应对的，是厄尔尼诺所改变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带来的风险。”李想说。

刑诉法修改进入关键期，学者提出多条建设性建议

澎湃新闻记者林平 — Mon, 07 Sep 2026 03:30:03 GMT

刑事犯罪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刑事诉讼法提出了新的制度需求。澎湃新闻注意到，今年5月，刑诉法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法律案，修法进入立法程序的关键节点。

2026年9月5日，在第二十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上，多位学者围绕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认罪认罚量刑协商程序等议题提出具体修法建议。

走向“有效辩护”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教授在论坛发言中建议，本次修法应将“有效辩护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明确被追诉人享有“及时、充分、有效”辩护的权利。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他主张增设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并建立刚性权利救济机制，明确检察机关对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阅卷权的行为负有审查纠正的法定职责。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孙长永认为，我国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多数已作出有罪供述，但制度上却缺乏律师的有效介入。他为此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20条，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在就案件事实正式讯问前，告知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等权利，并保障其在第一次讯问前能与律师会见或视频交流。

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参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卫东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设立专门的量刑协商程序环节，由检察官充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进行实质性协商。他强调，该程序不应被省略，否则律师辩护在审判阶段将失去实际意义，无法保障认罪的自愿性与量刑建议的公正性。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闵春雷关注到律师提出的管辖异议、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申请的问题。她建议，法律应明确辩方申请权属于被追诉人的程序性诉权。法院对于此类申请必须通过决定或裁定作出书面裁判并说明理由；对于驳回的申请，可依据二审程序作为上诉理由寻求救济。

强化程序制约与权利保障

在强制措施方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建议，刑诉法修改应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仅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并将执行与侦查分离等合理条款上升为法律。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宇鹏则从立法技术角度建言，删除刑事诉讼法第74条中“案件特殊情况或办理案件需要”这一兜底性适用条件。

在证据制度领域，面对大数据、算法证据等新类型证据的挑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刘仁琦提出构建大数据证据的分层开示规则，要求控方不仅移送结论，还需公开数据清洗、分析模型的关键参数及算法逻辑。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奚玮进一步建议，凡以算法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控方必须随案移送可解释的推理过程说明，若拒绝提供或无法说明则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郭烁主张修改证人出庭规定，删除“有必要出庭”这一主观性条件，要求法院只要收到控辩双方的出庭申请即应通知证人到庭。他还对增设证据种类兜底条款表示审慎支持，强调每一类新证据须配套完整的收集、质证、保管和认证规则。

体系化修法的路径思考

澎湃新闻注意到，除论坛发言外，樊崇义教授近期还在《法治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就本次修法的整体方向与多项程序制度提出系统建言。

他认为，本次修法应确立“司法现代化”核心理念，坚持“程序正义优先”的价值取向，摒弃“小修小补”的立法策略，推动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与法典化。他还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轻罪时代”——80%以上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80%以上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修法应据此构建“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现代化诉讼体系。

在立案程序方面，樊崇义建议构建双重刚性立案门槛：一是“事实证据门槛”，明确立案须具备初步客观证据；二是“追诉必要性门槛”，明确情节显著轻微、超过追诉时效等情形一律不予立案。同时应建立“应当立案不立案”与“不应立案乱立案”双向监督格局，检察机关发现违法立案有权责令撤销案件。

在侦查程序方面，他建议严格区分刑事初查与行政、民事调查，明确初查阶段不得采取强制措施或查封扣押财物。同时应扩大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强制适用范围，将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纳入强制范畴，录音录像须全程无删减并随案移送。

在一审程序方面，樊崇义特别关注财产权保障的缺位问题。他建议将涉案财物审查纳入法庭调查法定环节，案外利害关系人可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与庭审质证。判决主文应单独列明财物处置结果并载明理由，当事人对财产处置不服的可单独就该部分提起上诉，实现“对人的审判”与“对物的审判”的实质性分离。

在二审程序方面，他建议将二审“列举应当开庭”模式改为“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不开庭为例外”，从立法技术上杜绝实务规避开庭。同时，应增设认罪认罚案件上诉过滤制度：被告人无新证据、新事由仅不服量刑而上诉的，二审可径行裁定驳回；存在一审违背自愿性、非法取证等法定情形的，依法立案开庭审理，以平衡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

答澎湃丨工信部：通过制作百集AI短剧等，讲好新时代中国历史经典产业的品牌故事

澎湃新闻记者赵利新编辑林蓉隋肖峰视频来源新华社 — Mon, 07 Sep 2026 03:27:06 GMT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的部分莴笋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6家企业已被立案查处。2026年9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蔬菜集团获悉，该集团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通报至下属各市场，并立即启动紧急排摸和逐批溯源工作。经核查，江桥市场内一家商户的莴笋货源来自兰州榆中地区。自9月6日起，蔬菜集团各市场已全面暂停兰州榆中产地莴笋的进场销售，并对其他产地的莴笋进行进场前的全面抽检，合格后销售。

鉴于果绿食品添加剂系由亮蓝与柠檬黄调制而成，蔬菜集团9月5日获悉相关情况后即刻启动应急响应。据了解，上海试剂生产厂家没有库存试剂，蔬菜集团从江西南昌紧急调运试剂，9月6日18时试剂已达到各市场检测室，各市场检测室于当晚启动专项加急检测，没有发现来自兰州榆中产地的在售莴笋相关添加剂超标的情况。

蔬菜集团是上海最大的蔬菜销售主体。该集团表示，其作为本市主副食品供应底板，始终恪守“两确保一稳定”核心使命，持续筑牢食品安全“四关”：

一是准入关。依托预登记系统，车辆进场前提前上传商户信息、车辆信息、货物信息及相关票据，进场前预先审核商品所附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凭证。

二是检测关。蔬菜集团持续升级检测设备，目前已具备218项农残定量检测能力和57项快速检测能力。在严格执行蔬菜、猪肉“每批必检、先检后售”常规准入制度基础上，针对高风险品类，动态调整检测项目及检测频次，把好流通环节的第一道关口。

三是处置关。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的，要求经营者先行暂停销售并安排复检；复检仍不合格的，依照食品安全管理协议对相关批次商品予以销毁。

四是追溯关。加强索证索票管理，督促商户完善进销台账，确保商品来源可查、销售去向可追。

钱穆之子钱行逝世，享年94岁

澎湃新闻编辑马潇素材来源苏州市第五中学 — Mon, 07 Sep 2026 03:19:13 GMT

9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提问，据了解，中方近日组织外媒记者进入西藏自治区吉隆泥石流灾区采访，请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毛宁介绍，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希望进入灾区采访报道。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印度报业托拉斯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媒体发布的报道。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毛宁说。

20万“律师见证费”迷局追踪：武汉律协认定涉事律所涉嫌违规，启动行业惩戒

澎湃新闻记者王选辉实习生黄芷昕 — Mon, 07 Sep 2026 03:19:13 GMT

日前，武汉市律师协会就“福建一企业支付20万元律师见证费后项目搁浅”一事作出正式书面答复。澎湃新闻获取的这份《回复》显示，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认定，涉事的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在该起见证业务中涉嫌违规收案、收费，已决定对其启动行业惩戒程序。

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的回复。受访者供图

这起纠纷的核心，源于一笔未能落地的5亿元投资合作。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5年12月，福建蓝田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蓝田公司”）为引入投资，湖北聚财德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聚财德公司”）指定由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进行律师见证。蓝田公司支付了20万元“律师见证费”，款项转入“湖北朋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个人账户。此后投资方违约失联，蓝田公司要求退还见证费未果，遂向律师主管部门投诉。

蓝田公司质疑，这笔费用远超市场行情，且收费主体和入账方式存在严重问题。而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源波此前回应澎湃新闻称，律所虽参与了见证，但“没有收取一分钱，没有接受委托”，并称律所“大概率也是受害者”。

9月5日，蓝田公司向澎湃新闻反馈，已收到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出具的书面《回复》。该中心经查认为：蓝田公司与朋来咨询公司签订《委托见证协议》，朋来所未在该协议上盖章，但却出具了《律师见证书》。上述情形涉嫌构成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违规收案、收费行为。

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受理查处中心表示，依照《湖北省关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与处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认为被投诉人涉嫌违反行业规范的，由律师协会启动行业惩戒程序”规定，该中心报请市律师协会，决定对朋来所启动行业惩戒程序。

此外，《回复》还提到，聚财德公司与朋来咨询公司均系市场登记主体，不属于律师协会管理范围，建议蓝田公司向相关部门反映。对于蓝田公司要求退还20万元见证费并赔偿全部损失的诉求，武汉市律协表示，这属于因法律服务产生的民事纠纷，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建议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武汉市律协副会长陈昊向澎湃新闻表示，对于此事，武汉律协会依法处理，全面调查。律协一方面会维护律师和律所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不会护短，如涉案律师或律所违规违法，也一定会严肃处理。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

新华社客户端 — Mon, 07 Sep 2026 03:06:00 GMT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星宇股份：总经理周晓萍扣薪12个月，人力资源总监免职

澎湃新闻记者吴遇利 — Mon, 07 Sep 2026 02:04:44 GMT

在舆情发酵多日后，9月7日，星宇股份发布“批量解约107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处罚决定：对负主要责任的总经理周晓萍给予扣薪1年的处理，对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给予免职处理（此前已停职），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

这一事件随着责任人被处罚或许暂告平息，但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一桩发生在当地龙头企业身上的批量解约事件，之所以引发全网持续关注，恰恰因为它戳中了当下就业市场的一些痛点，也折射出企业发展逻辑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深层张力。

星宇股份作为国内车灯行业的头部上市公司，经营基本面整体稳健，却在应届生入职仅月余便启动批量劝退，甚至以调岗等方式倒逼员工主动离职。很多人不解，既然不需要人为何要招？招完为何又匆忙解约？一家上市公司的决策为什么如此随意？

“批量解约应届生”的本质，是将人力资源单纯视为可随时削减的成本项，而非需要长期培育的核心资产。从短期财务角度看，解约或许能压缩一笔人力开支，但从长期看，企业透支的是行业口碑、校招信誉与人才信任，最终损害的是自身的发展根基。这种重短期收益、轻长期价值的决策逻辑，在不少企业中都有体现，也是转型期企业治理容易陷入的短视陷阱。

校招是应届生踏入社会的核心通道，一旦错过秋招春招的窗口期，再想找到优质的就业机会难度陡增。星宇事件中，不少学生因入职后缴纳社保，直接失去了应届生身份，连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定向选调等路径都受到影响。这种机会成本的损失，远不是几千元的经济补偿能够覆盖的，它影响的是这批年轻人职业发展的起点，也容易挫伤整个青年群体的就业信心。

从地方层面而言，优化营商环境不等于“企业至上”，更不等于对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放任迁就。如果只算产值、税收的经济账，不算就业稳定的民生账，最终只会透支地方的人才吸引力与社会凝聚力。常州人社部门在舆情发酵后快速介入、依规处置，为此类事件的处理树立了参照，但更多时候，如何把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作在日常做细做实，如何在服务企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找到动态平衡，仍是需要持续作答的课题。

就此而言，星宇事件不应止于个案处理，更应该成为校准企业用人伦理、完善就业保障体系的契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从制度、企业、地方三个层面共同发力，构建更健康、更有韧性的就业生态。

其一，制度层面要补齐校招用工的约束短板。现行劳动法规对试用期解约的规定相对宽松，对校园招聘的特殊性、应届生群体的脆弱性考虑不足。未来可针对校招场景设立更明确的缔约过失责任标准，明确企业毁约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应合理覆盖应届生的机会成本。同时建立企业用工诚信档案，将批量毁约、恶意劝退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与政府补贴、上市辅导、评优评先等事项挂钩，切实提高企业的违约成本。

其二，企业层面要重建可持续的用人伦理。越是面临转型压力与市场波动，企业越要算人才的长期账，而不是只算短期的成本账。盲目扩招再批量裁员，本质上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粗放与失职。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转型升级归根到底要靠人来实现，对应届生加强培训、多岗位历练，才是兼顾企业发展与员工成长的可行路径。真正的企业竞争力，从来不是靠压缩员工权益换来的，而是靠尊重人、培育人积累起来的。

第三，地方层面要校准发展的价值坐标。抓营商环境，既要给企业减负纾困，也要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劳动监管部门可以将企业用工合规性纳入日常服务监测范围，对集中解约等异常行为提前预警、主动介入，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舆论发酵后再被动处置。高质量发展，从来不是企业单方面的做大做强，而是企业成长与民生改善的双向奔赴；好的营商环境，也应该是既让企业有干劲，也让劳动者有底气。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企业的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饭碗。企业有企业的经营压力，劳动者有劳动者的生存不易。企业越是发展，越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

沈洁｜以新闻出版业构筑的近代上海文化大都市

沈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Mon, 07 Sep 2026 01:49:08 GMT

王礼安在《上海风物画》中称：“大概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再没有比上海的报纸和杂志那样的多而种类复杂吧？”正是在这样一种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的市场化道路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获得了一种整体繁荣的可能。以下将以民国上海的新闻出版业为例，具体分析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如何促使上海成为全国新闻出版中心。

2023年7月20日，上海，游客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参观。视觉中国图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开埠以后的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重镇，并在二十世纪最终确立中心地位。如此规模的集中度，其格局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多元中心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姚公鹤在追述上海发达的报业时说过：

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有声光。北京称上海报为南报，而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上海报为沪报，凡事非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

而谈起上海报业之所以有此资格，姚公鹤认为，其中有三点原因：

一、历史上之地位，则上海报为全国之先导是也；

二、交通上之地位，则水陆交会，传达消息灵便是也；

三、商埠之地位，则上海一隅，为全国视线所集，因别种关系而报纸亦随以见重于世是也。（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

这与1930年代的另一位分析者有着异曲同工的目光，认为上海之所以坐着新闻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不是近来的事情”：

因为在全国中它是最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故输入纸张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再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张静庐：《1933年的上海杂志界》）

上海地处江南，明清社会经济与文化最发达之区正在这里，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更使上海把江南本已拥有的经济优势放大，而形成了特大中心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对全国市场的巨大辐射能力。由经济发达带来工商业的繁荣，上海的金融与工商更冠于全国。与之相适应的，是作为东南交通大枢纽的上海与全国正在发展的前所未有的交通条件对接良好，能够将上海的出版物较为便捷地送到全国各地，使上海这个商品交流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盛不衰。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向外敞开门户的通商口岸，也是其中发展最快的商业城市。发达的工商经济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温床。

上海的报业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因此有着集约化的先天优势；又因其集中，而发生了“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象”，呈现出一种报业“托拉斯化”的繁荣景象。（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名记者黄天鹏在1920年代路经上海时，曾记录过目睹的景象和心中的感叹：“在望平街一带看到几个大报馆雄伟的建筑物，想到内容定然有相当的设备。粤闽的报馆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了。”黄天鹏说他看到望平街上许多报馆的街招和报摊上排列着的大大小小的报纸，“异常的兴奋，也异常的流恋”。（黄天鹏：《新闻记者生涯的回顾》）

望平街上报馆林立

发达的市场与经济枢纽的优势不但造就了上海新闻出版中心的地位，而且进一步拓展了上海出版业的空间，构建了一个集约化、多层次、多类别的市场网络。上海的近代出版印刷业首先是由来华传教士开创的，他们带来了印刷机器，也输入了机器时代印刷出版的新观念。自晚清起，上海因其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出版事业就非常发达，十九世纪后期上海出版的有关西学翻译著作占了全国的80%。（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民国以后，上海最终确立了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上海成为集中了中国最大多数报刊与出版社的城市，其出版社数目之多、出版图书品种之多，竟占了中国出版业的大半壁江山。王云五在《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中说，“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据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调查统计，当时全市共有大小书店260家，以资产论，在五百元以下的共49家，五百元至千元的有38家，千元至五千元的有77家，五千元至万元的29家，一万元至五万元的28家，五万元至十万元的5家，十万元以上的34家。1912年至1935年，中国350个出版机构、出版团体共出版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著作、译作（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13300多种，其中单商务印书馆就占了3350多种，即27.3%。商务出版的哲学著作和译作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民国时期上海仍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中心。从1912到1940年中国译书共达5299种，多半是1920-1930年代上海出版的。(钱存训著、戴文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另据1936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的调查统计，当年上海出版的新图书达5721种，而全国其他地方加起来仅464种，上海出版的图书要占全国总计的90%以上。其中商务、中华和世界3家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就占到全中国整个出版物的60%以上。

这些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规模不一，所经营的种类也各有特色，既有像商务、中华这样的大型综合类出版社，也有一些专业类的出版机构，比如专门出版美术画片、月份牌、年画为主的书局，以出版木版、石印线装书为主的扫叶山房、校经山房、千顷堂等。从这些出版机构的分布与经营状况来看，当时的上海已经形成了以出版为中心的商业文化运作中心。

集约化繁荣局面的形成，有赖于一些大型出版机构的规模示范效应，得益于像商务这样的以现代企业机制运作的大出版机构的诞生。当时上海最大的3家出版机构商务、中华、世界，都是采用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形式，不仅吸引了一般企业家加入，同时也得到外资（如商务前期就得到日本资金的加入）和金融业（世界书局的主要股东就有金融业的巨头钱新之等）的支持，其资金的实力和生产的规模，是以前的书商所不能想象的。

以出版巨擘商务印书馆为例。商务始建于1897年，创立时便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1903年商务与日本著名的文化出版机构金港堂的创始人原亮三郎谈成合资协议，中日双方各投资10万元，于1903年11月19日起，商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到1922年其资本已达到200万元，成为一个有规模巨大的出版企业，先后在国内外各地设立了36所分馆，1000个销售网点。

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不仅对于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化产业成功的商业运营模式。商务创办初期即以多种经营的方式打开局面。为自己使用便利起见，馆内所需机械，各种印刷机如石印机、铅印机、打样机、切纸机、订书机、铸字机、碾墨机等，均能自行制造。在现代教育初兴之际，商务还制作仪器、标本、模型等，商务生产的这些辅助教具以其设计精巧、制作细致、便于教学而广受好评。1920年，商务还利用美国摄影师留下的摄影器材，建立活动影戏部，从事电影摄制活动。1926年，活动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从1920年到1927年，电影摄制公司共拍摄了28部影片。(《中国电影发展史》)商务还代理发行西书，这项业务在商务的经营中占有相当分量。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学说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读者对西文书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商务较早注意到西书在中国的市场，1913年即开展此项业务，设置西书部，代理美国金恩（Ginn）公司等著名出版公司的书籍。《大英百科全书》即由商务印书馆寄售。商务印书馆还成立了“中国商务广告公司”，隶属于商务总公司的发行所，承揽该馆出版的书籍、杂志及公司临近地区的广告业务。此外，商务印书馆还经营了许多和出版领域毫无关系的业务，如储蓄业务、代售胶鞋、租售影片、自制品业务等等，经营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1930年以后，王云五出任商务总经理，改组、充实编译所，完善商务的人才结构，进一步拓展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运营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历年来的资本与营业额的递增便可看出商务印书馆在商业上的空前成功：1897年商务创立时资本不过3750元，1901年即发展到5万元，1903年时，商务与金港堂合资，资本增加至15万元，全年的营业额为3万元，1905年商务的资本额骤增至100万元，1912年营业额达到181万元，1920年时为580多万元，1930年达到1200多万元，30多年增长了40倍。(参见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

商务印书馆全景。视觉中国图

商务的成功，还得益于它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发达的发行网络。全国所有重要的城市都设有分馆、支馆；分支馆外，还有“现批处”、“特约经销处”，还有为数众多的经销店。商务发行所对门市的宣传陈列也非常重视。商务原设有交通科，1930年改称推广科，设调查、宣传、设计三股。1930年代，推广科人员多达四十余名，企业规定推广经费为营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见商务对于图书发行工作的重视。从1935年起，商务还接受读者的建议，门市采取开架陈列，原有的柜台一律撤除，店堂两旁改装书架，书籍按图书分类法分十大类陈放。既便利店员取书，也便于读者翻阅。商务还极为强调发行团队的培训和教育，建立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支专业的图书发行队伍。他们销售图书的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比如，发行全体职工义务推销某种图书，设立廉价部，将一部分热门图书以原价三折到四折充实到廉价书中，以带动残损书和滞销书的销售。

商务的成功带动了上海一批现代出版机构的涌现，如中华、世界等书局的创立。这些出版机构同样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并且也大多吸取了商务成功的管理模式，如设立总管理处，统一管理上海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及外埠的分支机构，一处三处内部分科分股办事。抗战之前，中华书局就已经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设立支局50余处，分销处1000余家。和商务一样，中华书局的业务也呈集约化发展。印刷厂除印本局图书外，还承接外来的印件，小至个人名片，大至有价证券、公债、邮票、香烟壳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烟壳就是由中华承印的）等。《申报》馆六十周年纪念，出版丁文江等人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4月）及分省地图，就是由中华书局印刷厂代印的。中华书局不仅印刷技术优良，而且拥有精密的现代化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中华的资本从成立时的25000元，陆续增加为60万元（1914年）、100万元（1915年）、160万元（1916年）、200万元（1925年）、国币400万元（1937年）。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据不完全统计，约在5000种（20000册）以上。它的组织和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一样，是合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全能出版机构，“其性质近乎托拉斯。这样的经营方式，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少见的。”(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世界书局是1921年在沈知方的主持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书局除出版外，也开展综合性的业务。比如曾经设立信托部，专为顾客买物服务。凡上海的顾客想要购买外地土特产而该地设有分局的，都可以代购；或外埠顾客想要购买上海的货品，也可寄递办理。信托部还承接大小印件，后来因业务日益频繁，停办物品代购而改为专门的承印部。(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这些大型企业的出现，使中国的出版业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如此众多的现代出版企业诞生在上海，同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和融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整个上海社会经济的发达，也为上海的出版等文化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出版、发行与消费构成了良性的、彼此促进的循环模式，环环相扣，营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出版文化市场。上海是图书生产的中心，也是图书集散的基地，同时上海本地更是图书消费的重镇，这也是支撑整个上海现代出版事业的重要因素。成功的销售以及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是民国时期上海成为出版重镇的要素之一。二十世纪初以后，上海是东方最大的都市，亦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史研究专家唐振常先生就曾说，中国人民从近代上海看到了、享受到了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多一些的近代文明的利益。都市蘖生出来并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最初的和最佳的社会基础与土壤。市民社会中店员职员人数较多，知识程度亦较高，他们具有强大的文化消费需求。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消费市场，成为构造文化网络的社会基础。都市读者是近代出版业的基本受众，也就是出版行为的一个终端，同时也是一个中心市场。比如世界书局之所以发展成为上海六大出版社之一，就是靠在创办之初准确地捕捉住市民这个大市场的需求，为市民提供大量通俗文学读物，而夯实生存之基础的。又如，在民国上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良友杂志，也是在追随时代变化的步伐中不断拓展其读者群的。从1920年代末起，尤其是1929年以后，《良友》开始偏重女性读者内容的编写，针对的主要是家境良好的、受过教育的女子。杂志经常有关于每年巴黎时装展示会的最新消息，各季女装的发布，世界时尚潮流的变化，好莱坞女星的逸闻和生活，女子化妆品的使用介绍，有关抚育、教育孩子，家居布置等的指导，针对女性的广告也越来越多。在这一系列成功的商业运作策略下，良友杂志不仅成为当日时尚都市生活的创造者、引导者，而且也在极大范围内扩展了读者群，保持了广泛的影响力。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一方面，阅读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不论是从求知还是从消闲的角度，都会中的人们大都接受了阅读与出版这种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民接受出版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出版成为构建近代上海的文化母体之一。社会受众的积极参与毫无疑问扩大了出版物的流通。

上海的新闻中心地位置，还取决于新闻出版业本身精密完善的内部组织。胡道静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一书中以《申报》和《新闻报》为例，介绍了上海报馆的内部组织，大概分为总理处、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四大部：

一、总理处下属总务、文牍、稽核、会计、收发、庶务各科。

二、编辑部下属电讯、本埠、经济、教育、文艺、翻译、探访、整理、校对考核、藏书各科；电讯之下又设收电、译电二股；文艺之下又设杂著、图画二股。

三、营业部下属发行、广告、推广、承印、收银各科；广告之下又设收稿、编校二股；发行之下又设定报、批报、票签、售版各股。

四、印刷部下属印刷、活版、浇铸、机械、制版各科：印刷之下又设印报、承印二股；活版之下又设新闻、广告、刻字三股：浇铸之下又设浇版、铸字二股；制版之下又设铜锌、木工二股。

上海的报馆有着如此完备的经营组织，也无怪乎她的新闻事业能够独步于中国。正如胡道静所说，相比于上海报馆“自己筑造的高大的洋房，有最新式的大架卷筒印机”，内地报馆则大都因陋就简，除掉编辑和营业二部以外，印刷，差不多都是托别家的印刷所代印的——能够自己有简陋的排字房和一二架平面印报机的，已经算是很完备的了。通过和内地其他城市的比较，我们看到了上海报业的优势所在，也进一步直观地展现了上海新闻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上海的报业，还有着比其他地方更为发达的销售网络。望平街的报贩有他们自己的行业组织——捷音公所，协调内部竞争、保护同行利益。订户向报贩订报，不但省去邮局转递的邮资，报价还能打折，一般比报馆的定价要少四分之一。(参见洪煜：《近代上海报贩职业群体研究》)正因为发行也实现了集约化，销路就更有保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沟通渠道如此畅达便捷，也是近代上海新闻出版业兴盛的重要原因。

19世纪末期，上海《申报》早期的馆址。视觉中国图

除此以外，上海还有着全国最为发达的报业教育和研究团体。上海之有报业教育，始于1920年圣约翰大学的报学系，最早是附设在普通文科项下。聘请密勒氏评论报金融编辑帕脱逊（D. Patterson）兼任教学。开设之初，报读者便达到四五十人。至1924年聘请武道（Maurice E. Votaw）来沪任主任教务，约大报学系的课程渐多，每学期的读者均有五六十人。继圣约翰大学之后，沪上各大学与商学院亦相继设立报学专科。成立于1925年的国民大学报学系延《时报》编辑戈公振讲授中国报学史、《商报》编辑潘公展讲授编辑法、《时事新报》总编辑潘公弼讲授报馆管理、《商报》总编辑陈布雷讲授社论编写。这几位报人都可谓当时上海新闻界中的一时翘楚。而设立于1929年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则聘请文学系名教授谢六逸为主任，课程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和实习考察五项。1931年沪江大学与时事新报馆合办了“新闻学训练班”，宗旨即为“以新闻学的理论和报馆实际的训练并重，俾养成新闻事业专门人才为目的”。由张竹平、汪英宾主持教务，因第一年试办成绩很好；翌年，沪江校方进一步添加学程，改称为新闻学科，隶属于商学院，并且组织指导委员，聘请著名报人史量才为主席，张竹平为主任，汪伯奇、潘公展、董显光、严谔声、米星如、潘公弼为委员。再加上1929年由名记者顾执中还创办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33年创设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和《申报》馆设立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善、系统化的新闻学教育。正如复旦新闻学系的办理方针中所称的：

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本系之设，即在矫正斯弊，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轨；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之能远。(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

拥有了良好的新闻记者养成环境，才保证了上海在民国年间执新闻出版业牛耳的地位。新闻史家马光仁总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新闻教育的发展，认为其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中心地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新闻教育体制的定型化。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成立为标志，师资力量较为齐备、管理制度日益健全，基本奠定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模式。

（二）出现多渠道办新闻的新局面。早期上海的新闻教育是由学校与报人共同创办的，到1925年以后，就出现了社会人士联合知识界倡议创办新闻教育的局面。

（三）新闻函授教育迅速发展。

（四）重视新闻教育学的研究，教育工作者和报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和论文，如《中国报业教育之近况》（戈公振，1926年）、《大学新闻教育之组织》（张继英，1929年）、《新闻教育之目的》（戈公振，1929年）、《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谢六逸，1930年）、《上海新闻教育之现状》（黄渡，1934年）、《新闻教育在中国》（吴延陵，1935年）、《沪教育界重视新闻教育》（《大公报》1934年）、《复旦大学新闻系访问记》（王渊，1935年）等，对新闻教育的目的、任务、培养目标、组织机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都作了初步探讨和研究。(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最早成立的新闻学团体、最早译介的西方新闻学理论、最早翻译出版的新闻学著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发达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也促使上海的新闻事业始终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

在发达的新闻教育之外，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存在着兴盛的报学研究组织——新闻从业人员在职务余暇对于所从事工作的讨论和研究。上海开始出现新闻学会，源起于各大学报学系同学的组织，后来慢慢发展为职业记者间专门以新闻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团体。当时上海存在的新闻研究团体主要有：

一、上海报学社。这是由国民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三所大学的报学系学生组织的，成立于1925年11月29日。初期会员有五十余人，组织的活动包括演讲、参观、实习、翻译、发行刊物和组织通信社等等。

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同学会上海分会。这是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团体，成立于1926年6月11日。上海的诸多新闻界名流均参加了成立大会，比如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惠尔（J. B. Powell）、绘声绘色时报驻华通信员密勒（Thomas F. Milard）、申报协理汪英宾、前日本商务报职员麦克永（E.F. McEwen）、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主任武道（Maurice E. Votaw）、字林西报职员费尔东（Horace L. Felton）、密勒氏评论报职员恩勃拉脱（Norman J. Ulbright）、字林西报妇女版编辑威尔逊女士（Miss Louise B. Wilson）、上海女青年会公布部及妇女杂志编辑张继英等人。

三、复旦大学新闻学会。这是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师生组织的，学会成立后，曾编辑发行过《新闻世界》和《明日的新闻》两种期刊，并且印行了多种新闻学丛书，诸如《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谢六逸著）、《复旦大学新闻学研究室概况》（黄天鹏著）、《最新应用新闻学》（陶良鹤著，1930年）、《新闻政策》（杜超彬著，1931年）、《上海报纸改革论》（郭箴一著，1931年）、《中国报纸研究》（伍应衡著，1933年）、《新闻论文集》（管照微编，1933年），等等。

四、中国新闻学会。成立于1931年10月21日，是由一些有志于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和记者组织的团体。

五、记者座谈会。这是一个青年记者——包括新闻社的内勤、外勤、印刷、经营各部门人员组织的团体，以茶话会的形式每星期日集合，讨论新闻学术的问题，并且编辑《记者座谈》周刊，每周五附刊于华文《大美晚报》。

六、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新闻事业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主任委员张竹平，副主任委员萧同兹，委员三十四人。主要活动包括组织国际新闻宣传研究委员会、编行定期刊物、发起组织中国新闻协会等等。(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

各类新闻教育团体和报学组织的成立，首先保证了上海新闻事业的一种先驱性。而且，在此基础上，由于学术研究和商业运营的紧密结合，也促进了上海新闻出版业的进一步成熟与繁荣。民国年间的上海新闻业，还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英国报业大王——《泰晤士报》主人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WalterWilliams)）访华开创了上海报业活跃的对外交流篇章。自此以后，各国新闻界纷纷来华访问，仅1922年到上海访问的就有六次之多。上海在中外新闻界交流史上的突出地位，还表现在大量地派出新闻从事者出国考察，加强对国外新闻事业的了解和研究。早在1917年11月上海派出大型新闻记者赴日本考察团，成员有《申报》的张蕴和、张竹平、伍特公，《新闻报》的汪汉溪、冯以恭，《时报》的包天笑，《神州日报》的余谷民，《中华新报》的张群，《民国日报》的吴苍，《新申报》的席蓉轩，《时事新报》的冯心支，《亚洲日报》的薛德树等。考察团的派出，对于了解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情况及管理经验，都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6月，刘湛恩教育博士赴欧洲参加世界青年大会时，应远东通讯社委托，在考察欧美的同时，考察新闻事业。1927年戈公振辞去《时报》总编辑，自费赴欧美和日本考察新闻事业，回国后撰写了《国出没无常报界专家会议纪略》、《纪世界报纸博览会》等论文，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对外交流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

地理位置、人文经济，企业、市场与读者，学术化与商业化，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民国年间上海出版业的巨大飞跃。如张静庐所说，报刊杂志的兴盛实在是“被编辑者、出版者、发卖者、读者一致热烈拥护着迅速地发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空间的构筑，是各种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而就新闻出版业来看，现代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市场的作用。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中心的奠定有效地证明了文化产业化与市场对于文化空间构筑的巨大推动作用。

从金发到深褐：特朗普发色突变再引“假发”猜测

冯家顺/新华社客户端 — Mon, 07 Sep 2026 01:39:53 GMT

当地时间2026年9月4日，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美国总统特朗普走下空军一号。视觉中国图

多家媒体9月6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头发颜色似乎发生了变化，从金色变成了深褐色。

有报道称，特朗普在4日抵达美国新泽西州时，顶着一头颜色更深、略显蓬乱的新发型，其标志性的偏分疑似换到了另一侧。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立即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一些观察人士甚至猜测特朗普是不是换了新的假发，用来掩盖头顶逐渐稀疏的部位，让发量显得更充盈。

几周前，有媒体就曾报道称，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发表演讲时头发显得明显浓密得多。在此之前，他在新泽西州登上“空军一号”时被大风吹乱了头发、露出了更多头皮，从而引发了有关他戴假发的猜测。

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不得不出面澄清外界对其发型的种种猜测，尤其是这位80岁的总统是否佩戴了某种假发，而这些新照片更是为传言添了一把火。

几天前在晚宴活动中向共和党人发言时，特朗普还特意谈到了自己的头发。“我不戴假发。”他在9月2日的演讲中描述2024年的一次竞选集会时说道，“那天晚上，他们发现我没戴假发，因为如果你戴了，它不会在你头上待太久。”

特朗普最新造型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从头发的颜色到造型，争论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部分网友则认为这些照片纯粹是光线、拍摄角度或不同打理方式所致。

几十年来，特朗普与众不同的发型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在他步入政界之前的脱口秀节目中，就屡屡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外界普遍推测，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特朗普曾接受过让发际线下移的额头缩小术（又称发际线降低术）。

留其形、夺其魄：美国攫取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的战略算计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李俊霖蓝亦安 — Mon, 07 Sep 2026 06:43:51 GMT

9月2日，白宫披露美国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正式签署一份被特朗普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伙伴”（NABEP）的私营公司拿下了委内瑞拉17个核心油田（约650亿桶储量）的特许经营权。此前几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披露这一协议，8月28日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将此协议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若协议落地，NABEP将成为仅次于沙特阿美的全球储量第二大石油公司。

美国攫取委内瑞拉石油资源按下“加速键”

自今年1月美国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不断深度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尽管美国政府通过逐步建立的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框架，已从委内瑞拉获得一定数量的低价石油供应。但在过去8个月里，各大石油企业对进入委内瑞拉仍普遍持观望态度。此次协议因此被视为美国扩大获取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加速键”。

具体而言，美国政府通过持有油田运营企业的股份和特殊治理权，对相关资产的开发和经营形成直接影响。根据协议，NABEP母公司35%的股权权益将转让给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美国政府还拥有对董事任命的否决权，并要求公司董事会多数成员为美国公民。在利益分配上，NABEP须保证美国国务院可以按照“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及未来经营油田产量的20%，并对剩余80%的产量享有优先购买权。由于“生产成本”购油条款的存在，美国获得的石油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市场价，这为美国建立起一条长期、低成本的供应渠道。

委内瑞拉则主要通过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分享石油开发收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称，以每桶65美元为基准测算，在协议执行期内，委内瑞拉预计可获得约2093亿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折合每桶约19美元财政收入，约占65美元参考油价的29%。

协议披露后，美委双方正迅速推进落实。9月1日，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对协议表示支持；9月2日，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访问委内瑞拉，并推动NABEP、雪佛龙等企业相关项目落地。

名不见经传的NABEP为何能拿下石油大单？

在特朗普宣布的“650亿桶石油协议”中，一个此前并不为国际能源市场广泛知晓的企业名称突然走到台前——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NABEP）。与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菲石油等传统国际石油巨头不同，NABEP既缺乏数十年的全球经营历史，也不是一家大型上市能源企业。其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扎根于委内瑞拉既有石油产业网络，又与华盛顿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过去两年迅速成为委内瑞拉最重要的私人石油运营商之一。由此，NABEP及其控制人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Alejandro Betancourt）实际上成为理解此次协议运作方式的关键。

现年46岁的贝坦库尔并非传统石油企业家。他最初的财富积累与查韦斯政府时期的电力危机密切相关。其创办的Derwick Associates（后发展为Derwick Oil and Gas）曾获得委内瑞拉政府多个电力项目合同，此后逐步进入石油行业，并参与Petrozamora相关项目。从这一意义上看，贝坦库尔的商业崛起原本就植根于查韦斯时代形成的政商关系体系。这种经历使他很难被简单归类为“马杜罗政府商人”或“反对派企业家”。他的突出特点恰恰是能够跨越委内瑞拉长期高度对立的政治阵营，在不同政治周期中重新寻找位置。

贝坦库尔进入石油行业可以追溯到2010年代初。当时，其控制的DerwickOil and Gas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Gazprombank）相关资本建立合作，并通过Gazprombank Latin America Ventures参与Petrozamora项目。Petrozamora由PDVSA（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体系内的石油公司与俄方相关投资者合作成立，主要运营马拉开波湖附近的成熟油田。

然而，2020年贝坦库尔与马杜罗政府关系破裂，其在Petrozamora的权益被接管，部分资产被冻结，由此一度退出相关业务。此后，由于Petrozamora产量下降，2023年时任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重新与贝坦库尔接触。贝坦库尔才重返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参与相关油田恢复运营，NABEP也逐步接手并整合部分业务。

2024年成为转折点。NABEP开始利用委内瑞拉《反封锁法》框架下的“石油生产参与合同”（CPP）扩大业务。这类合同给予私人企业比传统PDVSA合资模式更大的运营和商业化空间。此后两年，NABEP迅速扩大产量。当前，美国称其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仅次于雪佛龙，日产量超过20万桶。

真正使贝坦库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是他同时能够进入加拉加斯和华盛顿的决策网络。他熟悉PDVSA、油田资产和委内瑞拉石油交易体系，与罗德里格斯保持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他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便与美国拉美政策圈建立关系。特朗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事务负责人毛里西奥·克拉韦尔-卡罗内今年甚至公开称贝坦库尔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并称其对美国政府“非常有价值”。

马杜罗今年1月被绑架以后，这种双重关系的价值迅速上升。贝坦库尔逐步进入特朗普政府处理委内瑞拉石油问题的核心圈层。他不仅能够直接接触罗德里格斯和PDVSA，还与维多（Vitol）等国际石油贸易商保持联系，并参与推动马杜罗被绑架后第一批委内瑞拉石油商业安排。

特朗普为何急于推动这笔石油交易？

从时间节点和协议设计看，这一安排既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推动，也反映出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石油恢复速度的不满，更服务于其重新塑造西半球地缘秩序的长期目标。

首先是迫在眉睫的油价压力。持续半年多的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已经推高全球石油和成品油价格。截至9月2日，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12美元，而一年前约为3.19美元。而两个月后美国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路透社/Ipsos 8月底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已降至33%，71%的受访者不认可其处理生活成本问题的表现，对伊朗战争的支持率也只有三成左右。特朗普政府内部甚至有人主张在中期选举前避免进一步扩大对伊战争。

在这一背景下，委内瑞拉石油首先具有政治上的“保险”意义。特朗普不仅宣称协议将降低美国汽油价格，还提出利用委内瑞拉原油补充已经降至44年低位的战略石油储备。当然，650亿桶地下储量不可能在两个月内转化成汽油，协议很难在中期选举前真正大幅增加供应。它短期最大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向选民和市场传递一个政治信号——即使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美国仍能够在西半球找到新的长期能源来源。

其次，特朗普需要解决马杜罗被掳之后委内瑞拉石油问题“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1月马杜罗被掳后，特朗普很快要求美国能源行业投入约1000亿美元重建委内瑞拉石油产业。但大型企业并未积极跟进。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当时直言，在法律和商业框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委内瑞拉仍然“不可投资”；康菲石油同样要求首先解决历史债务、产权和PDVSA改革问题。特朗普对此公开表示不满，甚至威胁将埃克森排除在委内瑞拉开发之外。

资本的谨慎并非没有原因。委内瑞拉目前原油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末约300万桶的水平。多年缺乏投资导致油田、电力、管道和炼化设施严重老化，再加上合同执行、政治过渡和产权保障仍存在不确定性，大规模恢复生产需要多年时间和数百亿美元投入。即使是最积极的雪佛龙，其9月2日公布的新方案也仅计划未来五年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委内瑞拉业务产量提高至约60万桶/日。这与特朗普年初设想的1000亿美元资本仍差距悬殊。

最后，美国意欲重新确立在西半球的主导权。8月31日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专门以“重新确立门罗主义、将外国对手逐出我们的半球”为标题解释这项协议，并宣称特朗普正在清除中国、俄罗斯和古巴等力量在委内瑞拉的影响，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不再受到质疑”。

特朗普政府所争夺的不仅是石油本身，而是围绕石油形成的一整套控制权。从今年1月起，美国已经将首批约5亿美元委内瑞拉石油销售收入存入由美国政府控制的账户；特朗普当时甚至告诉美国石油企业，未来进入委内瑞拉时“直接同我们打交道”，而不是直接同委内瑞拉政府交涉。如今，美国又通过NABEP协议进一步获得企业治理权、低成本承购权和剩余产量优先购买权。

无占领之名，有控制之实

过去十余年，美国对委内瑞拉政策的关键词一直是“制裁”：冻结资产、限制融资、封锁石油交易，希望通过切断马杜罗政府的经济来源迫使其发生政治更迭。但马杜罗今年1月被美军强绑后，美国政策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转变——目标不再是阻止委内瑞拉生产和出售石油，而是如何恢复其石油生产、重新配置其石油资产，并最终决定这些资源由谁开发、流向哪里以及收益如何分配。

这也使今天的委内瑞拉与2003年后的伊拉克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对照。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曾建立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直接承担国家治理职能，但这种占领本身具有明确的制度退出路径：2004年，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结束运作，主权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2005年，伊拉克通过全国选举逐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换言之，美国对伊拉克的控制是高度显性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改造，但其最终方向仍是把日常治理权重新交还给一个经由选举产生的伊拉克政府。

委内瑞拉走的却可能是另一条道路。美国没有在加拉加斯设立类似伊拉克“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的占领政府，罗德里格斯政府、国民议会以及委内瑞拉原有国家机器也依然存在；但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通过石油开发权、企业股权、资金流向控制以及制裁解除等一系列杠杆，越来越深地介入这个国家最核心的经济决策。其结果可能是，委内瑞拉在形式上仍由委内瑞拉人治理，但决定国家经济命脉如何运行的关键权力，却越来越掌握在美国手中。

伊拉克展示的是美国如何通过战争推翻一个政权，再通过选举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而今天的委内瑞拉所展示的，则可能是美国如何在保留当地政府外壳的同时，实现对一个国家关键资源和战略方向的实质性支配。对特朗普而言，或许这才是这笔650亿桶石油交易超越石油本身的战略收益。

（李俊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生；蓝亦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全球前瞻｜第十八届金砖峰会本周开幕，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

澎湃新闻记者南博一 — Mon, 07 Sep 2026 05:54:34 GMT

本周9月7日至9月13日：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日至8日应邀访问中国。

据2026印度金砖峰会官网消息，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Building for Resilience,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当地时间8月22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从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来自美国的多个行业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报复美国新关税。

据韩联社报道，今年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于本月7日至11日在济州以东、以南公海上举行。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华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日至8日应邀访问中国。

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6日介绍，双方将举行多场会谈，会谈将重点围绕中卡战略关系、各领域深化双边关系的路径，以及拓展经贸与投资合作展开。他表示，会晤还将讨论地区重大局势，以及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所开展的外交斡旋工作。

安萨里补充称，双方还将强调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行安全与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此次访问正值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外交陷入僵局之际。卡塔尔一直在其中扮演着调解方的角色。

据多哈新闻网报道，穆罕默德曾于8月27日访问德黑兰，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交大臣阿拉格齐、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举行会谈，斡旋美伊恢复谈判，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运通道的联合提案。

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本周开幕

《新印度快报》（The New Indian Express）6日报道称，除政治协调磋商外，峰会议程已拓展至农业、卫生、能源、贸易、技术、城市发展、中小微企业、初创企业、气候行动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围绕本届峰会主题，印度的总体目标是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更加务实、更具包容性、更加聚焦发展。

具体来看：主题中的“韧性”强调经济、社会与制度建设，抵御供应链中断、气候风险、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及地缘政治冲击。“创新”方面则聚焦运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数据驱动系统等技术。“合作”方面，围绕拓展贸易往来、发展融资、政策协调以及机制层面合作展开讨论。“可持续发展”则推进气候行动、绿色金融、能源转型，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王友明近日撰文称，金融合作历来被视为金砖推动全球治理再平衡的突破点。在往届峰会上，俄罗斯提出建立“金砖之桥”支付体系，巴西总统卢拉曾发出建立“金砖货币”的倡议。而今年是否就金砖金融合作出台实质性举措，也是本届峰会的关注点之一。

王友明表示，对于金砖国家和东道主印度而言，此次峰会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是金砖成立20年的大聚会，也是印度在印美关系遇冷之际拓展全球南方外交空间的机遇。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治理失序的背景下，金砖国家将通过此次峰会展现重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方向。

《新印度快报》在6日发文称，本届峰会面临的挑战在于，金砖国家能否将覆盖面广泛的议程转化为统一的政治成果。报道称，在当前地缘政治分歧下，“印度作为轮值主席国的任务并非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而是找到足够的共识基础，形成一份具备实际分量的峰会宣言”。

加拿大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8日生效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当地时间8月22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从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来自美国的多个行业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报复美国新关税。卡尼称，“我们不能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了保护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加拿大将对美国的新关税采取对等措施。

随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在8月25日正式公布反制清单，宣布将于9月8日起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

据加拿大方面当地时间5日消息，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加贸易战的冲击将进一步反映在美国通胀、企业经营及就业压力上。

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

据韩联社报道，2026年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于9月7日至11日在济州以东、以南公海上举行。

另据韩国纽斯频通讯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下称联参）7日发布消息说，此次演习是在遵守国际法和相关规范的前提下举行的年度防御性演习，旨在提高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遏制及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联参没有公布具体参演舰艇、飞机及详细演习科目。分析称，鉴于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是此次演习的核心目标，演习可能涉及导弹预警信息共享、弹道导弹探测与跟踪、海上及空中作战，以及通信、指挥和控制程序训练等内容。

韩方表示，三国将通过此次演习加强海上、空中、网络等多个领域的作战能力和共同应对能力，并继续维持稳固、稳定的安全合作关系。

另据韩国《亚洲商业日报》7日报道，韩美日宙斯盾驱逐舰等6艘舰艇，以及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主要海空力量将参加演习。

报道称，美国海军航母继2025年后，今年也将不参加演习。日本则将投入宙斯盾驱逐舰“爱宕”号、驱逐舰“朝日”号、P-1巡逻机、SH-60K直升机以及F-15、F-2战斗机等装备。

8月31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谴责“自由之刃”三方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域内国家造成威胁，并称美方对朝敌对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对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一名官员9月1日表示，此次联演是韩美日三国每年例行举行的防御性演练，旨在应对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威胁。截至目前，三国联演计划未作调整。

此前韩美“乙支自由之盾”联演规模被大幅压缩，但韩美日“自由之刃”联演将按照原计划举行。

驳船往长江倾倒黑色固体“十秒清空一艘船”？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已赴现场调查

澎湃新闻记者郑朝渊编辑许嘉宁素材来源 “渔猎齐哥”抖音账号 — Mon, 07 Sep 2026 01:30:16 GMT

当包豪斯成为极右翼的眼中钉

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举行了州议会选举。根据此前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领先优势相当明显。如果该党最终获得足够席位组建州政府，那么德国就将迎来自1945年以后，第一次出现极右翼政党真正掌握地方权力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竞选伴随着一场由德国选择党掀起的“文化战争”，无论是建筑、艺术或是历史记忆，都已然成为政治议题。德国选择党不仅要求重新调整学校中的纳粹历史教育，还提出削减所谓“反德艺术”的公共资助，并将包豪斯运动视为需要被重新评估甚至抵制的对象。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场关于建筑风格和历史教育的文化争论，其背后的关键远远不止一栋建筑、一所学校或者几门历史课，而是一系列更为根本的问题：谁有权决定“德国”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历史才值得被记住？代表这个国家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

当地时间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马格德堡，德国选择党（AfD）选举派对在老剧院举行，酒吧桌上摆放着印有该党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肖像的爱心标牌。视觉中国图

对此，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提出的文化与教育政策，最具有象征意味的口号之一是：“多一点俾斯麦，少一些希特勒”（ More Bismarck, less Hitler）。负责设计相关教育方案的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承认，有关纳粹德国的历史仍然会被放入课堂，但分量“会少一些”。相应地，他主张学校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历史上，即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及更早的德语文化传统。此举并不是要求德国彻底删除纳粹历史，而是试图改变它在德国历史叙事中的位置。

德国选择党试图将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的持续反思描述为一种罪责情结，并认为这种文化造成了德国人的身份危机，使德国社会缺乏民族自信。这也正是历史修正主义真正危险之处：它未必首先表现为否认历史，而可能首先表现为改变历史的叙事权重。希特勒的罪行依然会被放入课堂讲授，但应该降低其比重；纳粹罪行仍然可以被承认，但不应该成为德国国家身份的核心参照。于是，问题从历史是否真实逐渐转变为哪些历史应该占据多大篇幅。那么，为什么这个极右翼政党偏偏盯上了包豪斯呢？

如果说历史教育涉及德国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那么包豪斯涉及的则是德国希望以什么样的文化形象面对现在和未来。包豪斯1919年创立于魏玛，后来迁往德绍。它将建筑、设计、艺术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试图重新定义现代生活的视觉形式。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等人在德绍留下的建筑，后来成为20世纪现代建筑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更重要的是，包豪斯从来不只是一个“建筑风格”，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文化想象：艺术可以与日常生活结合，设计可以服务大众，建筑可以摆脱传统形式的束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共同工作，艺术家也可以通过实验探索新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包豪斯很容易被赋予超越建筑史的政治含义。

1933年，纳粹当局关闭包豪斯；一个世纪之后，当德国选择党将包豪斯称为“反德艺术”，并计划以所谓“爱国主义文化政策”，来取代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目前受到包豪斯理念启发的“以现代的方式思考”（think modern）文化宣传时，历史的回声自然显得格外刺耳。德国选择党提出的替代口号是“以德国的方式思考”（think German）。它希望公共建筑体现一种可以被辨认的“德国传统”，同时要求公共资金更多支持能够培育德国身份认同的艺术。这也就意味着，建筑风格不再只是审美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国家如何想象自己的视觉化表达。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ueller）的评论尤其提醒我们注意：极右翼对现代建筑的攻击并非德国独有，从匈牙利到美国，一些右翼政治力量近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吹传统建筑形式，并反对他们所理解的现代主义和全球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通过行政命令推动古典主义成为联邦政府新建筑的优先风格。其原因在于，建筑比政治口号更加具体。一项移民政策可能写在法律文本中，一项历史政策可能存在于课程大纲中，但建筑直接存在于公共空间，它们占据街道、广场、城市天际线，成为人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视觉环境。因此，当极右翼力量试图规定“什么是美”时，它实际上也在规定“什么样的社会应该被看见”。

穆勒指出，特朗普以及一些极右翼政治人物反复使用“美”这一概念，但这种所谓的审美偏好并非纯粹的审美趣味，而是成为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另类说辞。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之所以令人不安，并不只是因为它的建筑形式“难看”，而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不同的社会可能性。现代主义意味着变化、实验、国际交流和对既有传统的重新组织，而相对的，极右翼所追求的则是确定的民族身份、清晰的文化边界以及稳定的传统秩序。极右翼往往反对全球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但与此同时，它们对现代主义的反感却在不同国家之间高度相似。它们共同怀疑国际主义、城市多元文化、跨国艺术网络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身份，并试图用一种更加固定、纯粹和可辨认的民族文化来取代它们。因此，所谓恢复传统，并不只是恢复过去的建筑形式，它更像是在恢复一种关于谁属于这个国家的想象。

相较而言，德国联邦文化部长推动发表的新版《包豪斯宣言》，试图以包豪斯捍卫开放社会。但穆勒认为，这一政治姿态虽然值得肯定，却过度简化了20世纪建筑史——包豪斯内部的政治立场并非完全一致，并不是所有包豪斯成员都坚定站在“开放社会”一边。事实上，其中一些人后来愿意与纳粹合作，甚至为其工作，包括参与奥斯维辛的建筑设计。这恰恰也说明，文化遗产并不是天然拥有正确政治立场的圣物。因此，真正需要捍卫的并不是一个经过重新包装的“纯洁的”包豪斯，而是对文化历史保持开放、复杂和批判性理解的能力。如果为了反对极右翼就反过来把包豪斯塑造成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自由主义神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削弱人们理解历史的能力。

换言之，反对历史修正主义，并不意味着制造另一种历史神话。如果德国是一个拥有多元历史的开放社会，那么包豪斯当然可以成为德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可以参与德国文化生产，对纳粹罪行的反思也可以成为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德国被定义为一个拥有固定民族传统、固定文化边界和固定审美标准的共同体，那么包豪斯的国际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实验性就会变得可疑。在德国选择党的主张下，文化政治完成了从“审美判断”到“身份判断”的转换。

穆勒强调，这也是为什么文化政策绝不能被视为政治生活的边缘领域，因为当一个政党要求学校减少对纳粹历史的教学，它是在重新安排一个社会的记忆秩序；当它要求削减“反德艺术”的公共资金，它是在重新规定文化生产的边界；当它要求公共建筑必须体现德国传统，它则是在把民族身份直接写入城市空间。这种文化政治往往并不首先以一种激进的形式出现，它可能只是要求重新平衡历史课程、恢复民族自信、让公共建筑更加美观，以及让文化更加“德国化”。但正是在这些看似温和的诉求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逐渐显现：当国家开始规定什么样的历史值得记住、什么样的艺术值得资助、什么样的建筑才算美、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属于国家时，文化就开始承担划分“我们”和“他们”的功能。

包豪斯曾经被纳粹逐出德绍，因为它被视为一种危险的现代性象征。一个世纪之后，它再次成为德国文化战争的中心，并非因为建筑本身突然变得更加政治化，而是因为德国社会正在重新争夺谁有权解释现代德国的过去，以及谁有权规定它的未来。因此，真正需要捍卫的也许并不只是包豪斯，而是一种更基本的文化原则：一个社会应当允许自己的历史保持复杂，应当允许建筑拥有多种形式，应当允许艺术不必服从单一的民族身份，更应当允许公共空间容纳彼此不同的人。建筑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总会把某种价值观变成可见的形式。而当极右翼开始争夺建筑、艺术和历史记忆的解释权时，人们真正面对的，也就不再只是一场关于审美趣味的争论。

从“占有”到“看见”：诺丁山狂欢节60周年之变

当地时间2026年8月31日，英国伦敦，德布拉·罗曼（Debra 'PanDiva' Romain）与特洛伊乐队（The Trojans）在诺丁山狂欢节上表演。此活动庆祝丁山狂欢节60周年。视觉中国图

一、60年之后，狂欢节的成功为什么成为了一个问题？

刚刚过去的8月底，大约200万人涌入伦敦西部诺丁山的街道，在钢鼓、雷鬼的巨大乐声之间，身着羽毛、亮片和珠饰构成的盛装，从Ladbroke Grove一路穿过熟悉的街区。2026年是诺丁山狂欢节（Notting Hill Carnival）60周年。这是欧洲最大的街头文化艺术节，也是世界规模第二大的狂欢节（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在最近的周年报道中，《金融时报》回顾了它从加勒比移民社区的文化活动发展为英国最重要的大型节庆之一的历史。如今，诺丁山狂欢节每年可以创造接近4亿英镑体量的经济活动，它也早已成为伦敦向世界展示其多元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不过，今年围绕诺丁山狂欢节出现的另外两个数字，或许比“60周年”更能说明这段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一个数字是466万英镑。今年3月，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宣布额外拨款466万英镑，使一度面临资金缺口的诺丁山狂欢节能够如期举行——这还不包括市政府已经承诺的946300英镑的常规支持。新增资金的主要用途不是邀请更多艺术家、增加游行节目或制作更加华丽的花车，而是强化人群管理、增加工作人员与安保力量、设置更多路障和防车辆冲撞设施，并帮助主办机构建立新的安全管理方案。作为新安排的一部分，狂欢节组织者还将接手部分过去由伦敦警察厅承担的人群管理职责。

第二个数字是121次逮捕。今年，警方扩大了实时人脸识别技术（live facial recognition，简称LFR）在狂欢节期间的使用范围。最终，系统产生了214次警报，由此带来了121次逮捕行动——警方在整个狂欢节警务行动中总共逮捕了636人。相比2025年人脸识别主要部署在狂欢节区域的两个出入口，今年这一技术第一次明显地深入到活动区域之中。

由此，一边是伦敦市政府投入数百万英镑保证诺丁山狂欢节继续存在，一边是7000多名警察、专业安保、道路设施和数字识别技术共同维持着这一公共文化事件的运行。这意味着，一个原本以走上街头来争取公共可见性的文化实践，如今必须借助一整套财政、安全、组织和数字基础设施，才能继续让数百万人“走上同一片街头”。60年前，诺丁山狂欢节最重要的政治意义之一，是让原本处于城市边缘的加勒比移民及其后代走上英国街头，让自己的身体、声音和文化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公共空间里。60年后，这场节日已经不仅需要公共财政、专业安保、商业赞助和大型活动管理体系才能运行，参与其中的身体也越来越被摄像头读取、比对和识别。

诚然，一个持续60年、参与者达到数百万的公共文化仪式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自发状态，但两个数字背后的问题并非能被“反抗文化的商业化”简单回答。诺丁山狂欢节的历史正在从一个有关“如何被看见”的故事，转向另一个问题：

当一种曾经的“草根文化”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功到已经成为城市的某种“基础设施”之后，谁来规定它的“出现”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它的公共性与社会文化价值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二、街道是舞台吗——从“出现”到“占有”的狂欢节政治

关于诺丁山狂欢节的发生，一个简洁的起源故事是：1950年代，英国加勒比移民遭遇种族歧视和暴力，于是他们以狂欢节进行回应，最终发展成今天的大型庆典。但实际的历史则要复杂一些。1958年夏天，诺丁山爆发严重的种族暴力，大批白人青年袭击当地黑人居民。1959年1月30日，出生于特立尼达的记者、共产主义活动家、《西印度公报》创办人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在圣潘克拉斯市政厅组织了一场室内“Caribbean Carnival”活动。这一室内活动旨在通过音乐、舞蹈和选美等形式，为受到种族主义攻击的加勒比社群建立一个能够自我表达和相互支持的文化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这场活动发生在1959年5月安提瓜裔木匠Kelso Cochrane遭种族主义者杀害之前，因此，与其把它说成对某一次谋杀事件的直接回应，不如把它放回1958年骚乱之后英国黑人移民面临的整体社会环境中。

而今天被纪念为“60周年”的诺丁山狂欢节，实际上来自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历史线索。1966年，社区活动家Rhaune Laslett在诺丁山组织了街头节庆，希望让当地的不同族群能够彼此接触。她邀请特立尼达钢鼓乐手Russell Henderson及其乐队参加。伴随乐队演奏着走上街头，居住在此的加勒比居民不断加入表演的队伍，原本的社区节庆变成了一场移动的街头游行。此后，加勒比狂欢节的盛装游行（masquerade）、钢鼓（steelpan）和卡利普索（calypso）音乐传统逐渐进入这场街头节庆。特别是在1970年代，源自牙买加的雷鬼（reggae）、杜布音乐（dub）以及以大型扬声器、DJ和现场主持为核心的“声音系统”（sound system）文化进入诺丁山。它们尤其吸引了在英国出生和成长的第二代黑人青年，也使狂欢节逐渐从第一代移民保存加勒比文化记忆的节日，转变为一种更鲜明的“黑人英国”（Black British）公共文化。

从室内大厅走向街道，看起来只是场地的变化，实际上却已经改变了这种文化实践的政治性质。在室内，一个社区可以理所当然地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而一旦进入街道，谁有权使用城市公共空间的问题马上就浮现了。英国地理学家Peter Jackson早在1988年对诺丁山狂欢节的研究中就指出，狂欢节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中性城市背景中的文化节目，它的政治意义恰恰“铭刻”在城市景观中。街道并不是舞台，它本身就是权利争夺的一部分，是冲突和协商发生的空间。

这一点到1970年代时变得更加明显。1973年接手组织工作的Leslie Palmer扩大了诺丁山狂欢节的泛加勒比色彩。因此，对于第一代加勒比移民来说，盛装游行和钢鼓承载着与故乡有关的文化记忆，但对于在英国出生和成长的黑人青年而言，雷鬼、杜布以及巨大的低频音响带来的，是另一种更属于“Black British一代”的经验。今年，《卫报》刊登了黑人音乐作家Lloyd Bradley对诺丁山狂欢节60年的回忆。他写道，小时候自己甚至觉得狂欢节播放的是属于父母一代的“老人音乐”（old people music），而当sound system进入街道以后，事情开始改变。狂欢节不再只是父辈重温加勒比文化的节日，而逐渐成为他们这一代年轻黑人自己的“狂欢”。他们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些街道可以属于自己。

这种“拥有街道”的兴奋感受并不只是一句夸张的修辞。对于一个长期在住房、就业、警务乃至日常公共生活中感受到排斥的群体而言，数万人共同把自己的音乐、服装和身体带到伦敦街头，这本身就是一种空间权利的实践和城市权利的宣告。对诺丁山狂欢节的相关研究因此强调“争取进入并占据公共空间的权利”（claiming public space）的意义：街道不仅连接着两个地点，它也保存着一个群体曾经如何争取出现、聚集和表达自身记忆的历史。

也因此，1976年的警民冲突成为诺丁山狂欢节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节点。当年的狂欢节上，大规模警力部署与年轻黑人参与者之间爆发了严重冲突。研究者Peter Jackson分析当时的媒体报道发现，1976年以后，英国主流媒体日益把狂欢节、黑人青年与犯罪关联起来，黑人群体在公共话语中经历了一种“犯罪化”（criminalization），即被与犯罪、危险和社会失序相联系。近年来关于诺丁山狂欢节和“摇滚反种族主义”（Rock Against Racism）的研究也重新指出，1970年代的反种族主义文化政治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争夺发生的——狂欢节的行进路线怎么走、警察会在哪里出现、哪些声音可以进入街道，等等，它们看似只是活动组织或维持秩序的行为，但其实一直在重新规定着谁能够在城市中占据什么位置、谁能够定义街道秩序的问题。

如果把这段历史和今天的诺丁山放在一起，空间问题便会显得更加复杂。1960年代的诺丁山是一个贫困、住房条件恶劣、加勒比移民大量聚居的街区，但今天它却是伦敦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事实上，社会学家Ruth Glass在1960年代提出“绅士化”（gentrification）概念时，诺丁山正是她观察伦敦城市变化的重要地区之一。研究者Nick Bentley和James Peacock也把今天的诺丁山狂欢节，称作那些已经在绅士化过程中大量离开当地的人口所留下的少数重要文化遗存之一。因此，有趣的是，诺丁山狂欢节的形成与诺丁山地区“绅士化”进程的开始，并不是前后两个互不相关的历史阶段，而是几乎发生在同一历史时刻。

这也使得狂欢节是否应该搬离诺丁山的长期争论具有了超出活动安全的意义。面对将活动转移到更容易控制的场地，甚至改成售票活动的建议，伦敦市长萨迪克2025年的回答很明确：狂欢节诞生于北肯辛顿和诺丁山的加勒比社区，“它最终属于社区”，社区应当是决定它在哪里举行的关键主体。但这里恰恰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当创造这种文化的社区已经部分失去了当地的居住权，“属于社区”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或许，诺丁山狂欢节所保留下来的正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房地产产权的城市权利。在每年的这个特定周末，那些在日常城市经济中已经被推离这一地区的人及其后代，仍然通过音乐、身体和游行重新进入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狂欢节坚持发生在诺丁山而不是体育场或封闭公园，并不仅仅是忠于传统。因为地点不仅是盛放文化的容器，地点本身就是这项文化实践的一部分。然而，狂欢节能够“占有”街道，并不意味着能够脱离制度。

三、“狂欢”成功之后：当社区节日成为城市基础设施

今年8月，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发表了经济学家Mariana Mazzucato的文章，标题就叫“谁拥有诺丁山狂欢节？”（Who owns Notting Hill Carnival?）。这其实延续了她近几年与艺术家Alvaro Barrington共同推进的“狂欢节经济学”（Carnival Economics）研究：如果只是计算游客住宿、餐饮和消费带来的GDP增长，我们仍然严重低估了狂欢节的价值。

在Mazzucato看来，人们每年8月底看见的短暂狂欢，只是一个更庞大的生产系统浮出水面的时刻。诺丁山狂欢节背后有着复杂的钢鼓教育、服装设计和制作、歌舞训练、花车搭建、食品准备、社区组织和筹款工作。80多个团队参与其中，约15000套服装需要被制作，全年累计投入约100万个小时的劳动。狂欢节因而不是一个短暂发生的“事件”，而是由技能、组织能力、共同知识和社区关系构成的全年生产系统。Mazzucato特别强调，那些通常不进入经济影响评估的东西——归属感、社会凝聚力、技能形成、社区网络——同样是公共价值的一部分。

这个视角很重要，因为它改变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提问方式。讨论大型公共文化事件时，人们很容易把政府支出理解为它的“成本”，然后询问活动究竟能够带回多少旅游收入。可是，如果狂欢节本身就在长期生产技能、社区关系、文化记忆和公共身份，那么公共财政支持它，与其说是补贴一次消费活动，不如说是在投资一套文化基础设施。然而，一旦把狂欢节视为基础设施，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因为基础设施不只是让事件得以发生的条件，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事件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Nicole Ferdinand和Nigel Williams 2018年关于诺丁山狂欢节“节庆景观”（festivalscape）的研究，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一个比“商业化侵蚀草根文化”更有解释力的框架。他们指出，在50多年的发展中，诺丁山狂欢节先后形成并叠加了六种不同的框架：社区节日、特立尼达狂欢节、加勒比狂欢节、黑人艺术节、商业集会以及城市主导的标志性节庆。重要的是，其中的每个后一种框架并没有简单取代前一种。今天的诺丁山狂欢节可以同时是加勒比文化遗产、Black British文化空间、旅游产品、商业市场和伦敦城市名片。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政府、主办机构、商业资本、警察、社区团体等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从这一角度看，今年的466万英镑就很有意味。这笔钱保证了诺丁山狂欢节能够继续在原地、以免费街头活动的方式举行，无疑是公共文化获得制度支持的证明。过去受到种族排斥的文化，如今不仅被允许出现，甚至成为伦敦政府愿意主动投入资源保存的城市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化当然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文化公民权的实现。但与此同时，资金的用途也告诉我们，政府所支持的不只是“文化内容”，而是整个事件变得安全、可管理、可持续的能力，包括人流模型、路障、防冲撞设施、工作人员等精细的规划与管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过去由警方承担的人群管理责任，现在转移给了主办机构。

但这不能被简单归类为“文化收编”。如果一个社区主导的组织获得公共财政支持，从而能够自行建立更专业的人群管理和安全体系，这也可能意味着社区获得了过去没有的治理能力。换言之，国家退出一部分的直接管理，由社区组织承担更多责任，并不必然削弱自治，甚至可能增强自治。因此，判断制度化是否损害了诺丁山狂欢节公共性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于“制度有没有进入”，而在于制度进入以后，制定规则和积累能力的权力最终流向了哪里。

商业资本的问题也是如此。诺丁山狂欢节的官方网站公开提供多种品牌合作形式，而近年的参与者包括运动、饮料、航空和消费品牌。2026年，甚至连Vogue Business也专门刊文讨论品牌应当如何进入从诺丁山到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文章给出的建议并不是尽可能让logo更醒目，而是“社区第一，品牌第二”（community first, brand second）。如果品牌只是把这种狂欢节文化当成一个数百万人参与的营销场景，很容易招致反感；相反，较成功的合作往往通过支持设计师和本地文化生产者而进入节庆。

这说明问题已经不能停留在“商业出现以后，狂欢节是否还纯粹”的层面。一个每年吸引数百万人的免费公共活动必然需要巨额的资源。资本是否进入并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谁从这种文化生产中取得了价值，又有多少价值重新回到了生产它的社区之中？Mazzucato今年的研究恰好把问题推进到了这里。她反对仅仅把文化产生的公共价值计算成外部的“溢出效应”。因为“溢出”这个说法容易暗示真正的经济活动才是核心，而社区凝聚、技能培养、文化认同等只是附带产生的副产品。她更希望强调的是，这些本身就是狂欢节主动创造的公共价值，而不是偶然“溢出来”的东西。进一步地，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治理这些公共价值——一个节庆产生的品牌价值、旅游收益、技能和创新能力，是否能够继续强化那些制作服装、教授钢鼓、搭建sound system和维持社区组织的人？

因此，诺丁山狂欢节真正面临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再是“怎样保持在制度之外”。对于一种有着60年历史、参与者接近200万人的文化而言，这个要求本身就不现实。它面对的是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怎样进入财政、市场和治理体系，同时让由此形成的制度能力仍然掌握在文化共同体手中。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的诺丁山狂欢节还出现了另一种基础设施。它不生产服装，也不管理人流，而是识别人。

四、从“被看见”到“被识别”：狂欢节的可见性悖论

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丁山狂欢节最重要的政治意义之一，是让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身体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伦敦街头，那么60年以后，一个几乎相反的问题出现了：出现在街头以后，一个人是否也必须成为机器可以识别的身体？

伦敦警方并不是今年才想到在狂欢节人群中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早在2016年，伦敦警察厅就在诺丁山狂欢节测试过这一系统，2017年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试验。时任英国生物识别信息专员、犯罪学家Paul Wiles对此曾发表了一份相当谨慎的声明。他并没有否认面部识别可能有助于抓捕犯罪嫌疑人，但他指出，在拥挤公共空间中识别个体的技术当时仍缺乏足够可靠的效果，而这样一种高度侵入性的技术究竟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不应该仅由警方自行决定。

近十年之后，面部识别的技术性能与使用规模都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2025年，伦敦警方把实时人脸识别系统设置在进入和离开狂欢节的两个关键通道里，约165669张面孔经过摄像机，系统产生98次警报，61人随后被捕。警方当时特别解释，摄像设备没有进入主要狂欢节区域，原因之一正是对人权和活动性质的考虑。

2026年，狂欢节上这种识别的边界被进一步推进。今年，警方称人脸识别的使用得到扩大——最终有214次警报带来了121次逮捕，86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被拦下核查，其中7人因违反相关条件或登记义务被捕。警方同时通过搜查缴获68件武器，其中包括一把手枪。这些数字意味着，对LFR的讨论不能建立在“这种技术毫无作用”的否定性前提之上。对于警方而言，一个接近200万人参加、道路开放、没有门票和固定入口的大型公共活动，确实面临暴力犯罪、武器、性犯罪和极端拥挤等风险。2024年的狂欢节曾出现严重暴力事件，此后，安全审查和管理改革明显加速。今年，超过7000名警察参与了整个狂欢节周末的行动。警方的观点是，与其在巨大人群中无差别采取传统措施，LFR至少能够帮助警员更有针对性地识别已经被通缉、违反保释条件或被列入特定名单的人。

但问题也出现在这里。人脸识别与传统的“看见”不同。一个警察看见街上的人，并不等于自动知道他是谁；一台连接生物识别系统的摄像机则试图把公共空间中的匿名身体立即转换成可比对身份的数据。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在关于公共空间生物识别的指导中因此特别指出，这种技术意味着一个人只要进入摄像机的视野，身份就可能被确定，而公共空间中的人通常没有真正“退出”这种数据处理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持续的生物识别监控可能产生所谓“寒蝉效应”：如果人们知道进入某个空间意味着自己会被识别和处理，他们行使表达与集会自由的方式也可能随之改变。

对于诺丁山狂欢节来说，这种变化尤其不能被理解成一个抽象的技术伦理问题。

加拿大监控研究学者Simone Browne在2015年的《黑暗问题：论对黑性的监控》（Dark Matters: On the Surveillance of Blackness）中，提出了“种族化监控”（racializing surveillance）的概念。她试图说明，现代监控技术并不是在一个没有历史的社会空间里突然出现的——黑人身体曾长期处于被记录、识别、分类和管控的制度之中，从奴隶制时期的逃奴通告、身体标记到现代边境检查和生物识别，一系列技术变化背后存在着值得警惕的历史连续性。这当然不能直接证明2026年诺丁山狂欢节使用的面部识别算法正在歧视黑人，也不能仅凭狂欢节的历史就认定任何警务技术都是非法或不正当的。但Browne的研究提醒我们，在一个拥有如此明确黑人反种族主义历史的空间里，“识别”从来不可能只是一个纯技术动作。谁被观看、为什么被观看、观看得到的信息可以被用来做什么，本身就是公共空间权力关系的一部分。

这里，我们或许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可见性”。一种可以称为政治可见性（political visibility）。对于早期诺丁山狂欢节而言，它意味着一个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边缘的群体能够出现。不是作为人口统计中的数字，而是作为能够歌唱、舞蹈、穿戴、制造声音并占据空间的主体。狂欢节的政治性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这种主动的自我呈现。另一种则可以称作机器可识别性（machine legibility）。它关心的不是一个主体想要如何出现，而是治理系统能否迅速判断“你是谁”，并把你的公共出现与数据库中的身份、风险标签和警务行动连接起来。前一种可见性意味着“我能够作为主体进入公共空间”，后一种可识别性则意味着“公共权力能够把我的出现转换成机器可以读取和采取行动的数据”。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诺丁山狂欢节60年的历史形成了一个颇具意味的反转。在1950至1970年代，问题是如何摆脱“不可见”：黑人能否在伦敦中心城区公开出现？能否让自己的音乐足够响亮？能否不需要把自己的文化生活隐藏在室内和私人空间中？到了2026年，问题却开始变成，当一个人已经能够自由进入公共空间以后，他是否也应当拥有某种不被无限识别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安全与自由之间存在一个可以简单择其一的答案。事实上，没有基本安全的话，数百万人也不可能共同占据街道；而如果严重暴力持续发生，最先受到伤害的恰恰可能就是狂欢节继续保持开放、免费和街头性质的社会正当性。真正困难的问题或许是，安全保障应该要求多大程度的可识别性？如果为了保存一个开放公共空间，我们最终必须把进入这个空间的身体越来越充分地转换成可以被计算、筛查和判断的安全对象，那么被保存下来的“公共性”本身是否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五、一种草根文化怎样才算真正“成功”？

60年后的诺丁山狂欢节显然已经不是1966年的狂欢节。在这个场域中，有政府资助，有全球企业，有专业管理机构，有庞大的警力，也有实时人脸识别。它既是Black British文化的重要象征，又是伦敦的城市品牌之一；既是一套全年工作的社区文化生产系统，也是一个能够产生近4亿英镑经济活动的文化旅游事件。

但这些变化并不自动意味着狂欢节的公共性已经消失。Leighan Renaud在关于诺丁山狂欢节的研究中就反对把它的历史简单讲成一个“抵抗—商业化—被收编”的衰落故事。即使经历了主流化和商业化，盛装游行的品牌仍然在制作服装，黑人身体仍然每年重新进入一个已经高度绅士化的诺丁山，社区关系和抗议精神也仍然通过这些具体实践得到保存。也许，一种草根文化真正的成功，本来就不意味着永远留在制度之外。相反，当它成功到足以成为一座城市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时，它必然要面对财政、安全、组织、商业和技术问题。

值得与时俱进重新判断的问题，是进入制度之后，狂欢节是否仍然拥有改变制度条件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所谓“城市公民权”也不只是政府承认某种少数族裔文化值得庆祝。它还意味着，创造这种文化的人是否有权继续“占有”那些街道，是否能够参与决定地方活动如何被管理，是否能够分享自己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否能够把公共投入转换为社区自身的组织能力。以及，在一个生物识别日益进入城市空间的时代，他们是否能够参与决定自己的公共出现怎样被转换成机器中的数据。60年前，诺丁山狂欢节通过走上街道追问谁有权利出现在城市之中。60年后，它创造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当所有人都可以来到街上之后，是谁规定了、又如何规定了他们以何种方式被看见。

河南一自行车赛50多人被带错路，官方致歉：退还受影响选手报名费

“问鼎中原自行车赛”微信公号 — Mon, 07 Sep 2026 01:01:17 GMT

“问鼎中原自行车赛”微信公号9月7日发布关于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部分选手出现赛道偏差情况的致歉声明：

2026年9月6日，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顺利举办。赛事期间，部分参赛选手因赛道指引问题出现路线偏离，受到选手与网友的广泛关注。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单位，我们第一时间全面复盘核查问题根源，对于本次组织疏漏给各位参赛运动员带来不佳的参赛体验，我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诚恳接受所有选手、网友及社会各界的批评与监督。

经核查，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余名选手路线偏离赛道。事件发生于赛事进行至S235与北环路交叉口右转弯处，该点位右转标识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置不足，是引发选手偏离赛道的直接诱因。网传带偏选手的车辆，为承担赛道保障、影像拍摄任务的组委会工作摩托车辆，该车同样受现场指引不足影响出现路线偏差；网传选手与社会车辆并行画面，为选手偏离赛道后进入的非交通管制区域。以上问题，充分暴露出我们在赛事车辆管控、赛道指引布设、人员岗前培训、安全保障管理等方面存在短板漏洞，我们自愿承担全部组织责任。

9月6日当天事件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积极对接受到影响的参赛选手，认真收集大家的诉求意见，研究确定补偿处置方案，具体措施如下：

一、对受路线偏差影响的参赛选手，全额退还本次赛事报名费，并免除剩余202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

二、对因路线偏离造成额外骑行里程、成绩损失的选手，按照实际受影响程度给予年度积分顶格补偿；

三、针对偏离赛道的选手给予少林景区、嵩阳景区、中岳景区、一年内门票全免、不限次数。

四、针对第一集团偏离赛道最终完赛以及未完赛的选手，一对一根据选手需求最大努力给予最大程度的补偿。

目前我们已开通专项登记通道（客服电话：【15093405453】；微信：【CjlTy0601】），请受影响选手于9月15日前提交姓名、参赛号、身份证、骑行轨迹编号等相关佐证材料。我们将一对一逐一登记、逐一回应、逐一致电道歉并补偿，核实与补偿办理工作将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力保障参赛选手的相关权益，尽力弥补本次赛事的缺憾。

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是深耕七年的群众性骑行交流平台，初衷就是以骑行运动为载体，讲好嵩山故事，推广全民健身事业。从最初的几百人到现在的两千余名骑手奔赴嵩山，这份信任来之不易，本次工作失误辜负了大家的期待，我们内心深感愧疚。

痛定思痛，我们将深刻自省，全盘接纳各方批评建议，从四个方面全面整改提升：

一、全面梳理赛事全流程漏洞，系统优化赛道指引体系，在关键路口足额配置志愿者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定岗值守制度；

二、规范赛事工作保障车辆通行管理，执行保障车辆双人复核路线机制，一旦出现路线偏离第一时间纠偏上报；

三、完善与交管、属地单位的联动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提升突发状况快速处置能力；

四、细化赛事各项保障流程，建立标准化赛事管控机制，全面提升办赛专业化水平。

在此，我们再次向所有受到影响的参赛选手深表歉意。后续我们将正视不足、积极整改，打磨赛事品质，用更严谨的组织、更完善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办好今后每一届赛事，不负广大骑行爱好者的热爱与信任。真诚恳请社会各界持续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

荣新江｜“敦煌学”与“伤心史”：我们都读错陈寅恪了？

伍珺涵/采访 — Mon, 07 Sep 2026 00:54:46 GMT

荣新江教授与其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

《“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新近出版的一部小书。本书所解读的《敦煌劫余录序》，篇幅不长却意蕴深远，在近代敦煌学与学术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百余年来被学界反复研读、援引阐释。对于这篇经典序文，荣新江教授以笺证形式逐段拆解、溯源考据，重新审视陈寅恪的学术洞见。“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此语何意？历经百年而回望，“伤心史”一语于敦煌研究而言，有几分误读，又有怎样的期待？

《“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荣新江著，中西书局，2026年8月出版，125页，62.00元

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篇幅不大，却在近代学术史上地位极高，可谓微言大义。您的新著对这篇序言做了笺证式的逐段解读。可否请您谈谈这篇序言为什么如此重要？

荣新江：《敦煌劫余录》是陈垣先生主持编纂的一部目录学名著。《敦煌劫余录序》则是陈寅恪为这部名著所写的序，篇幅很短，但却是陈寅恪深思熟虑之后的学术手笔。通过这篇序，陈寅恪把敦煌学的理论、方法，以及国家图书馆（原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主体内容做了一番勾勒，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劫余录序》中有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流传极广，您在书中专门用了一整节来辨析这一问题，试图破除后世形成的认知误区。陈寅恪此句的本意是什么？后世对此又产生了哪些误读？

荣新江：在陈寅恪写这篇序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斯坦因、伯希和把敦煌的好东西拿走了，所以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很伤心的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上课的时候，陈先生这句“敦煌学，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反复被提及，但陈先生在这篇序中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要破除“伤心史”这一认识。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初版书影

原文在这句话前有“或曰”二字，即有人这么说。这是一种写作技巧：先引述一个流行的观点，再就此展开辨析与反思。接着，陈寅恪指出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卷子里还有很多珍贵资料，来不及深入研究，如果把这些文献研究透，中国学界或能立足学术之林，也就不必伤心了。他是借用“伤心史”这句话来讲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学术价值。

然而，因为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力太大，后来这句话就成了“陈寅恪说，敦煌学就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句被误读的话也激励了一代学人。如果没有这句话，说不定我就不做敦煌学研究了，我就是为了改变中国敦煌学的伤心史而冲上前去，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

真正读懂了陈寅恪之后，我发现这根本不是陈寅恪的本意，这是他要反对的。一百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句话？当时陈寅恪说，北平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好东西，但他并不知道英国、法国到底有多少好东西——那时候各个图书馆没有目录，更没有照片，他也没有到英国、法国翻阅过这些卷子，等到我们真正对比过国内外的敦煌文献后才发现，敦煌学确实可以说是一段学术伤心史。我的书讲述的是这样一段学术脉络。

陈寅恪

您多年奔走世界各地访查敦煌文献，还主编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在广泛接触海内外敦煌写本之后，您如何概括国内馆藏敦煌文书相较于海外藏品的整体特征？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体现在何处？

荣新江：评判敦煌文献的价值，不能单以数量来衡量。以卷轴长度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最多，但学术研究应当以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作为评判标准。英法所藏的敦煌卷子毕竟是伯希和、斯坦因挑选过的，虽然他们也不太懂敦煌，但伯希和确立了三条挑选原则——优先选择有纪年的、非佛教的、非汉语的文献——这类文献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在大藏经里能看到的普通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这些佛经有校勘价值、文物价值，但是学术价值不及《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敦煌文献中只有四件摩尼教卷子，都是世界顶级的珍贵文献，伯希和漏了其中一份，这一份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件摩尼教残经由摩尼第二代弟子撰写，是世间稀见的摩尼教原始经典。以往学界研究摩尼教，只能依靠反对摩尼教的拉丁文文献，这件原始经文的史料价值无可替代，单此一件的价值，便足以抵得上千百卷普通写卷。这也是我在书中将这件残经配以大幅图版的原因。

摩尼教经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0256）首

如果聚焦唐代户籍、差科簿、军事制度等世俗主题，情况则有所不同。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藏品多为当年外国人挑选之后剩余的佛教典籍，大量世俗文书散见于英、法馆藏。当然国内也独有珍贵的世俗文献，如《贞元氏族志》，英、法均无收藏，这是研究唐代氏族制度的关键文献——英法藏有《开元氏族志》。我们需要将海内外各类写本相互参证，才能完成相关问题的完整研究。

综合来看，现今已刊布的所有敦煌文献，我们对比之后认为，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其学术价值的确不及英法所藏敦煌文献，所以我们才要把英、法、俄的敦煌文献刊布出来，推进学术研究。

您在本书序文中举出十八件原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卷，逐一考订编号，并结合近百年研究成果评述其学术价值。开展这项研究，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是否有哪件写卷带给您格外的惊喜？

荣新江：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学者。我不认为他曾经把北平图书馆八千卷敦煌写卷全部翻阅过，但他读书的广度与深度，远超常人。例如他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期间，就通览过中央图书馆的敦煌卷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禅源诸诠集都序》，他就在所用线装书上标注“敦煌本”，这一孤本便是他在南京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台湾。由此可见其读书识见之卓绝。

陈寅恪在序言里点出的这十八件敦煌写卷，都是从陈垣《敦煌劫余录》里梳理出来的，其中也有遗漏，譬如《敦煌劫余录》著录的《六祖坛经》，在当时已是重大发现，陈寅恪却并未提及，可见他对目录的浏览较为粗疏。即便如此，他筛选出来的，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文本，涵盖世俗文书、禅宗典籍、疑伪经（如《月光童子经》）等。后世学界围绕这些文献做过大量研究。

陈寅恪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但开风气不为师”。他指出材料的价值，却并不亲自展开深入研究。不少他提示过的材料，国内学者未能接续开展研究，反倒是海外学者完成了重要研究。以《月光童子经》为例，该领域最出色的研究出自我的荷兰老师许理和，他并非专门的敦煌研究者，却敏锐捕捉到此卷蕴含的中国弥赛亚思想。陈寅恪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份文献，只是他兴趣广博，读书浩繁，很多线索只做提示，并不落笔成文，留给后人继续探索。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少国内学者来不及接续开展研究，像《圆明论》这类禅宗文献，相关重要成果便由日本学者完成。等到国内学者着手跟进，已经晚了一步。

《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8341）首

近些年敦煌学逐步走出冷门，获得更多关注。作为国内敦煌学领域的领军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一研究现状？

荣新江：所谓敦煌学的“冷”与“热”，是外界站在不同视角形成的判断。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学科无所谓冷热，我们始终在开展研究。敦煌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厘清其历史，是学者固有的职责。敦煌学与甲骨、简牍一同被视作“冷门绝学”，我并不十分认同这种说法，也不认为敦煌学真正走向了“大热”。

敦煌学很难“热”起来。部分研究譬如于阗文写卷，全世界能够读懂的学者仅有七八位，想要达到解读的门槛，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的积累，具有如此之高门槛，确实需要国家层面对这类冷门方向予以扶持。当然，敦煌学内部也有部分研究受关注度较高，比如敦煌变文，可从多角度展开研究，也更易获得大众关注。

所以，这个学科的“冷”“热”并不是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真正驱动海内外学者开展研究的，是学术上的争先意识，一种斗心气的劲儿：要站上学术制高点，别人读不通的写卷我们可以释读，别人不识的文字我们能够辨明，他人无法破译的古藏文我们可以完成解读。这是敦煌学、甲骨学、简牍学研究者共同的追求，无论外界是否追捧，我们要力争在学术上做到最好。也就是说，“学术伤心史”也好，“板凳甘坐十年冷”也罢，最终指向的是学者的抱负。

这本书首次加入了大量的彩色图版，特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了许多从来没有发表过的高清写卷图像，这批图版，分别能够为普通读者、敦煌学入门学习者、专业研究者带来哪些助益？

荣新江：敦煌文献的出版，经历过缩微胶卷、黑白照片两个阶段，如今进入以IDP、敦煌数字藏经洞为代表的网络彩色影像时代。我们整理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献，影像清晰度高于网络公开版本，部分图版的观感甚至优于原件。国家图书馆由于各方面原因，馆藏敦煌卷子的网络公布与彩色出版工作，还待进一步推进。

陈寅恪在序中重点提及的高价值文献，多为编号靠后的写卷。因为我与国家图书馆有长期的业务联系，本书出版前，我向馆方提出，希望获取重要卷子的首、尾部分的高清彩版。馆方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最高清的彩色影像，部分图像为专门为本书重新拍摄，此前从未对外发布。这本书装帧效果良好，全页彩色图版视觉冲击力很强。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书中图版精美，部头也不大，文本也尽量做到通俗可读，便于大众接触敦煌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讲，这批未刊高清彩版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专业学者可以将这批彩色图像与旧有的黑白图版比对，从中发掘出新的研究线索。当下书籍史研究日渐兴盛，学界不再仅仅关注文本内容，还要观察写卷的书法、栏格、纸张帘纹等物质层面信息，高清彩色图版恰好可以满足这类研究需求。

本书的图版工作仅仅是开端。我们还是期待国家图书馆能够完成全部馆藏敦煌卷子的整理出版，也就是我们在编的《敦煌文献全集》，本书可以视作这项宏大工程的序曲。

拾光纪·习主席中亚中东行的三点启示

陆华东/新华社客户端、星宇股份官网 — Mon, 07 Sep 2026 00:33:10 GMT

7日，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我司近期调岗减员错误行为的相关情况及整改措施》，介绍了事情经过、公司的认识和态度、后续改进措施，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

星宇股份发布的通报称，公司管理层再次向相关同学及其家人和社会各界诚恳道歉，并决定对负主要责任的总经理周晓萍给予扣薪1年的处理，对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给予免职处理（此前已停职），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

通报还提到，常州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及时通过举办3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和对107名同学定向推荐适配岗位等方式开展就业服务。截至9月7日中午12时，107名同学中已入职新单位71人，通过面试并发出入职通知22人，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计划考研等。

关于我司近期调岗减员错误行为的相关情况及整改措施：

一、事情经过

2025年秋季及2026年春季校园招聘期间，我司共与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签订《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也称“三方协议”），其中372名同学毕业后陆续与我司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其余68名同学因另行择业、回校深造等原因未继续在公司工作。

2026年7月，公司管理层基于后续订单情况及用工需求，提出公司岗位优化整合方案，错误地作出了对部分新入职同学进行调岗减员的决定，并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尽快实施。

8月初，我司人力资源部门明确对372名同学中的140名同学进行协商，其中33名同学保留原工作岗位，其他107名同学与我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这107名同学的学历分布为本科75人、硕士研究生32人，岗位分布为研发技术岗（含光学、结构、电子等产品设计）39人、生产制造岗（含组装工艺、设备保全、装备调试等）60人、职能岗（含质量工程师、项目工程师、质检员等）8人。

二、我们的认识和态度

在整个方案制定和协商过程中，由于我司管理层研判失误，决策草率，没有充分考虑上述同学刚刚入职的实际情况，部分工作人员协商过程简单生硬，让同学们受到了极大的身心伤害，也给他们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为此我们深感自责深刻反思，对于社会公众和媒体给予我们的严肃批评和舆论监督，我们照单全收，承担全责。在此，公司管理层再次向以上同学及其家人和社会各界诚恳道歉，并决定对负管理责任的总经理周晓萍给予扣薪1年的处理，对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其分工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给予免职处理（此前已停职），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

事情发生后，我司积极落实补救措施，于8月27日一次性支付了107名同学的3个月求职补贴（每人每月5000元），报销外地来常参加招聘活动同学的交通费，向在此期间仍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并明确了三个月之内未实现单位就业的同学按原工资标准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同时逐一告知了以上同学。

常州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及时通过举办2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和对以上107名同学定向推荐适配岗位等方式开展就业服务，在此过程中我司积极联系相关企业提供岗位支持。截至9月7日中午12时，107名同学中已入职新单位71人，通过面试并收到入职通知22人，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计划考研等。下一阶段我司将持续配合人社部门做好就业服务工作。

三、后续改进措施

针对此事暴露出的问题和短板，我司将深刻汲取教训，积极改正错误，在社会各界和媒体的监督下，从源头上落实以下整改措施：

一是强化以人为本经营理念。我们将始终把员工的切身利益放在企业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实打实的行动推动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落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构建更有温度的企业用人环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二是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将“以人为本”理念落实到人力资源管理具体工作层面，选聘关爱员工、熟悉政策、业务过硬的专业人员充实人力资源队伍。将充分沟通列入重大人事变动前置程序，注重听取各方代表意见，并设立员工日常意见表达直通通道，确保员工的意见和诉求及时得到回应。

三是强化员工权益保障机制。对员工职业规划、薪酬待遇、健康福利等保障制度进行全面梳理、系统优化。加大新员工权益保障资源投入，设立“星宇青年成长基金”，用于新入职员工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职称评审、困难帮扶等，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四是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邀请法律专家、新闻媒体和员工代表参与，定期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情况进行专项评估并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尼泊尔全国哀悼泥石流罹难者

Mon, 07 Sep 2026 07:28:59 GMT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9月7日举行哀悼仪式，人们摆放蜡烛，悼念在泥石流中遇难的人。（路透社）

尼泊尔举行全国哀悼日活动，悼念在尼泊尔—中国西藏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上千人。与此同时，失踪的水电站工人的家属仍抱着一线希望，祈求救援人员能从可能有人受困的隧道深处救出幸存者。

法新社报道，尼泊尔将星期一（9月7日）定为国家哀悼日，全国当天降半旗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这天是灾难发生后的第13天，遵循印度教传统，死者逝世第13天会举行祭奠仪式。

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有约4996人失踪。

失踪人员中包括数百名水电站工人。日前，有三名受困工人从隧道深处奇迹获救，包括上星期五（4日）获救的两名尼泊尔人和星期六（5日）获救的一名中国籍男子。三人的获救极大鼓舞了搜救人员，也重新燃起其他失踪者生还的希望。

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巴斯内特（Raja Ram Basnet）星期一说，搜救工作正在以“与第一天相同的节奏”持续进行。

目前，来自中国、印度、韩国等国的外籍专家也正在协助尼泊尔开展搜救工作。

一些聚集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失踪工人亲属则呼吁，政府搜救行动必须加快。什雷斯塔（Reena Amatya Shrestha）的哥哥目前仍下落不明，她说：“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他们说正在进行搜救，但如果真在搜救，结果在哪里？我们需要看到结果。”

联合国的一项初步评估显示，这次泥石流造成的建筑物损失已达1亿5800万美元（约2亿新元），而路桥受损、农田被毁和人道主义开支等的总损失则远高于此。联合国已发起5000万美元的募捐呼吁，以帮助8万4000多名灾民。

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希亚（Lila Pieters Yahia）星期一也呼吁国际社会：“现在是伸出援手帮助尼泊尔的时候了。”

韩美日自由之刃多域联演启动

Mon, 07 Sep 2026 05:50:24 GMT

2024年11月，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参加在东海举行的美韩日“自由之刃”联演。（路透社）

韩美日三国星期一（9月7日）起，在韩国济州以东、以南公海上实施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此次军演将持续至11日。

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联参）表示，韩美日主要海上和空中战力将参演。据悉，韩美日共派出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演。

韩国海军派出7600吨级宙斯盾驱逐舰西厓柳成龙号和栗谷李珥号；日本派出爱宕号宙斯盾驱逐舰（7700吨级）、朝日号驱逐舰（5100吨级）及P-1海上巡逻机、SH-60K直升机、F-15战斗机等。

美国海军本福德号宙斯盾驱逐舰（6900吨级）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本次联演，但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连续两年缺席。

韩联参说，三国通过此次联演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韩联参还强调，此次联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旨在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遏制及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

韩美日首脑于2023年在美国戴维营举行的峰会上就例行举行联合多域军演达成协议后，三国于2024年起每年举行“自由之刃”（Freedom Edge）联合军演。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已致300多人死亡

Mon, 07 Sep 2026 04:09:19 GMT

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阿尔卡达地区，一名也门国内流离失所者坐在自己的临时栖身之所内。（法新社）

也门政府军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间持续数日的战斗已导致300多人死亡，与此同时，数百户家庭为躲避战火纷纷逃离家园。

两名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官员告诉法新社，从星期六（9月5日）中午到星期天凌晨，政府军共有84名士兵丧生，其中大部分死于导弹袭击。四名胡塞武装军方消息人士称，同一时间有57名武装分子死亡。

双方为争夺通往红海的门户地带已经激战数日，这是自2022年7月停火协议破裂以来，也门这个阿拉伯半岛最南端国家发生的伤亡最惨烈的冲突。

周六，为躲避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Taiz）马克巴纳（Maqbanah）和贾巴尔哈巴希（Jabal Habashi）两地的战斗，流离失所的家庭纷纷在阿尔巴林（Al-Bareen）境内难民营避难。

法新社记者星期天看到流离失所的民众带着床垫、牲畜和其他随身物品，在该地区的另一个营地搭建临时住所。

来自马克巴纳的妇女哈桑说：“子弹从高处和低处朝我们射来。他们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我们带着孩子，甚至来不及穿鞋就逃了出来。”

根据法新社结合冲突双方各种军事和医疗来源统计，自胡塞武装发起攻势以来，已有300多名战斗人员和一些平民丧生。

另据新华社报道，也门政府军部队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此外，一名匿名政府军官员对记者说，胡塞武装6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三枚弹道导弹，造成在建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

俄外交部：日首相要求俄拆纪念碑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

Sun, 06 Sep 2026 23:05:26 GMT

这架从波多黎各圣胡安国际机场起飞的亚马逊货机，9月6日下午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地面多辆车辆。（路透社）

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地面多辆车辆，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并导致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关闭。

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亚马逊这架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运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说，这架航班号Prime Air 7598的货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国际机场起飞，星期天（9月6日）下午接近2时（新加坡时间7日凌晨2时）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

迈阿密国际机场发言人说，Prime Air 7598航班冲出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斜向跑道，目前停在机场西北端。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于下午3时关闭，地面交通管制生效。数小时后，至少有两条跑道重新开放。

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队队长说，部分遇难者被困在受飞机撞击的车辆中，现场火势“非常复杂”。在搜救被困在飞机内的正副驾驶员时，发动机舱也燃起大火。

他说，共有60辆消防车在30秒内到达现场。

迈阿密官员于6日下午新闻发布会确认，这起事故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五人受伤，其中三名伤者伤势危重。

美东时间下午3时，迈阿密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关闭。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在X平台贴文说，旅客需为航班严重延误或取消做好准备。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一架波音767-300型飞机。

21 Air尚未回应置评请求。

“杀人机器人”监管迈一步 128国就相关文本达一致

Sun, 06 Sep 2026 08:56:02 GMT

128个国家就界定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文本达成一致，为后续讨论制定国际监管条约迈出第一步。图为联合国位于日内瓦总部。（路透社）

（日内瓦法新电）近130个国家就界定俗称“杀人机器人”的致命性自主武器达成一致，为今后讨论制定国际条约、监管这类武器迈出第一步。

负责主持相关谈判的荷兰外长贝伦森星期六（9月5日）宣布，共有128个国家同意这份有关“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简称LAWS）的文本。

文本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公开。不过，长期关注这一议题的民间组织已经批评一些军事大国立场消极，试图削弱文本内容，也拖慢了国际社会制定更严格规则的进程。

随着人工智能（AI）和自动化军事技术快速发展，一些国家已开始研发和使用能够在没有人类直接介入的情况下，自行选择目标并发动攻击的武器系统。这类武器是否应由机器自主作出生死决定，以及一旦造成平民伤亡应由谁承担责任，近年来引发越来越大的法律、伦理和人道争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张，各国应制定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对这类武器加以限制和监管。

国际组织“停止杀手机器人”执行主任范鲁伊延指美国、俄罗斯及其盟友试图削弱此次达成的文本。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慈善组织Lex International也说，美国、俄罗斯、印度和以色列是启动正式条约谈判的主要反对者；巴西、爱尔兰和挪威则积极推动有关谈判尽快展开。

联合国成员国将在11月举行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相关会议上，决定是否进一步启动谈判，朝制定监管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国际条约迈进。　

AI热潮带旺晶片业韩国半导体补习班走红

Sun, 06 Sep 2026 08:32:48 GMT

AI热潮推高韩国晶片业薪资和奖金，三星与SK海力士成为年轻人争抢的“金饭碗”。（路透社）

（首尔讯）人工智能（AI）热潮带火了韩国晶片业，也推高行业薪资和奖金。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想挤进三星和SK海力士，首尔也因此出现专门培训求职者的“半导体补习班”。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类培训班教授半导体元件、晶片设计、质量管理和数据分析等知识，也会邀请前晶片工程师传授实务经验。此外，它们还会针对三星和SK海力士的招聘流程，提供简历修改和面试辅导。

一些机构甚至承诺，如果学员成功进入大型企业工作，不但可以退还学费，还能再拿到一笔和学费等额的奖金。

这类补习班走红，反映出AI热潮正在改变韩国年轻人的就业选择。同时，晶片需求大增带动企业盈利，也让员工收入跟着水涨船高。

今年5月，三星与7万8000名半导体部门员工达成利润分享协议。记忆晶片部门员工的平均奖金预计接近40万美元（约51万新元）。SK海力士去年也同意，未来10年把10%的营业利润分给员工；如果按今年预估盈利计算，员工平均奖金可能达到约50万美元。

优厚待遇也开始撼动医学专业长期以来在韩国学生心中的“黄金专业”地位。据报，在2026年招生季，多所名校与SK海力士合作、毕业后可直接就业的半导体专业，申请率已经超过医学院；医学院申请人数则减少近三分之一，降至五年来最低。　　

成均馆大学工程学教授权锡俊说，过去20年，医学几乎是韩国人眼中唯一既有钱又有社会地位的道路。但SK海力士的高额奖金打破了这种局面，如今许多家庭第一次把晶片工程师视为可以和医生相比的稳定职业。

晶片业的吸引力不只限于工程岗位。韩国招聘平台Saramin表明，一些文科大学毕业生甚至会隐藏自己的学历，去申请大型晶片企业的生产线工作，看中的就是更高的工资和更稳定的饭碗。

不过，教育界也提醒，半导体专业的热度仍与产业景气密切相关。韩国大型补习机构钟路学院负责人林成浩说，两年前外界还在讨论三星是否正在衰退，“没有人知道这一轮热潮还能持续多久”。

机上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并动粗美国男子遭“五花大绑”

Sun, 06 Sep 2026 07:25:24 GMT

一名男子乘坐一架美国航空客机飞往新泽西州途中，突然大声叫骂，并对旁人暴力相向，结果遭人用胶带“绑”在座位上。（取自社媒X）

一名男子乘搭美国航空客机从得克萨斯州飞往新泽西州时，突然情绪激动，并用种族歧视言论辱骂空服人员，结果被人用胶带“绑”在座位上，直到执法人员将他逮捕。

《纽约时报》报道，这名涉事乘客是67岁的伦丁（Arthur Lundeen）。他星期四（9月3日）晚上乘坐一架美国航空客机打算飞往新泽西州，途中突然大声叫骂，并对旁人暴力相向。　

两名乘客于是用束线带（zip ties）和胶带“制伏”这名男子。其中一名出手协助的53岁乘客奥莱尼克说，这名涉事男子起初对一名空服员大喊种族歧视言论。“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

这名男子后来与邻座乘客发生肢体冲突，首先击打邻座男子的笔记本电脑，随后掐住对方的喉咙。一名坐在前方的女乘客试图介入时，涉事男子也开始攻击她。

奥莱尼克这时与同事梅希亚从前方两排座位冲上前制止。奥莱尼克说，他负责压住涉事男子的双腿，梅希亚则坐到男子旁边，试图控制局面。

一名空服员随后拿来束线带，但即使双手已被绑住，涉事男子仍不断挣扎反抗。

奥莱尼克说：“我试着告诉他冷静下来，我们不想伤害他，只是希望他安静下来。”

不过，男子仍然不断剧烈挣扎、大喊飞机要坠毁，还咬伤梅希亚的手。一名空服员后来拿来胶带，梅希亚于是用胶带将涉事男子死死绑在座椅上，连他的头部也固定住。

过程中，伦丁不知何故也割伤自己，但没有大碍。

这架从达拉斯飞往纽瓦克的航班随后改道，于当晚10时许降落在巴尔的摩／华盛顿瑟古德·马歇尔国际机场。当地执法人员随后将伦丁带走，他隔天被控二级袭击和扰乱治安。

奥莱尼克说，航班在巴尔的摩改道降落后重新起飞，最终顺利抵达纽瓦克。目前尚不清楚这场暴力事件的起因。

美国航空公司在声明中证实这起事件。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展开调查。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过1160起乘客扰乱航班秩序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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